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是宋人诗话中最有名，对后代影响也最大的一部。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绍虞先生的《沧浪诗话校释》。截至1985年底，全国各地报刊共发表有关严羽和《诗话》的论文约60篇左右。1985年10月底，全国首届严羽学术讨论会在福建邵武市召开，又提交论文52篇。这篇综述，以近几年发表的论文为主，兼顾大会论文。

　　一、关于严羽的生卒年和生平

　　严羽，《宋史》无传，有关的生平资料传世很少，生卒年难以确定。

　　关于生年，主要有1174至1189年间、1192年、1195年左右、1189至1195年之间、1197年、1203年、1192年、1174年几种说法。有的主要依据交游和诗作进行考订；有的还根据历史事件进行推算。不少研究者都依据了严羽《促刺行》“人生四十未为老，我已白头色枯槁”来测算，但由于对该诗的系年有分歧，结论也就各异。

　　关于卒年，主要有1238或1239年、1240年或其后、1255年左右、1241年、1241年至1266年之间、1243至1248年之间、1260年之前几种说法。一些研究者利用《沧浪吟卷》前的序来推断，有的还根据严羽《送吴仪甫之合肥谒杜帅》、《剑歌行赠吴会卿》来考证，材料也基本相同，但结论仍不一致。从近几年研究的情况看，如果没有掌握新的可靠资料，生卒年的研究难有新的突破。

　　关于严羽的生平，朱东润推测他应过试但没有考中⑴，但许多研究者认为他早年实际上是隐居莒溪严坊，未曾应试。严羽曾避地江楚、漫游吴越，这一问题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漫游的时间和次数，意见不一。陈一琴认为严羽于绍定深秋避乱离乡，经赣、皖到建康、吴中，到达临安，绍定四年归乡，计三年⑵。陈伯海认为严羽于绍定三年春避乱离家，次年冬乱定归来，首尾两年，而且地点只限于江楚，吴越漫游在端平元年至三年年尾⑶。蔡厚示则认为，严羽游吴越不限于早年，他壮年、晚年都再去过。蔡厚示还根据《剑歌行赠吴会卿》一诗推断，严羽曾和吴会卿一起解扬州之围⑷；章廷泗也持相同看法⑸；但有的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

　　《诗话》的成书年代，也有不同看法。陈一琴认为完成于绍定五、六年间。陈伯海认为严羽的诗歌理论基本上形成于避地江楚之前，还乡后虽有增补，但基本理论并未触动。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当成书于理宗宝庆年间。

　　二、关于以禅喻诗和“妙悟”

　　《诗话》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以禅喻诗。

　　关于以禅喻诗的根源和时代风尚，郁沅《严羽诗禅说析辨》⑹指出，以禅喻诗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皎然，宋代这种风气很盛行。严羽之前的诗禅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苏轼为首，为自然创作论；一派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为模拟创作论。而严羽沟通两派，建立《诗话》的创作说。陈一琴还认为严羽之所以要以禅喻诗，是与江西诗派论战的需要⑺。

　　以禅喻诗，最引起研究者兴趣、分歧也最大的是“妙悟”说。

　　关于“妙悟”说的思想渊源，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妙悟”说的思想渊源是佛教禅宗的学说。陈伯海还说，“妙悟”说与先秦道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禅宗论悟和庄子论神是严羽“妙悟”说的两方面思想来源⑻。张毅则认为，魏晋六朝受玄学佛学的影响，“妙悟”说已产生萌芽⑼。

　　关于“妙悟”的含义，有以下五种代表性说法：1.吴调公《读〈沧浪诗话〉诗札》⑽认为“妙悟”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指创作而言，偏于灵感。一指鉴赏而言，能领略古人诗歌意境的，就算“妙悟”。严羽把灵感之悟看成“流”，把领略古人之悟看成“源”，从古人的境界悟入，自己写起诗来也就“妙悟”了。而本意似以启迪创作灵感为主。

　　2.王达津《论〈沧浪诗话〉》⑾认为，禅即形象思维，严羽所讲的“妙悟”，就是有极高明的想象力，有移情入景，即景生情的本领，能令心物交融，形成难以用言语讲述的境界。讨论会上，王达津《再论严羽的“妙悟”说》还指出，《诗辨》第一节即论掌握妙悟诗的艺术特质过程，实际是讲诗的艺术鉴赏也在“妙悟”。

　　3.陈伯海《“妙悟”探源》不赞同“妙悟”相当于形象思维这一科学概念的说法。他认为“妙悟”说确触及形象思维某些重要内涵，但它带有非理性的玄学色彩，倒比较接近于西方美学家所讲的“艺术直觉”，而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对兴象、韵味等的探索追求。因此，“妙悟”是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中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感受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理性的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

