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本序·
《诗经》是产生于我国周代的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也是两千多年来备受推重的儒家经典之一，流传极广，影响深远。保存在《诗经》中的三百余篇诗歌，由于作者能够真实地述其所见、志其所感，又多用“比兴”的方法“托物言事”、“藉物抒情”，因而这些诗篇在广泛再现两周社会风貌的同时，也涉及到对大自然诸多“品物”的咏唱，其中包括许多草、木、鸟、兽、虫、鱼等。这是《诗经》三百篇一个触目的特点，也是历代学者《诗》学研究的一个特殊方面。早自孔子，就在肯定《诗》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功能的同时，也并未忽略其可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作用的方面(参见《论语·阳货》)。自汉以来，三国(吴)陆玑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宋蔡卞有《毛诗名物解》，明冯复京有《六家诗名物疏》，清陈大章有《诗传名物集览》等，都用力于对于《诗经》名物的考证、说明，做出了不同的学术贡献。
《毛诗品物图考》也是一本以阐释《诗经》“品物”为主要内容的专书。全书以流传相对完整的《毛诗》为底本，依次分成草部、木部、鸟部、兽
部、虫部、鱼部等七卷，每卷先列经文、传义，次及“郑笺”、“孔疏”、朱熹“集传”等，兼引其他著作，辨以己意，并绘图以作说明。全书虽然卷帙不大，却涉及甚广，释义简要，而且着意“写其图状，系以辨说”，很有自己的特点。
本书的价值，首先是在广作参订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诗经》年代久远，所载名物种类既多，又常见别称异名，难以确解。作者“遍索五方，亲详名物” (原书《跋》语)，在细审各种经学文献、子史著作以及医类图籍的基础上，比照同异，潜心斟酌，揭示出包括“毛传”、“郑笺”、“集传”在内的一批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了自己的新说，值得肯定。
其次，全书取名“图考”，即有意把考辨成果用图像表现出来，使阅读者开卷了然，又能收到“综见见闻闻之类，极形形色色之奇”的效果(参见原书卷首戴兆春《序》)，这就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形象性和可观赏性。粗略统计，书中各类草、木、鸟、兽、虫、鱼的图像，达211幅之多。这些图像，虽不是篇篇惟妙惟肖，却可以说大都用笔精细，描摹真切，多有可资欣赏、把玩之处。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 《诗经》名物图谱类的著作虽陆续出现过几种，但多已散失(参见书末《跋》语)，坊间偶见晚近的制作，则过嫌粗陋。就此而言，这本小书似乎也可以说是不可多得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还在于这本著作是出自一位日本汉学家之手。关于作者冈元凤，我们迄今所知很少。查书中屡见“享保中来汉种”字样(见《木部》 “言刈其楚”、“投我以木瓜”诸条)，似属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 (1716—1735年)年间或稍后追记之语；又书后所附浪速木孔《跋》语，谓撰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甲辰”年，相当于我国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准此，则全书的最终写定，必定就在这年或此前不久了。作者在18世纪中后期，能够抱着敬慎其事的态度，坚持阐释《诗经》的工作，不惜花费大量精力，说明中国经学、文学在日本的广泛影响，也显示了冈元凤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的源远流长。
