粥和饭,从本质讲,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论定:“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尹文端公曰:‘宁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

    食粥一事,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旧时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说他“有疏亲故属”,凡“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只有自己饥饿过,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裴子野与众亲友一齐捧碗啜粥,那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场面。

    同样,从郑板桥《家书》看到,给他弟弟的信里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

    由此看来,若曹雪芹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饫食”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它的地步。

    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吗?要饿得两眼发青,曹雪芹写不出《红楼梦》,郑板桥也画不出墨竹了。然而,他们过着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无疑问。在物质水平上,与大多数人相同,因此在认知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饱嗝,从无饥饿之苦,穷困之痛,也就难以与喝粥的中国大多数人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中国旧时文人,由于喝粥的结果,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们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虚无缥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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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录入:云海逸鸿    责任编辑:云海逸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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