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文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罢。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谁知“把玩”的结果，竟冒出一个红学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红学这个词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现在已大不相同。据说清末有一个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风气是讲经学，人家问他“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的人不理解，他解释道： “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李放在《八旗画录》中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可见红学一词，开始是有一定的戏谑和玩笑意味的。徐兆玮作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则又为红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材料。他在诗的小注中说：“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当然这是旧话，可以押下不表。且说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发展，红学已经名逐实遂，现在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作为一门专项学科的真实内容。

    对一部作品的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一定找例证的话，只有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与之相匹比。英国有莎氏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刊每年要开规模很大的莎学讨论会。和《红楼梦》研究一样，莎士比亚研究现在也是公案迭出，漫无头绪，甚至著作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今有人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如同曹雪芹的著作权不断遇到诘难一样。而且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笔下的剧中人物也有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二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浒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副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没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 “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

    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扬，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

     【原载】 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