作者自称“纂斯编”的目的在于“以便幼学” (《序》)，然而，由于全书具有如上所说的一些客观价值，传世以来颇受各方重视。在中国，光绪、宣统之际也曾不止一次被印行。然而，基于种种原因，却迄今还没有一个较好的整理本。有鉴于此，山东画报出版社特约请山东大学副教授王承略博士，在全面订正字句的基础上，酌予注明资料的出处，并作简要评说。原书图谱，则力求保存原貌，精意印制，以飨读者。
董治安
2002年5月25日于山东大学南园
·原书序一·
《五经》旧有图解，其用既多，而《诗》为其最。盖“六义”所取鸟兽草木，一动一静，一枯一荣，细悉纤浓，靡所不至，非有图解，则其言愈繁，其义愈隐矣。或曰，学者苟省察“六义”所取，以通达其归趣，则何必问区区形容哉?固矣!夫为《诗》也。夫关雎、驺虞者，物也；有别、不杀者，性也。诗人取以为义，则亦其义也。若欲知其义，而不求于其性，则将安乎取之?是故欲知其义者，先求于其性；欲求于其性者，先求于其物；欲求于其物者，先求于其形；其形不可常得，图解其庶几乎!《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此之谓也。今也架空设心，以为诗人博物，应定有其物，有其义，而果如各篇所咏，未可必用屑屑焉。根寻其然否，斯亦足矣。是犹矮人观场，从人啼笑，问之则曰：“前人岂欺我哉!”省察云，通达云，簾视壁听，居然隔一层焉。浪华冈氏元凤所著《毛诗品物图考》，辨紫朱于似，指獐鹿不谬，爬罗剔抉，殆无遗憾。顷日京板既成，邮书索言，予喜其有益于《诗》学不鲜，故序以告于学夫《诗》者如此。
天明四年甲辰冬十月五日，西播那波师曾撰并书。
·原书序二·
尝闻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士人束发受书，足不出户庭，交不出里巷，孤陋寡闻，所不能免，安得合天下之大，极庶类之繁，一一尽知其名象哉!有如四足而毛者，吾知其为兽也，然兽之名不一，即兽之象不一；二足而羽者，吾知其为鸟也，然鸟之名不同，即鸟之象不同。推之草木虫鱼，厥状各殊，亦复更仆难数，此多识之学，所宜亟讲也。《毛诗》三百篇，备兴观群怨之旨，赅政治风化之全，原不徒沾沾于一名一物之细，遂诏可毕乃事。然而圣学高深，不遗识小，儒生考订，历有专家，何得以其绪余而忽之!东瀛浪华冈氏元凤，著有《毛诗品物图考》一书，采择则汇集诸说，考订则折衷先贤，不特标其名，且为图其象，俾阅者开卷了然。综见见闻闻之类，极形形色色之奇，罔不搜采备至，诚有《尔雅》所不及载，《山经》所不及详者。吁!大观哉!学者由是而扩充之，则溯流穷源，顾名思义，因形象而求意理，因意理而得指归，虽欲贯通乎全诗不难，岂仅为博物之一助耶?将付石印，以公同好，问序于余，因为撮其大旨如此。
光绪丙戌年孟冬之月，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戴兆春书
·原书自序·
夫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诗》三百篇，触于物而之于情者也，而情岂有古今哉!自名物不疑，读《诗》者滞其义，或觉不近于人情，故名之与物，不可不辨也。世代变迁，异称殊训，注家所传，本亦不同。绿竹之猗为草为苞，隰有六驳或动或植，疑以混淆，莫之能正，末说纷纭，愈出愈乱，名之不明，物其竟晦矣。彼已愦愦，况我东方乎?讹传经久，沿习相袭，处乎千载之下，居乎万里之外，嗟亦难道也。世之学者乃谓古今之异，华和之分，何以能识而辨之，远道于此，非通儒之所为，盖其言则是矣。虽然，此言一出，其可识者均附之于不可识而止，诗之名物竟不可辨也。余惟泰媪之覆载，日辰之附丽，风云雨露之行施，河海山岳之流峙，今视犹古也。而夭者盘者，翔者走者，鸣而跃者，呴沫而潜者，蠢然蕃殖其间，岂又有古今异种哉!且夫我之于华，地方虽殊，风气极类，土产品物略备。夫著昏昏，传忞忞，苟能求焉，未有不合者也。订其讹，征其实，溯而洄焉，则视今犹古也耶，然后田畯、红女之喁喁乃可以见已。近世一二儒先称首及之，辨殆匡正，余便纂斯编以便幼学，固欲一览易晓，不要末说相轧。毛、郑、朱三家为归，有异同者会稡群书而折之，采择其物，图写其形，要以识其可识者耳，而不可识者阙如，庶为读《诗》之一助也。
浪华冈元凤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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