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游戏是有的，如诗中的回文诗、藏头诗、禽言诗、药名诗、谜语诗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游戏的性质，写得再好也只是巧妙的文字游戏，不可能是上乘的诗；因为两者的追求目的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诗短小，尚可作此类文字游戏，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必须有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人物形象必须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个性和真实感；它除了能用诗词、对话对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作谶语外，无法在整体上做文字游戏，这难道还用得着证明吗？

　　《红楼梦》开卷交待此书的由来，即提出了真与假的问题。如作者自拟首回回目，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其意图据脂砚斋从作者那里听到的，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脂砚斋将“存焉”二字错听成“村言”了，先写入《凡例》，后被移作首回回前评，又被过录者讹作正文开头，阴差阳错，“假语村言”这一不能组合成语的词，也被后四十回续书接受，便一直讹传至今。）此外，雪芹自题一绝以及太虚幻境中的对联等都反复强调真与假。那么，“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我又怀疑这位小说家是自己在写小说，与《红楼梦》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谁在《红楼梦》中读到过一个字是写贾珍与秦氏爱情的，且不说真诚不真诚；谁又读到过一个字是写秦氏不爱丈夫而爱公公呢？真是匪夷所思！我不知道小说家对贾珍、贾蓉父子串通一气，玩弄尤氏姊妹的“聚麀”丑行，又该说什么。他还说曹雪芹对贾珍与秦氏之间的乱伦私通“有一定的同情乃至于赞赏在里面”。天哪，还是发发慈悲，饶了曹雪芹吧！ 90 关于脂砚斋是男是女以及他与畸笏叟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不是同一个人。而吴世昌先生和周汝昌先生却力主“一人说”。吴世昌先生认为，脂砚斋和畸笏叟是同一个人，其真实身份是曹雪芹的叔父曹硕。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则更为奇特，他不仅认为脂砚斋是女性，是小说中史湘云的原型，亦即曹雪芹的续弦妻子，而且还认为脂砚斋和畸笏叟是同一个人。

　　对此，俞平伯先生在《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的《引言》中曾反驳说：脂砚斋与畸笏叟，“他两个究竟是什么人，异说纷纭。脂砚斋有说雪芹的叔叔；有说为同族亲属嫡堂兄弟，后又改说为曹雪芹；更有人说即书中人史湘云。畸笏有人疑为即脂砚的另一个新别号。畸笏亦作畸笏叟，脂砚斋既为史湘云了，如何又是畸笏叟呢？史湘云自称‘叟’吗？这非常奇怪的”。在这个问题上，刘心武先生几乎全盘接受了周汝昌先生的观点，不仅把许多应该归属于畸笏叟的评语，全部说成了脂砚斋的批语，动辄便说脂砚斋如何如何，而且还说，脂砚斋自称“老朽”，是“因为这个时间，他们十年辛苦不寻常，年纪也都大了，所以那个时候脂砚斋可能和曹雪芹一起来很辛苦搞这个书，经过十年了，她就说自己‘老朽’，也有幽默的意思”。这话说得太过勉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自称“朽物”、“老朽”，居然还“有幽默的意思”，那么自称“叟”，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老头子”，难道也“有幽默的意思”？

　　为了证明脂砚斋就是女性，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刘心武先生在解释“脂砚先生恨几多”这句诗中的“先生”一词时还说：“在过去，女性称先生是很正常的，一个是自嘲，一个有时候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性别，更有时候是为了互相尊重。比如说，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作家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去拜访她，就是冰心，我称冰心就是称她冰心先生，我不称女士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对一个女士称先生，这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男性。”这话也说得十分勉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些德高望重的知识女性，确实是以“先生”相称的。但在曹雪芹的那个时代，恐怕女性还没有这种“荣耀”。退一步说，就算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为了“幽默”或“自嘲”，可以称“叟”称“老朽”称“先生”，那么就在刘心武先生屡屡引用的这条批语中，还有“因命芹溪删去”一语。倘若脂砚斋果真是曹雪芹的妻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有教养的妇女，可能“命令”自己的丈夫干什么事吗？

　　实际上，“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这条批语，应该出自畸笏叟之手。目前，学术界虽然也未弄清楚畸笏叟的真实身份，但一般认为，在批语中称“畸笏”、“畸笏老人”、“老朽”、“朽物”等化名的，都是畸笏叟。从他的批语的语气来看，他不仅与曹雪芹关系密切，而且还应该是曹雪芹的长辈。 其次，与以上问题相联系，现存《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评语，其作者的成份十分复杂。除脂砚斋、畸笏叟这两大评家外，署名者尚有棠村、梅溪、松斋、立松轩、玉蓝坡、绮园、鉴堂、左棉痴道人等。一般认为，绮园、鉴堂、左棉痴道人这三个人，明显属于较晚的评者；立松轩和玉蓝坡，虽然与曹雪芹同时或稍后一些，但他们却与曹雪芹并无任何关系；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五人，则都是曹雪芹的至亲好友。甚至一些评语的作者，他们之间竟互不相识。如第十四回针对“凤姐即命彩明钉造簿册”一语，甲戌本、庚辰本均有眉批云：“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分，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此作者忽略之处。”针对这条批语，庚辰本又有眉批云：“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再如第三回写黛玉到王夫人处拜访时，甲戌本有侧批云：“此不过略述荣府家常之礼数，特使黛玉一识阶级座次耳，余则繁。”而针对这条批语，却另有侧批云：“写黛玉心到眼到，伧夫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等等。因此，在使用这些批语时，必须谨慎小心。但刘心武先生不仅把脂砚斋与畸笏叟当成了同一个人，而且不管什么人的批语，只要对自己有利，便不加鉴别地随便使用

