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红楼梦》时，还没有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可以肯定，曹雪芹心中如果有一部文学史，是绝写不出《红楼梦》的。反过来说，一旦诞生了文学史、文学观，也绝不可能再有作家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奇书了。我的安徽老乡胡适说过：“《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他的意思无非想说，《红楼梦》是不符合现代文学观的。

　　文学作品本来就诞生在文学之前，没有文学也并不表明就不诞生好的文学作品。“红学”同样如此，没有红学，可能对《红楼梦》的研究会做得更好。说到红学，又不得不说到胡适，是经由他之手，红学才获得后来名正言顺的学术地位。红学本来是为了讥讽晚清“经学”风尚，而送给“红迷”们的一个绰号，就像我们今天说“海(岩)学”“琼(瑶)学”一样。可是成了学问，挤进来的并不都是《红楼梦》的“粉丝”了。无论是“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后来的“阶级斗争派”，几乎没有人拿真正的文学眼光来研究《红楼梦》，只不过在借它说事。一个红学研究者在红学界地位的确立，也不是依据他“研红”的学术水准，而是根据他在其他领域的文化影响。所以一旦说起红学就必然要说起胡适、蔡元培等等诸人，因为这些人的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对《红楼梦》的热爱，才变相地确立了红学的地位。

　　“红学”从它成为一门学术之初，就是一门伪学问，它是一些文化大家在研究学问之余，为了显示自己的闲情逸致的一种杂耍。后来“阶级斗争派”出来后，它与政治挂上了钩，才越发红火起来。发展到今天，成了一门“四不像”的学问。《红楼梦》本来是一部文学作品，研究它的却大多是一些历史学家，这本来就是此学问的荒诞之处。不过一个红学倒是养活了许多人，花了很多纳税人的钱。我认为，所谓的红学，不仅没有使《红楼梦》这部巨著的文学精神在公众生活中发扬光大，反而使人们对之望而生畏了。

　　除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外，红学从来与公众生活无关，也不想有关。因为有闲阶层才能像他们那样研究《红楼梦》，他们通过红学想确立的不过是一种传统精英意识的姿态，他们努力做到的不过是让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生活彻底隔绝。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他要彻底涤除与清理这门伪学的残余，那些所谓的红学家们当然恼火。

　　这次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刘心武。刘心武三部《揭秘红楼》，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无法归类的，更是所谓的红学所无法归类的。说它们是文学，我想肯定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不会同意。说它们是学术研究，过去已有过剧烈争论，那些红学家肯定也不会同意。那它们是什么？我们的时代为何正在催生越来越多这样“四不像”的作品？一个对文学之道如此谙熟的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绝对不会。

　　我要说，这次刘心武又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就像他当年写《班主任》一样，他开创了一种重新演绎与释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新型文本，他前无古人地让《红楼梦》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介入到公众话语中。所以，文学家之外，我还要给刘心武先生加一个新的头衔，叫新文本家。刘心武这个文本的诞生与遭遇非难，不仅证明了过去的红学不过是一门伪学问，也给我们的文化批评家们抛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命题。

　　每一个文学家都将重新清洗自己，脱胎换骨，使自己面对一个纯粹的文本世界，重新回到曹雪芹的那个泛文本的时代来竞技。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学场域规则，在作家的脑中死得越早越好。

　　要知道，正因为曹雪芹不懂今天的文学或文学史，才写出了《红楼梦》这样的一部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