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红楼梦》中用了不少《世说新语》中的事典、语典。在《红楼梦》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世说新语》时代的文采风流与真性真情。《红楼梦》对《世说新语》的承继主要缘于作家个人性格与时代风尚。

　　 【关键词】 《红楼梦》；《世说新语》；魏晋风流；曹雪芹

　　《红楼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久远的文化继承，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魏晋的思想与文化。其实早就有人指出曹雪芹深受阮籍、嵇康们的影响，也早就有人将《红楼梦》中人物比附魏晋名士。余英时先生的《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一文还从曹雪芹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两方面来发掘他的反传统的本质，认为“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魏晋反礼法的一型。”^[1]P361但这些论述要么为只言片语，要么专于一隅，并未全面展开。笔者却要以《世说新语》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一则因为《世说新语》是魏晋名士的教科书，二则因为在《红楼梦》中的确可以找出很多《世说新语》中的事典、语典，三则因为以《世说新语》为题更能集中地阐发魏晋风流与《世说》精神对《红楼梦》的影响，也更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来解读《红楼梦》。至于“踪迹”二字，当分开理解，“踪”者，迹也；“影”者，心影、灵魂、精神也。先看这“踪”：

一、《红楼梦》中的《世说》之“踪”

　　为了确证《世说新语》对《红楼梦》的影响，我们不妨先找出《红楼梦》所用《世说新语》的事典与语典。

　　第三十七回，探春与宝玉书云：“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此谨奉。”^[2]P499这“棹雪而来”典出《世说新语》王子猷夜访戴安道事。探春用此典无疑为她的邀请增添了不少雅趣。

　　第五回的薛、林判词以“咏絮才”比林黛玉，则是用的谢道韫的典故。曹雪芹将这一著名的典故用在黛玉身上，即可见出钗、黛之别，也说明了曹氏自己对这一人物的钟爱。

　　第七十五回写中秋夜击鼓传花取乐，贾政看了宝玉、贾环作的诗后说：“可见是弟兄了。……妙在古人中有‘二难’，你两个也可以称‘二难’了。只是你两个的‘难’字，却是作难以教训之‘难’字讲才好。……”^[2]P1078这“二难”之典其实也出自《世说新语·德行》：东汉陈寔有长子元方，少子季方，元方和季方之子各论其父功德，争持不下，便去问祖父，陈寔说，“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3]P10，意思是兄弟二人才德俱优，难分高下。这里却是反用其意而用之。

　　第七十七回写晴雯之姑舅哥嫂：

　　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见他不顾身命，不知风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叹，红颜寂寞之悲。^[2]P1107

　　“蒹葭倚玉”即“蒹葭倚玉树”，典出《世说新语·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3]P607。蒹葭指毛曾，玉树指夏侯玄，谓两人品德才貌极不相称。这里则趣指多浑虫不配和灯姑娘结为夫妇。

　　第七十九回写贾赦将迎春许与孙绍祖，云“贾赦见是世交之孙，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青目择为东床娇婿”。^[2]P1143这“青目”自然源自阮籍，而“东床娇婿”则指人人乐道的王羲之坦腹赢得美娇娘事。魏晋名士提倡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所以坦腹而卧的王羲之被郗太傅选为女婿，而其他故作庄严，矜持拘束的“王家诸郎”虽“皆可嘉”，却不在考虑之列。

　　再看《红楼》中所用《世说》语典。

　　第三十八回薛宝钗咏螃蟹诗云：“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2] P531}这“皮里春秋”便出自《世说新语·赏誉》：“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3]P460阳秋，即春秋，晋人避简文宣太后阿春讳，以“阳”代“春”。孔子作《春秋》，每每以微言含蓄着大义，故后世称其为“春秋笔法”。皮里春秋则指表面不露好恶、不表态度，但内心实际上是有褒贬的。裁中：即指在内心进行褒贬。此处用来写螃蟹却是指蟹肚里有黑、黄两种不同的颜色，以“春秋”指花色，“空黑黄”，就是花样多也徒劳的意思，因蟹不免会被人所煮食。这一句诗既新颖别致而又寓意深远。怪不得有人因此说宝钗深有城府。