　　那么，警幻仙姑又是什么人呢？小说中也写得非常清楚：她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神仙。不仅能在梦境中招待贾宝玉，而且还能见到宁、荣二公的阴灵。在刘心武先生有关《红楼梦》的系列著作中，不但没有否定警幻仙姑是个神仙，而且还说得十分肯定：“有关警幻仙姑的文字我在这儿不细重复，你自己可以回去翻来看，这不但是一个仙界的人物，而且警幻仙姑和宁国府、荣国府还有很深的关系，不是和现在活着的人有关系，人家是和两府的老祖宗有关系。”如此一来，问题就凸现出来了：若认定警幻仙姑是神仙，那么她的妹妹可卿也应该是神仙；若说秦可卿是公主，那么她的姐姐警幻仙姑也必然是公主。若说警幻仙姑是公主，可她怎么能跟宁、荣二公的阴灵相会？这岂不是活见鬼了？若说秦可卿是神仙？那她为什么还会自杀？神仙不都是长生不老的吗？秦可卿既是神仙警幻仙姑的妹妹，她理所当然也就是神仙了。一个神仙，其身份岂止“高于贾府”？而且还远远高于皇帝呢！

　　既如此，刘心武先生要寻找所谓秦可卿的“原型”，就应该首先到太虚幻境中去找，而不“应该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族里面去寻觅”。刘心武先生在认定了警幻仙姑与秦可卿的姐妹关系后，却又在没有论证警幻仙姑究竟是不是公主的前提下，一再强调秦可卿是废太子允礽的女儿、弘皙的妹妹。如此顾此失彼，又怎能自圆其说呢？ 刘心武先生一方面对幻境和现实缠夹不清，一方面却又为了论证秦可卿出身于皇族，结果就把她的神仙姐姐警幻仙姑弃而不论，而一味猜索论证了下去。那么，他对秦可卿出身的论证是否合理呢？我们的回答是，依然破绽百出，“无立足境”！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余言之不诬。

　　张友士能有什么事？ 与对秦可卿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相联系，刘心武先生在其系列著作中，又对“太医”张友士这个人物形象，以及他所开的药方，进行了一番牵强附会的索解。此处再就这一问题，与刘心武先生进行商榷。 刘心武先生说：“《红楼梦》的人名都是采取谐音、暗喻的命名方式，有时候一个人的名字就谐一个意思，有时候是几个人的名字合起来谐一个意思，‘张友士’显然他谐的是‘有事’这两个字的音。”在此，刘心武先生起码犯了两个错误。首先，《红楼梦》中有一些人的名字，确实是采取了谐音、暗喻的命名方式，但却不能说“都是”如此。其中塑造了数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难道每个人的命名方式“都是采取谐音、暗喻的命名方式”？刘心武先生未免说得太绝对了！当然，刘心武先生也可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又特别强调说：“注意，我说的是里面众多的人物，不是说所有的人物。”然而，在这里，却是确确实实地使用了“都是”一词；其次，将“张友士”的“友士”解作“有事”，那么“张”字又该作何解释？利用这种谐音、拆字的方法来肢解《红楼梦》，是红学索隐派的惯伎。按照这种方法，刘心武先生既可把“友士”解作“有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把“友士”解作“尤氏”，然后再按照索隐派的论证方式，认定张友士到宁国府来，是与贾珍的媳妇尤氏有什么事呢？

　　今年六月十四日，为欢送梅节夫妇回香港，黄叶村“村长”李明新组织了一次郊游活动，游览二百几十年前张宜泉曾登山夜宿过的位于北京西郊的天台山（又名天泰山）魔王寺（正名慈善寺）①。我欣然前往，同行者吕启祥、杜春耕、张书才、陈熙中、张俊、任晓辉、樊志宾等十数人。茶话间，一位学友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注〕太子胤礽留下一联，见王士禛《居易录》。

　　对联诗句十分眼熟，但王渔洋的《居易录》我没有读过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学友告诉我说：一位小说家作了一次红学讲座，以为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因为据说秦可卿的原型是清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小说家举证说，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所见荣禧堂上的对联：
　　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

　　就是从胤礽所留下的这一联来的。在新出版的《新解红楼梦（续）》一书中可以查到。

　　我比较两副对联，觉得一点也不像，说小说所写与胤礽有什么关系，更不可信。回来一查看，书中果然有，而且说得相当自信。如说：

　　林黛玉进了荣国府后到了正房，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就看见了一幅匾和一个对联，很多人就一读而过，不去认真思考，其实都很重要。

