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校园小说的发展历程及意识流变

 

“新青春派”写作,虽然不是从《三重门》的作者韩han开始,但韩han和他的书确实把这股潮流推向了一个顶峰。比韩han稍早一点的,已有郁秀的《花季·雨季》、肖铁的《转校生》、朱佤佤的《发芽的心情》、许言的《黑白诱惑》、陈朗的《灵魂出窍》等等中学生自己的“自画青春”作品;而在韩han之后,又出现了黄思路的《第四节是物理课》和《十六岁到美国》、冬阳的《雪球滚太阳》、张东旭的《我不骗你,我是天使》、林潇潇的《“高四”学生》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十六七岁,像冬阳还只有13岁。

就现今的校园小说,大致可分类两类:一是写健康、亮丽的青春,即以郁秀、黄思路为代表的所谓“新春派”,代表小说有《花季雨季》、《十六岁到美国》等;另一类恰好与之相反,他们写的却是病态的青春,以韩han、肖睿等为代表,其代表作品有《三重门》、《校园检讨书》等。而这里所说的校园小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校园小说,我们讨论的仅是反映中学时代生活的校园小说,并且由中学生自己写自己生活的小说,因而是狭义的。而大学生出书在当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似乎是受到鼓励的,自然不会引起什么争议。这里,我们将通过对建国以来不同时代的校园小说的代表作进行比较,反映出青年一代的意识的流变,从而折射出我们的时代的发展。

王蒙的《青春万岁》,可以看作是50年代校园小说的代表,可以说是最早的校园小说的代表,虽然王蒙写作时已非学生,但年仅19岁,刚走出校园,其作品也基本以学生的眼光去看学生时代的生活。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发表,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六、七十年代中学生们或忙于文斗武斗,或忙于上山下乡,没有人再去或敢去眷顾文学,80年代,大家都忙于高考,太渴了就去读读金庸、琼瑶们,也没有人出来做代言人。直到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深圳,一位16岁的女孩郁秀利用高中时期的暑假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季雨季》,才给青少年朋友们送上了他们自的大餐,一时,花季、雨季就成了青少年的代名词。而在世纪之交,韩han却在课堂上写出了《三重门》,成了世纪末的中学生生活的代表,一时争议四起,莫衷一是,而韩han也被树立为“反对教育制度的小混混”形象。

《青春万岁》、《花季雨季》、《三重门》,都是反映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且都轰动一时,可算是建国以来各时代校园小说的代表。然而,时代不同,作者心态也不同,呈现给我们的生活也不同。50年代王蒙的《青春万岁》可以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90年代郁秀的《花季雨季》则渴求用更现实的眼光年看待青少年和他们的成长,而世纪之交的韩han的《三重门》,则似乎含有了更多生活主义的东西。

翻开《青春万岁》,扑面而来的是“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青春誓言,我们也不免为之热血沸腾。作品中几乎每个人物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作品中充满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也充满着青少年学生的理想和热情:他们的话语是那么的富有朝气,他们的行动是那样的富有活力,似乎他们不是在“走”,而是在“跑”或“跳”。当然,他们同样有青少年成长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诸如早恋、学习、家庭及社会影响等,但他们都能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指归,调整自己的思想言行,使其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

《青春万岁》的主流是激情的,理想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即使有忧郁的个人的内涵的东西,也能比较容易融入大局的时代洪流,而这种忧郁的个人的内心的情愫在融入的过程中则沉淀净化,升华为诗意,这种诗意则以乐观主义为主导。

《花季雨季》中并非没有理想主义色彩,在萧遥、谢欣然等人身上就有许多理想主义的东西,他们顾全大局,也不乏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境界。但作者着墨的远远不只这些,在孩子们眼中,原本圣洁的老师早已不是高高在上,他们也有烦恼,也有功利,也弄虚作假作假,甚至不乏几分卑琐,但学生们却“理解”甚至“包容”他们的老师,如同学们为配合老师上公开课而进行的预习演练即是明证。然而,这并不影响老师的形象及师生之间的亲和,甚至有女生暗恋他们的老师。

同时,《花季雨季》所再现的当代中学生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理想主义固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实用主义(如余发)也无需躲躲藏藏,即便个人主义(如陈明)作者也并非要对之矫枉过正或宣判死刑而打倒之。青少年渴望证明的是他们自身成长中所伴随的一切――包括恋爱,都是正常的。他们宽容成年人,而成年人却小看他们,因而《花季雨季》让人们了解:原来学生们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幼稚。

