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人将审美理想寄予女子服饰，而又不见像杜甫《丽人行》那样微言大义、讽喻现实的名篇，甚至一直到晚明，也没有等借先朝故事或生活细节感世慨怀的作品传世而中唐之后，这样的诗文数不胜数。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社会给人的桎梏。

　　有人曾说，自古对知识分子防范之严，莫若明清。斯言极是。明初朱元璋大行分封，规定朱氏子孙世代享受特权，给亲王、郡王、公主、驸马等人高得惊人的年俸，相对的却是菲薄得惊人的官俸：亲王年俸有一品官员的十倍之多，县令更是每年只有不足亲王的百分之一的收入。由于皇庄势力恶性膨胀，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景：倾全省之力，不足供俸皇族禄米一半，一般官吏的俸米则经常被拖欠参见《明史·食货志》。

　　官俸既薄，百官的命运却往往朝不保夕。朱元璋在位时几兴大狱，就是要将功高震主的大臣一网打尽，后来皇朝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屡次大行株连，每次被害的都以数万计，又相继建立东厂、西厂，成为专门的特务机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监视百官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文人出仕为官的热情大减，而且平时也不敢直刺现实，免得一不小心招来杀身大祸；再加上当时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生活趣味也渐渐影响到文人阶层，他们在诗文中细细体味生活各层面的美感，致力于“安全”领域的研究，由此，像《天工开物》、《园冶》、《髹饰录》等一大批论述手工艺的著作在明代问世可谓水到渠成，文人们选择女子服饰来做议论，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