　　其重要性就是那位小说家首次发现的，所以他又说：

　　荣禧堂的事件原型就是萱瑞堂。②……林黛玉又看见一副对联。……写的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一副对联。但现在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我告诉周汝昌先生以后他很高兴，他跟我有很多通信讨论这个问题。

　　使小说家兴奋不已的“史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误会。小说家说：

　　康熙从小培养他……让他学诗词歌赋，让他对对子。太子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禛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联的事件原型就是胤礽的这副对联。③

　　胤礽的文字我从未入目过，怎么“楼中饮兴”一联会如此眼熟呢？于是我又去翻书。很幸运，翻到了，原来是中唐杰出诗人刘禹锡的诗，全诗如下：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楚关蕲水路非赊，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盌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早将玄鬓到京华。④

　　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不知是他叙述不清呢，还是好事，又犯糊涂，瞎说一气。清代名人中犯此类糊涂者多多，比如袁枚，他侃《红楼》，将林黛玉说成“女校书”（妓女）；将自己购得的随园（原称“隋园）的前主人隋赫德（雍正六年，曹頫获罪抄没，他接任江宁织造，获赐曹家产业）说成是康熙时的织造；袁枚比曹雪芹还大几岁，却说“雪芹者，曹练（“楝”之误）亭织造之嗣君（误孙为儿，后来俞樾也跟着犯错）也，相隔已百年矣！”⑤你说可笑不可笑！还有人将乾隆时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归到道光时“兴廉，字宜泉”者的名下，致使一些研究者以为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前后曾居住过两位同姓、同名、同字号、同专长习好、同英年早逝的曹雪芹。⑥

　　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

　　也绝无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小说家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这话令人费解。是否“原型”还跟平仄有什么关系？对联的“平仄”不是平起，就是仄起，“楼中饮兴”是“平平仄仄”，是平起；“座上珠玑”是“仄仄平平”，是仄起，两者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所有对联，非此即彼，即使一样了，又能证明什么呢？看来，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他的讲演稿文章中，将李白诗句“双悬日月照乾坤”错引作“日月双悬照乾坤”⑦，这本是细节，毋须挑剔，但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否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或笔误的。

　　小说家还说：“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

　　律诗对仗，上句仄结，下句平结，更毋须“注意”，因为那是不可更改的定例，凡对联都如此。能与“月”字对的，“霞”是常用字之一，例子多多。如初唐诗人王绩《赠学仙者》诗：“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后四字全同；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应制》诗：“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后三字同。七言如晚唐陆龟蒙《禇家林亭》诗：“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馀霞。”与荣禧堂一联同为仄起；还有元诗人陈樵《山房》诗：“门外树身无岁月，山中人语带烟霞。”不但也是仄起，且结尾相同的字有三个，即“月”与“烟霞”。如果都要附会起来，什么结论得不出来？

　　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如果被误传为胤礽所拟的那副对联确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后者是从前者化出来的，那么，是否能证明小说故事情节与那位废太子有某种关系呢？

　　不能，这完全是两码事。作诗拟对，套用前人诗句，“只要套得妙”，本无不可。小说中已有表述。曹雪芹擅长作诗拟对，所以小说中仿古而自拟的对联常有，如秦可卿卧房中“嫩寒锁梦因春冷”一联，仿古自拟，假托是秦太虚之作；探春房中“烟霞闲骨格”一联，也仿古自拟，假托出之于颜真卿之手，却很难找到有套前人现成诗句的。后来续四十回的人没有这个本领，动辄拼凑前人之句不说，还把唐诗人崔颢诗句“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原封不动搬来，充作林黛玉所书。⑧所有这些，至多能说明小说作者文学修养的高下优劣，却与影射其所套用之作的本事，一点也扯不上关系。

　　至此，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反复证明这两副对联之间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被“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的立说者视之为“史料”的证据，是其自诩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其它还有种种所谓的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话。

　　本来嘛，这只是回头走在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说索隐之路是走不通的呢？

　　因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并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文学游戏是有的，如诗中的回文诗、藏头诗、禽言诗、药名诗、谜语诗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游戏的性质，写得再好也只是巧妙的文字游戏，不可能是上乘的诗；因为两者的追求目的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诗短小，尚可作此类文字游戏，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必须有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人物形象必须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个性和真实感；它除了能用诗词、对话对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作谶语外，无法在整体上做文字游戏，这难道还用得着证明吗？

　　《红楼梦》开卷交待此书的由来，即提出了真与假的问题。如作者自拟首回回目，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其意图据脂砚斋从作者那里听到的，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脂砚斋将“存焉”二字错听成“村言”了，先写入《凡例》，后被移作首回回前评，又被过录者讹作正文开头，阴差阳错，“假语村言”这一不能组合成语的词，也被后四十回续书接受，便一直讹传至今。）此外，雪芹自题一绝以及太虚幻境中的对联等都反复强调真与假。那么，“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原载】 《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