而韩han的《三重门》与前两者却大不相同,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显然不及前两部广,然而,论批判的锋芒,似乎又是前两部所不及的。作者少了青少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却多了成年的复杂和冷峻。50年代北京青年王蒙是乐观的,自信的,理想化的,90年代的深圳中学生郁秀则是务实而明快,而到了跨世纪的上海中学生韩han这里,却表现得尖酸刻薄,又充满调侃揶揄,甚至老辣超凡。至于主题,作者并不刻意追求,还自言因为玩语言,导致小说内容空洞。当然,在玩语言的背后,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对现今教育弊端的针砭。在作者笔下,教师显得平庸无聊却装腔作势,废话连篇,写老师与学生的隔膜,校长的官僚主义及应试教育下的沉闷的校园生活。最终,是分数把萌生爱情的一对青年学生(Susan和林雨翔)活活拆散了……

在韩han的语言体系中,我们找不到王蒙式的抒情诗,也看不到郁秀式的散文风格,似乎,韩han过于早熟,过于早慧,他似乎不像一个中学生了!?

同是反映高中时代的作品,风格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很显然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青春万岁》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在他们一代变为现实,这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人第一真正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站起来了”的骄傲与自豪溢于言表。作为同龄人,王蒙不仅亲历了这一切,而且他还是新中国解放的参与者,解放前夕,他已经是一名“少共”,因而作家内心的澎湃的热血自然不同于一般同龄人。而《花季雨季》的出现,应该感谢改革春开放的大气候和深圳这块充满创造力的热土,它使中学生的思想更为活跃,也少了保守,而且他们向这个为成人垄断的世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作为转型期的特有的多种意识共存的局面。《三重门》则出现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并相对发达的上海,应试教育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作为受害者,韩han最终发泄了他的不满。

中学生的校园小说,本来就是最自然的,所受的概念束缚也最小,没有刻意的追求,那种“真”可以说是专业作家也不能及的,而《三重门》表现的早慧、老练,却颇使人惊异,其“成熟”也让人有些不安。然而正象作者所说,自己的小说“内容空洞,主人公基本没干什么事,就这么混混沌沌过着,但这就是生活。”也许,这就是生活,也许,其中确有着作者的思考。

从王蒙的理想主义到郁秀的务实主义再到韩han的无所谓的“小混混”似的生活主义,我们的青少年似乎从幼稚变得早熟,也从明朗变得混沌,这是应该喜,或者是忧,我们并不能简单下结论。

 

四、“韩han现象”的成因

 

从恢复高考以来,考试成为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最佳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确实是再公平不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突出。接受过应试教育,经历过中高考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应试教育的缺陷。虽然考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由于教师素质局限及高考弊端的不断暴露,应试教育对人才个性的扼杀也日益严重,以老师为主导,以高考为指挥棒,高考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只能学什么,学生只是学习的机器,没人顾及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没人顾及人的个性,死记硬背,题海战术,也极大的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应试教育的统一成才模式,和单一价值取向,让个人爱好和个性发展几乎成为不可能。而一切为了考试,一切为了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使考试变得完全量化、枯燥而没有意义,也使学习变得没有了意义。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韩han所收到的那张关于他的文章的分析的试卷,其中有一道问题是:韩han的文章到底选自以下那个大赛,A:全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B、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C:新概念首届全国作文大赛。韩han辛辣地说:“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是伟大!”

幸运抑或也是不幸的是,韩han之流从小读了不少的书,过早的学会了思考,于是,他不甘心被这种死板的应试教育愚弄,他希望按自己的路走,不希望成为这种统一模式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于是把自己作为教育的对立面,成为反教育界的“小混混”,并将这种反叛诉诸笔端。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成就。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随着物质的丰厚,精神的缺失,金钱崇拜,享乐主义等观念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从而更大的影响了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在大人们开口即是谈赚钱的年代,我们的青少年不能不认为钱确实是个好东西,而在这个以钱为中心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更多冷漠,更少真诚,更多利用,更少交流也是不争事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少了以往的热情,多一些浮躁,多了一些冷漠或者无所谓,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时,这一群所谓“新新人类”一开始就被置身在激烈的竞争中,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还未走出学校的,他们就已经感受到现代社会竞争的激烈,而大人们也有意无意的给了他们许多压力,这有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但他们并不一定就只是逆来顺受,于是,他们常常以反叛、寻求刺激来找到解脱或突破重围,寻找自我。而另一方