　　4.张少康《严羽及其〈沧浪诗话〉》⑿认为，“妙悟”本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思想，严羽借来作比喻，认为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即别材别趣）也是难以具体言说的，只能靠各人自己去妙悟：“妙悟”说有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色彩，但也有合理的内核。

　　5.李炳勋《严羽“诗道”观新探》⒀则认为悟一是悟诗道，一是悟生活：“妙悟”是诗道的关键。“妙悟”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和体验。他的根据是：严羽说过孟浩然诗比韩愈好，是由于孟在抒发由现实生活所激发起来的思想感情方面，总的说胜过韩。其次，严羽推崇盛唐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能感人的作品，《诗评》肯定的也多是深刻反映生活的诗。

　　禅悟有顿、渐之分，王达津认为严羽“妙悟”说是顿悟不排除渐修。张毅也认为，严羽的“妙悟”虽包括渐修，但最后重点还是直观顿悟，没有顿悟，渐修就失去意义。胡明《〈沧浪诗话。诗辨〉辨》⒁的看法不同，认为严羽借禅喻诗，惟取渐修之义。

　　对于“妙悟”说，近几年来的论文没有轻率加以否定。但“妙悟”说毕竟有它的缺陷，陈伯海分析道：“妙悟”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标举“别材”“别趣”的口号，提出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尤重在对超乎文字意象的诗歌内在神味的把握。而其缺陷首先在于只强调对诗歌艺术的直接感受和领悟，不重视理性思考的指导作用；其次是片面追求超乎文字意象之上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境界和韵味，相对忽略了境界和韵味所必须附丽的文字意象本身。最根本的，还在于脱离生活源泉来侈谈艺术感悟。

　　三、关于“别材”“别趣”和“兴趣”

　　《诗话》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以前有些研究者，把“别材”“别趣”和“书”“理”对立起来，指斥严羽反对读书穷理。近几年来的研究文章，都不同意这一观点。张文勋的《严羽》⒂解释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指学写诗要有一种特殊才力，这种才力，并不决定于多读些书，多有些学识：“别趣”，则说诗歌有一种特殊趣味，这种特殊趣味，并不是来自抽象说理。另一方面，只有多读书，多穷理，才能使“别材”“别趣”达到“极其至”的境地。这就涉及到诗歌的艺术特征问题。陈祥耀《〈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⒃也指出，“别材”“别趣”是针对宋诗弊病而发的，“别材”否定诗歌过分散文化，否定内容几乎与文没有区别的“材”；肯定不以书卷、才学、议论取胜，讲究“兴致”，有“一唱三叹”之美的“材”。“趣”，就是兴致、兴趣，讲究诗“别”于文的特性，其一是抒情，其二是含蓄。

　　梁道理《严羽“别材”说探微》⒄则从另一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别材”说解决“什么是诗人”的问题，而“别趣”说解决“什么是诗”的问题。“别材”具体到诗人的智能结构上是“识”，具体到诗人培养道路上是“悟”。“别材”说的诗学思想是在佛学的思想方法的启发下形成的。

　　讨论会上，郭晋稀、张士昉提交了《从中国诗论的发展看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涵义及其贡献》的论文。论文从源渊、时代、训诂、版本等方面对“别材别趣”说进行考察，指出“材”是诗中的题材事义，古人作诗，题材采自前人典籍，严羽反对作诗掉书袋，故曰“诗有别材”。“趣”即理趣，哲学谈哲理，散文可以有理趣，严羽以为文章与诸子不同，诗又与文有别，故曰“诗有别趣”。“别材”指诗的题材个性，“别趣”强调诗的思想个性。

　　与“别趣”紧密相关的是“兴趣”说。“兴趣”是否等同于“意境”，近几年来也有所讨论：1.蓝华增《〈沧浪诗话〉与“意境”》⒅、李炳勋《严羽“诗道”观新探》两文尽管对“兴”和“趣”的具体解释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兴趣”就是意境。蓝华增认为，《诗话》从四方面来论述意境体系：意境（兴趣）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与感情的统一，情与景的统一；意境（兴趣）形成的条件一是诗人的才能，二是生活感受，三是强烈感情；兴趣和体制、格力、气象、音节都从属于审美范畴，有主从关系，兴趣为主；对意境“透彻玲珑”“不落言筌”的表现原则。

　　2.张文勋《严羽》一文不同意“兴趣”就是意境的说法，认为“意境”是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艺术画面；而“兴趣”则是文艺作品给人们的美感，是属于主观的审美经验。

　　3.陈伯海《说“兴趣”》⒆认为“兴趣”构成诗歌形象或诗歌意境的一个侧面一种属性，而不同于意境或形象本身。从古典诗论中形象理论演进的历史看，“兴趣”说是陆机“穷形尽相”到王国维“意境”说的提出这么一个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没有严羽追求“兴趣”，就不会有王国维对“意境”的综合。“兴趣”是指诗人“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

