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和饭，从本质讲，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论定：“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尹文端公曰：‘宁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

    食粥一事，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旧时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说他“有疏亲故属”，凡“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只有自己饥饿过，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裴子野与众亲友一齐捧碗啜粥，那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场面。

    同样，从郑板桥《家书》看到，给他弟弟的信里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

    由此看来，若曹雪芹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饫食”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它的地步。

    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吗？要饿得两眼发青，曹雪芹写不出《红楼梦》，郑板桥也画不出墨竹了。然而，他们过着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无疑问。在物质水平上，与大多数人相同，因此在认知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饱嗝，从无饥饿之苦，穷困之痛，也就难以与喝粥的中国大多数人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中国旧时文人，由于喝粥的结果，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们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虚无缥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