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以唐代为对照，唐诗中，“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盖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稳称身”……都是以首饰、华丽的装饰等突出美女的姿容；面容化妆也多种多样，有“春日凝妆上翠楼”、“云鬓花颜金步摇”的浓妆，也有“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淡抹，甚至还有“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的 “时世妆”出现，真令“后现代”扮“酷”的“新新人类”都要自叹弗如。而时至明代，则转而推崇“一珠一翠，一金一玉”、“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等，如果女子佩戴了较多首饰，不是被评价为“簪钗行列，倒插满头，何异卖花草标”，就是“但见金而不见人……是以人饰珠翠金玉，非以珠翠金玉饰人也”；化妆则务求“微施粉泽，略染猩红”，否则，过分装饰，如“丹铅其面，粉藻其姿”，或者不讲究化妆方法，例如染唇，应“一点即成，始类樱桃之体，若陆续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长短宽窄之痕，是为成串樱桃，非一粒也”则均为不雅。 

　　值得注意的是，明文人对戴珠顶翠的否定并不是因为经济拮据，李渔就曾说过，“簪珥 不可不求精善”、“富之家，无妨多设金玉犀贝之属，各存其制，屡变其形，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尝不可”，至于妆容应该是何种模样，更是单纯的审美问题。可见在其时文人心目中，女子最美的妆饰效果就如淡墨写意画一般，重淡雅忌繁琐。

　　唐代女性以丰满、健壮为美，保持天足，而大约从五代、宋以后，兴起缠足之风，在明代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风气，文人笔下不时能见到对“三寸金莲”的描绘与赞美，鞋袜也以烘托、装饰、强调小脚为目的。如“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等论调，与“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等审美理想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