　　一些研究者指出，“兴趣”说有它的缺陷，例如有忽视思想性的倾向；偏重含蓄，相对忽视了真切；在文学批评上也有复古主义的倾向。胡明《〈沧浪诗话。诗辨〉辨》认为，“兴趣”说专在“优游不迫”而不能包含“沉着痛快”。张炳勋持不同看法，认为“兴趣”说既适用于“冲淡空灵”的“王孟家数”，也适用于“笔力雄壮”“沉着痛快”等别的家数。讨论会上，黄昌年撰文不同意复古主义的说法。

　　四、关于“诗评”

　　严羽的诗评，是否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王孟？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论。近几年来的论文，多认为严羽并无崇王孟抑李杜的看法。不少研究者指出，严羽论诗标举盛唐，而盛唐诗人中尤其推崇李杜，书中有关李杜评论的条目很多，对李杜一些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也有所称引。严羽用“飘逸”和“沉郁”分别评李杜，也能概括两家诗风的特点。胡明《试论严羽的诗歌》⒇还从分析严羽的诗歌创作入手，指出严羽的诗歌尽管也学王孟、韦应物，但主要是学李杜。

　　在李白与杜甫的比较方面，不少研究者认为，严羽对李杜的评价，不分高下优劣。但周勋初近作《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21）提出新见解，认为严羽实际上把七律当作唐诗的代表体裁，崔颢《黄鹤楼》诗则介于古诗和律诗之间。《黄鹤楼》受到李白钦佩，而严羽将它推为唐人第一。严羽在鉴赏近体诗时追求“气象混沌，难于句摘”，因此在提倡盛唐诗时，便不赞成杜甫的精工的当格律纯熟的七律，而欣赏较多保留汉魏古诗浑朴气象的李白诗。

　　关于严羽诗评的偏颇，陈祥耀《〈沧浪诗话〉“别材”“别趣”说》指出，对卢同、皎然、刘言史、权德舆有所肯定，唯独没有肯定白居易的话；把孟浩然的成就归于“一味妙悟”未免玄虚；对“四灵派”、“江湖派”的抨击，不如对江西派有力，过分否定苏轼、黄庭坚的诗。

　　五、关于《沧浪诗话》的评价《诗话》在宋人诗话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后代的巨大影响，这个问题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问题是，《诗话》以禅喻诗的理论是不是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或者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色彩，尚有分歧。有的辩其有，有的辩其无，有的则认为不应轻易下结论。最近，李炳勋《严羽“诗道”观新探》则认为，严羽“诗道”观基本上是唯物的。

　　沧浪论诗，有没有脱离生活实际？《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严羽总的倾向是重视社会实际的。敏泽等看法不同。敏泽认为这虽包含重视社会实际的意思，但根本不是严羽的主导思想，这类意思在纲领性的《诗辨》中毫无涉及，其他部分也少见。因此，其主导思想是脱离社会实际的（22）。

　　近几年来也出现了某些从文学批评发展史的角度，或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诗话》的论文。朱金城、朱易安《试论〈诗源辨体〉的价值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23）认为明清两代论诗，几乎都旁及《诗话》，如高棅的初、盛、中、晚唐之分，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以及各种“神韵”、“格调”说，都与《诗话》有渊源关系。而许学夷《诗源辨体》基本上承袭了沧浪的观点，他在评诗时，常对沧浪之说加以申述补充，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诗话》的注释。讨论会上，黄鸣奋提交的《严羽刘克庄诗论辨析》、成复旺的《严羽的诗歌美学思想同叶燮的比较》，进一步辨析严羽诗论的特色，角度较新。

　　《诗话》的美学思想，近几年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皮朝纲《严羽审美理论三题》（24）从审美角度对“识”、“妙悟”和“别材”做了探讨。讨论会上，郑松生《严羽美学思想简论》从诗的基本特性，审美内容和审美价值，诗的创作规律，以及审美批评来论述严羽美学思想的独特贡献。

　　以上是近几年来对严羽及其《诗话》主要问题研究的概况。对于严羽和《诗话》的其他一些问题，也有不少论者涉及，但都未展开讨论。严羽及其《诗话》的研究方兴未艾，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

　　正文注释：⑴《中国文学论集。沧浪诗话探故》，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⑵⑺《严羽生平思想初探》、《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⑶《严羽身世考略》，《上海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⑷《严羽卒年及行踪略考》，《文史哲》1985年第3期。

　　⑸《严羽生平新探》，《南平师专学报》1985年总第5期。

　　⑹《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

　　⑻《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⑼《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4期。

　　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

　　⑾⒁《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1982年。

　　⑿《文史知识》1982年第2期。

　　⒀《文学论丛》第四辑，黄河出版社1985年版。

　　⒂《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⒃《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⒄《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

　　⒅《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辑，1981年。

　　⒆《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

　　⒇《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二辑，1984年。

　　（21）《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22）《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5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24）《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