面,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电视、网络等媒体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小小年纪就开始了戏剧所编织的梦,在广泛的接触社会、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莫辩良莠的吸收了许多东西,让幼小的心灵过早的接触到一些“成熟”东西,所谓的“新新语言”体系,也许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形成了。

商业利益也驱使了“韩han现象”的出现,出版社从“小鬼”这里获得了不菲的利润,而他们自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出名、得利,韩han获得了丰厚的版税,还有7名中学生得以免试入大学,这也促使了所谓的“晚晚生代”的学生们都拼命想在拥挤的文坛站住一脚。但这种商业行为却让孩子们变得更加狂妄,更加浮躁,也使那些本来就十分幼稚的想法、每一个孩子都会有的叛逆走向极端。当前,由于片面地赞扬所谓创新、个性,使整个社会文化越来越浮躁,怂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年轻一代在“泡沫上舞蹈”

正是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韩han,出现了韩han一代,于是《三重门》就这样诞生了。

而《三重门》的畅销,却令人如对神话,一个小孩子模仿而成却并不成熟的小说,竟能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这一事实当然有着很多方面的原因,它确实反映了部分中学生的真实生活,因而能引起部分同龄人的共鸣,但其中,媒体可以说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邓小平同志就在《同文化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提出了“文化也是一门行业”11的论断。于此,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而文学当然是这门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进入市场,必然带来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90年代以来,文学观念出现多元化趋势,这对文学功能与价值涵义都有了拓宽和深化,文学不再只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它还有着娱乐、宣泄、消闲、审美、交际等功能。而文学的市场化也不可避免的使文学蒙上了炒作的影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出版商的策划和操纵,于是,媒体开始介入文学批评,并取代了正规的文学批评,而作家,也越来越明星化,人们对于作家,不仅关注其作品,也许更多关注的是作者本身。于是,在每一个畅销的少年作家的作品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离奇的故事,或者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正是追求市场效益形成了作家与文学作品的流行化,于是,“王朔现象”刚刚过去,“美女作家”又已登场,而这一时期,流行的就是“校园作家”。而策划、推销、包装、炒作、吹捧等商业化操作已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校园作家”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成熟”,一个比一个反叛,少年作家背后的离奇故事,往往比作品本身更能吸引人,甚至出版社在发行《三重门》时,还不忘了贴上一幅照片,写上“这个男孩有点酷”。恶意的炒作使“韩han现象”更多的成为了一种追逐利益的商业现象,从而也失却了“韩han”本身仅有的意义和说服力。

对于作者本身的炒作,是出版商利用人们猎奇心理而追求市场效益的手段,人们关注所谓的“美女作家”,于是才有了其作品的畅销,韩han,也被树立为“反教育”的“英雄”,人们更多的是希望知道韩han,知道他是怎样的不爱学习,发泄自己的不满的----对学业沉重的不满,对教育的模式化的不满,看到他如何“成功”。正是这种对不满、压抑的渲泄,吸引着许多学生,从而有了《三重门》的畅销。而在《三重门》的畅销中,有着一种情绪,一种反叛的情绪。

经过媒体的包装与炒作,《三重门》畅销了,韩han获得了丰厚的版税,还买上了自己心爱的跑车,于是,一些家长和孩子也坐不住了。曹文轩在《三重门》序中说这是成才的“另一种可能性”12,许多中学生也开始寻找另一条路了,于是纷纷效仿,不单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也成了出版商们赚钱的工具。于是,所谓的“韩han现象”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对教育的不满,并不是从韩han开始的,所谓的“偏才”,又何止韩han一个?与韩han同时的高中生满舟在计算机黑客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并在17岁时写出了20万字的《黑客攻击防范秘技》,还担任了三家网站的CEO,其它功课也很差,然后去复旦大学了;而同样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而出名的有7位中学生被免试上大学,他们中不少人也正在写大部头作品,虽一夜之间名播全国,却并没有引起这样大的争论。而韩han却拒绝了复旦大学伸出的橄榄枝,于是更多人只知道韩han。

也有人认为,当前的中学生写书、出书热,缘于新概念作文竞赛。确实,新概念作文竞赛催生了一批少年作家,韩han,金今等都是其受益者,而同时也让许多中学生迷失了方向,在这个普遍浮躁的社会,他们也有些经不起诱惑,希望一举成名天下知,并不能很好的衡量自身的实际情况,纷纷希望在自己身上找到特长,像韩han那样挖掘“潜力”。

