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苏门盛行作词论词之风。这种风气和当时词坛是息息相关的。苏轼继柳永以后登上词坛，追求一种与柳词不同的风格。苏轼有意提高词的品位，常常以柳词的低俗为戒， 他批评秦观道：“不意别后，公学柳七作词耶？”还把秦观和柳永相提并论，调侃道：“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实，秦观与柳永自有雅俗之别，但秦词气格不高、纤弱细腻，引起苏轼的不满。

　　黄庭坚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评苏轼《卜算子》云：“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他还非常重视词作情感的雅正，认为晏几道词是人品学问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等。晏几道用至诚至善的心态待人接物，其词不含世俗社会的一点杂质。黄庭坚称之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这和元代陆行直所说词的特质“正取近雅，又不远俗”（《词旨》）很相近。词就是用通俗的题材来表现高雅的情感，是一种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形式。

　　陈师道论词注重本色，认为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从本色出发，他推举秦观、黄庭坚为词坛典范，认为唐人尚用不及；还自诩他自己的词作，不在秦、黄之下。

　　晁补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辞，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晁补之评当世词人与李清照《词论》在评价词人范围、观点上大体是相近的。

　　张耒《东山词序》指出了贺铸词的两个特点：其一，贺铸词虽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其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贺方回乐府序》）其二，贺铸把博学业文之才与天理自然之情统一起来，化才学为清空，这是一个很高的词学境界。

　　苏轼的门生兼幕僚李之仪，也擅长论词，他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诗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师道殚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跋吴师道小词序》）李之仪所说的词“自有一种风格”、词难于诗以及对北宋词坛诸公的褒贬，对李清照《词论》影响很大。他所指出吴师道提高词品的途径，正是李清照论词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们不厌其烦的胪列苏门论词的基本观点，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李清照《词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就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其中以晁补之、李之仪对李清照的影响较为显著。李清照论词为什么出自苏门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游学于苏轼门下，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多与苏门诸君子、学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随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前辈词人的影响。所以，由她来荟萃苏门的词论是顺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继承前人的论词观点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这就是本色雅正论和宋词才学化的发展趋向，体现在她把北宋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对两类词人的批评和回护态度上。

　　词是音乐文学，一旦离开了歌唱的氛围，艺术价值要大打折扣。这正是《词论》一开始就谈到李衮歌唱技艺的原因。从本色歌唱出发，李清照把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对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词不仅仅要配乐歌唱，还要唱出雅正的情感来。晚唐五代的郑卫之音、流靡之变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国之音太哀伤，都不适合大一统王朝的时代气氛。真正的好词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经过宋初百余年的涵养，产生了第一位大词人柳永。柳氏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院，能移宫换羽，翻旧谱为新声，词作流传极广。但柳词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情。同时的其他词人，张先、宋祁、宋郊、沈唐、元绛、晁次膺等，格调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处，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影郎中”、“红杏尚书”之类。但他们总体才情不高，还不能成为当世的名家。李清照所谓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两点。符合这两点的仅有晏几道、贺铸、秦观和黄庭坚四人。就这些为数寥寥的“知之者”还各有一病，集中表现在运用才学上。晏几道多短章小令，纯任天籁，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观长于写情，运用才学的功夫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简单的改头换面，很少像苏、黄那样给传统的故实赋予全新的意义，达到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黄庭坚不愧为江西诗派的宗师，化用故实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词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笔墨劝淫”的产物。李清照对“知之者”，皆摘其短，无一人能够幸免。而对“不知之者”又比较宽容，在指出他们“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缺点之后，还发掘出许多优点。这些优点也集中在运用才学上，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因为他们学识渊博，贯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词就像是从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家王安石、曾巩的小词令人绝倒，也能把才学演化到极致。张炎《词源》承李清照之观点，认为王安石词和苏轼、姜夔词一样，也具有“清空”的特点。李清照指出的宋词才学化途径就是坚守词的本色雅正，汲取“不知之者”的长处，把二者融会贯通、扬长避短，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这很接近张炎《词源》的清空骚雅。

　　苏门词人之后，执北宋词坛牛耳者为周邦彦和李清照。周邦彦从词的创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运用才学的法度；李清照则从理论方面阐明了这个趋势。根据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没有什么交游，但他们在同一时代、从各自擅长的角度、殊途同归地指明了宋词的发展趋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词坛，才把这个趋向演化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形成一个声势空前的南宋江湖词派。正是在这一点上，凸现出了《词论》所具有的词史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