新概念作文竞赛于1999年由《萌芽》杂志社与北京大学等7所著名高校联合创办,其初衷,当然是为了培养、提倡创新能力和想象能力,不拘一格,发现人才。然而,当人们发现靠写作文能加分上大学后,就有了很大的诱惑,与功利相连,新概念作文也变了味。望子成龙的家长、憧憬大学生活的学子,纷纷想通过钻研新概念作文的写作套路和模式来达到上大学和出名的目的,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作文培训班、新概念辅导丛书也应运而生了。于是,我们也不再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会变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也真正知道了人的悲哀:聪明的人们并不是从基础上充实自己,那样太费时间和精力,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不能不有些浮躁,他们总要找到捷径……由此也可以想像,我们的教育改革,甚至我们的体制改革,也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多学生似乎也于新概念作文竞赛中发现了“自我”,于是过早的把自己定位为作家,忙着写作、出书,这本也没错。然而在众多的诱惑下,良莠莫辩的中学生,能做到宠辱不惊的,恐怕不多。

 

五、尘埃落定后的反思

 

“韩han现象”,到现在可以算是尘埃落定了,至少也算告一段落,余下的人们就只有翘首以待了。至于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垃圾,是泡沫,抑或是金子,我们也只有拭目等待,所谓“吹尽狂沙始到金”,时间会做出最公允的评判。

然而,正像韩han自己说的,他至少会,其实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反思我们的教育,反思我们的社会,这也是“韩han现象”的最大的意义了。也许,我们的社会中,确实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也确实需要有个性的冲击。而另一方面,韩han也以其低龄成就了一种“低龄效应”——低龄化的创作与阅读共同促进市场繁荣的效应,这是“韩han现象”的另一个作用,它也许会引出一批新人,为人我们文坛注入新鲜的活力,希望更多的不是泡沫。

对于我们的教育界,确实是反思的时候了,也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了。许多人在讨论中对其弊端一带而过,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确实做出过不少贡献,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是由1905年前清废科举兴学校后,逐渐采用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并吸取苏式教育演化改革而来的新式教育,它有着很大的科学性。但在这个要求创新、呼唤个性的时代,它又有着太多的桎梏,其既定的单一的成才模式化忽视了人的个性,也忽略了因材施教的重要原则。而应试教育下的生硬枯燥的学习极大扼杀了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这当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能取消考试制度,不论是西方教育,还是苏式教育,严格的考试都是其基本的制度,但“重要的是一切事情的作法要完全公开”13,即真正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我们的症结却在于考试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凡是不考的课程就不好好学,甚至不学,由此也带来的试题及其答案的越来越烦琐、偏僻,分割得越来越细,即越来越量化,甚至把不能量化的量化了,而高考hei幕的不断出现消解了公平的原则。

教育当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其目的就在于培养祖国下一代,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我们的体制本身还不完善时,存在弊端是在所难免的,任何物都是在改进中不断完善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教育自身也感受到极大的不适应,也不断进行着革新,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教师素质和社会普遍素质等实际情况的限制,它并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框架,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当然,韩han并不足以撼动我们的教育,他是个别的,并不具有说服力的,他所提出的,也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在我们的学生中,还有很大部分是成绩优秀却不乏特长的,黄丝路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好的代表,因而发展特长并非必须以牺牲其他科学业为代价的,相反,各方面的优秀,会使特长犹如锦上添花。但这确实是一个存在的现象,韩han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为这样的个别人才,我们也应该有个别对待的机制,而不能只是回避,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只有在不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中来改进和完完善。

有人以为,如果韩han是体育特长或足球天才,或者他是优秀的琴童,或杂技演员,恐怕也不会引起广泛的争议,因为这已成为了普遍的现象。有人说,这就是我们的体育或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原因。这或许是事实,但这究竟是不是理由,其本身是否真的正确,我们也不能肯定。其实,较完整的教育,较高的素质,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异类”或“偏才”的理由,不管是在学习或在今后的工作中,压力总是难免的,事情也不能尽如人意,机能在压力下能全面发展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它在我们的人生中途中也是宝贵的财富。钱仲书数学得零分并不是他的骄傲,而是他的不足,更不是我们效仿的理由。何况,文学本不同于其它,除了天赋,它更需要深厚的功底、广博的知识,需要生活的积淀,来不得半点浮躁。

邓小平同志也确实说过“文化是一门行业”的论断,但他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艺术生产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并一再强调要考虑“社会影响”,“人民利益”等,即社会效益高于市场效益。然而在今天,却是市场决定行为,只要有市场,人们不再考虑社会效益,不再考虑是否对公共有害,恶意的炒作,曲意的迎合,甚至拙劣的盗版,都有是明显的利益驱动原则的产物,这也不利于文学,更不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人的成长有其固有的规律,违背规律而拔苗助长,就会贻误人才。媒体炒明星,把媒体与市场经济规律结合起来,未尝不可;媒体炒“神童”,则违背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古代就有方仲永到处炫耀诗作而不学习,最后“泯然众人矣”的教训。人才生长的“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人才的成才是来不得半点虚浮的。媒体、家长如果硬“炒作”、“包装”出“神童”,可能得利益于一时,但付出的可能是孩子一生的代价。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炒作“神童”成为风气,那么更多的青少年就没有耐心去扎实学习,而早早地去忙着写书、出书或搞研究去了。因此,媒体、家长和孩子要冷静、客观、负责地看待“神童”现象。媒体也应为“神童”负责,为成千上万的孩子负责,而不是去炒作“神童”,去包装“神童”。家长更要放平望子成龙的心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孩子的成长,如果教育、引导不当也不会健康成长,小时候表现一般的孩子,经过科学地教育和培养也能成就事业。牛顿、爱因斯坦、陈景润、爱迪生小时候都不是神童。青少年自己要正确处理全面发展和发挥特长、打基础和成就事业的关系,扎扎实实学好知识,为成就更大的事业打牢根基。

而对于韩han的同龄人来说,韩han实在不是榜样,更不是反叛教育的精神支柱,我们的教育也并非已到十恶不赦的地步,它其实有着普遍意义上的合理性,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有效的成才方式,而不能在那些恶意的炒作中迷失了方向,毕竟,韩han只是韩han。文坛上的前辈王蒙也在19岁就写出了著名的《青春万岁》,而今也成了文坛的核心力量,然而这与其自身的努力和天赋分不开。而且,他的《青春万岁》由于种种原因,到了79年才得以出版,这也让他能够免受外界干扰、很好的生活。因而,今天的“韩han们”也不要为无休止的炒作所迷惑,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是很重要的。

另外,也许我们已习惯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成才模式,习惯了自谦,于是,对于韩han这样的所谓“异类”的出现深感诧异,竟然口出狂言,似乎有些大逆不道,却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面对,不能正确的接受并加以引导。在这样一个仍然比较传统和保守的文化背景中,张扬“个性”也会付出代价,韩han是少数的“成功者”之一,其中多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阵亡者”,因而他们自然有着巨大的压力,也更能感受到生活的另一种真实,于是,在韩han那些所谓“冷漠的一代”,文学远离了理想主义,远离了抒情散文,还原到了生活本身,颇有几分无所谓。但是,真的作者就是甘于堕落、不思进取的吗?真的他们就那么“冷漠”吗?也许,其间或许正渗透着作者的思考和努力。或者,我们也应该考虑,是什么让小小年纪的青少年如此“冷漠”。

而今,喧嚣一时的“韩han现象”归于平静了,人们在激动之余,也开始了沉思,这也预示了“韩han们”和“韩han现象”的结局:最终只能回归理性,泡沫破灭之后,只有真正的优秀才能生存。尽管在一定时间内,这还会存在一些影响,目前图书市场上还在热销着18岁肖睿的《校园检讨书》、被称为“中国少年人第一部智性之作”的17岁胡坚的《愤青时代》,而无论是《校园检讨书》对于教育现状的讽刺,还是《愤青时代》中透露出的沉重的幽默,也显示了少年作者们开始走出“冷漠的一代”的牢笼,往现实关怀的大道上奔去。而新近出版的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残酷青春小说的春树的《北京娃娃》,可以说是少年激情写作的最好代表……但喧闹的“泡沫”终会散去,时间会证明一切,是金子总会发光,也只有金子才能很好的发光。

社会总是在突围与反思中向前发展的,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目前正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经历了改革的冲击,社会也正一步步回归冷静,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进一步完善,社会日益秩序化,不管教

育或是文化,甚至社会,都在探寻着符合自己的路。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泡沫,也进行了许多的反思,社会也必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完善而不断完善。

“韩han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在信息时代,人们积极关心

世界的发展,本身就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韩han现象”的讨论,相信人们,包括青少年们都会变得成熟,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而社会也会从各方面进行反思,从而不断完善,最终走向成熟!

 

注释:

①韩han:《三重门》 作家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②《 26岁的郁秀:太阳鸟飞过花季雨季》《中国青年报》2000年12月15日

陈旭:《少年出书悠着点》《经济日报》 2001年2月2日

④杨东平:《“青春综合症”还是“校园综合症”》南方周末 2002年5月9日

⑤曹文轩:《<三重门>序》作家出版社  20005月第一版

⑥刘绪源:《评<三重门>》《中文自修》 20018

韩han:《穿着棉袄洗澡》《新民晚报》1999118

⑧韩han:《<零下一度>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⑨王珲:《谁将左右韩han》《三联生活周刊》 2000年8月30日

⑩《“韩han现象”:泡沫上的舞蹈--透析“韩han现象”》《科学时报》 2000年8月24日

11.何镇邦:《九十年代文坛扫描》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一版  第3页

12. 曹文轩:《<三重门>序》作家出版社  20005月第一版

13.罗义俊:《韩han现象不利于正常的教育秩序》《探索与争鸣》  20008

 

参考资料:

1.韩han:《三重门》作家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2.韩han:《零下一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3.王蒙:《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第七版

4.郁秀:《花季雨季》海天出版社 1996年月10月 第一版

5.韩仁均:《儿子韩han》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6.刘绪源:《评<三重门>》《中文自修》 2001年8期

7.王兴武:《<青春万岁>、<花季雨季>、<三重门>之比较》《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9日

8.罗义俊:《韩han现象不利于正常的教育秩序》《探索与争鸣》  2000年8月

9.白烨:《2001 中国文坛纪事》漓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10.胡乐乐:《“韩han现象”批判的批判(上、下)》新浪文教  2000年9月25日

11.杨东平:《“青春综合症”还是“校园综合症”》南方周末 2002年5月9日

12.利明:《〈三重门〉里的三重早衰》《北京晚报》2000年12月20日

13.俞义:《俺也来说说<三重门>----评<三重门>》中华读书网  2002年月4月16日

14.何镇邦:《九十年代文坛扫描》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一版

15.陈淑玉:《校园文学作品热销“少年军团”大闯文坛》北京晨报2001年3月5日

16.《“新都市一代”的成长史》南方都市报  2002年5月16日

17.白烨:《个人化演进个性化凸现----2000年文坛一瞥》新浪文教 2001年1月3日

18.《文坛“小鬼当家”愈演愈烈》《北京青年报》 2001年7月31日

19.徐鲁:《“新青春派”写作:逃离与释放》 中华读书报 2001年5月30日

20.杨林:《“韩han现象”中国教育的误区》《深圳周刊》2000年11月6日

21.《天才少年被迫休学引起风波》《哈尔滨日报》2000年6月7日

22.丁小平:《韩han休学引发争议》《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2000年6月19日

23.杨东平:《透视“韩han现象”全面发展还是个性发展》《中国青年报》2000年7月5日

24.王珲:《谁将左右韩han》《三联生活周刊》 2000年8月30日

25.滏阳:《别炒“神童”》《大众科技报》 2002年3月18日

26.毛丹青:《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图书市场的前景》 《羊城晚报》 2002年1月2日

27.《“韩han现象”:泡沫上的舞蹈--透析“韩han现象”》《科学时报·成才导刊》 2000年8月24日

28.新浪文教 http://edu.sina.com.cn 系列评论

29.人民网 http://www.peopledaily.com.cn 系列评论

   

     

 

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论文写作是大学里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才感到了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和继续学习的必要和紧迫,也给自己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青少年成才是一个关系着祖国未来的大问题,教育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也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然而,当前市场经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也不可避免的影响着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因而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有着理论意义,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选择这个课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在董宇老师的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我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从最初的选题到论文主体框架的确定和立意的提升再到文稿的审阅修改无不凝聚着导师的心血,论文几易其稿,最终得以完成,完全得益于导师的悉心指导、点拨、斧正。由于本人学术功底及知识储备的限制,文中不免存在缺陷和粗陋,也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最后,谨以最深的敬意,特别感谢董宇老师对论文写作的悉心指导及系领导的大力支持。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于长春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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