　　第五回中王熙凤判词以“凡鸟”二字暗寓“鳳”字，语出《世说新语·简傲》：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3]P769

　　嵇喜不懂吕安笑他是“凡鸟”的本意，还以为称自己是凤凰。这里反过来直以“凡鸟”说“鳳”，也有于高天外看春秋之意。又本回写王熙凤的曲子《聪明累》中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2]P88之句，“卿卿”二字，语本《世说新语·惑溺》：

　　(王安丰)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3]P922

　　这“卿卿”本为夫妇、朋友间一种亲昵的称呼，此处用“卿卿”，则既有怜惜之意、也有嘲弄之味。

　　第十七回写贾政评点大观园建筑说：“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清客则附和说：“极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2]P226《世说新语·巧艺》云：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3]P720

　　可知“丘壑”一词的来历。

　　第十五回写水溶目宝玉为“面若春花，目如点漆”^[2]P199。“点漆”二字是《世说》中人物品评的字眼。《世说新语·容止》云：“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3]P619

　　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向黛玉学作诗，宝玉听了说：“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2]P666这“会心处不在多”实出于《世说新语·言语》之“会心处不必在远”。

　　第六十六回写尤三姐自杀：

　　……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2]P945

　　这“玉山倾倒”也是《世说》中常用语汇，《容止》篇载：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3]P607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3]P607

　　这里用作身死倒地的婉辞。“玉山”则用来形容仪容之美好。

　　第七十七回写黛玉听了宝玉为晴雯写的《芙蓉女儿诔》后，说“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2]P1141曹娥本东汉孝女，因父溺于江，寻尸不得，沿江号哭，最后也投江而死，当地长官度尚悲悯其义，为之立碑，并命其弟子作诔刻于碑上。这也见于《世说新语·捷悟》及刘峻之注。^[3]P597相传东汉文学家蔡邕曾称碑文为“绝妙好辞”，从此曹娥碑几乎成了祭文的典范。

　　其他如第十八回林黛玉题诗中的“名园”、“金谷”[①]，第四十一回妙玉茶杯上的“晋王恺珍玩”字样。第五十回纹儿以山涛为谜底。第八十一回，写宝玉读晋文，读到王羲之《兰亭序》时，嘴里咕咕哝哝的说：“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等等，都多少与《世说新语》存在着关联。

二、《红楼》中的《世说》之“影”

　　以上都是显明的文本借用，足见《世说新语》对《红楼梦》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传承还在于内在的心影与精神的渗透，在《红楼梦》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世说新语》时代的文采风流与真性真情。

（一）《世说》时代的文采风流

　　《世说新语》时代的文采风流表现在魏晋名士的风神外貌、才情言论、任性行为，也表现在他们的聚会沙龙与审美嗜好。

1、             风神外貌

　　魏晋时期人们沉迷于人物的容貌、气度、与精神的美,并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3]P607“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3]P621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3]P625这种对人物风神外貌的描绘与赞美也多见于《红楼梦》，《红楼梦》中有些词汇与写法还直接来源于《世说新语》。比如第三回描写林黛玉是：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2]P51

　　看得出来，这里重在顾恺之所倡导的“传神写照”，而以柳为喻，也出自《世说新语》。《言语》篇云：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3]P117

　　以蒲柳之姿来比喻林黛玉，传神而又贴切。

　　又比如第二十五回写癞头和尚的模样是“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蓄宝光”，^[2]P356第十五回写北静王“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2]P199说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2]P199这种比喻在《世说新语》中也很常见，更有结构相同者，《言语》篇云：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3]P147

　　其余“风流”、“秀丽”、“秀美”、“标致”、“玉树临风”之类词语也常用来描绘人物。第七回写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腼腆含糊。”^[2]P115而秦钟见宝玉也是“形容出众，举止不凡”。第八回写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举止温柔”^[2]P132写秦可卿“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第八回）^[2]P133第十四回写北静王“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2]P196说宝玉从父兄亲友早就得知“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2]P197第九十三回写蒋玉菡“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鲜润如出水芙蕖，飘扬似临风玉树。”^[2]P1316如此种种，颇让人想起既重女色也重男色的《世说》时代。

2、             才情言论

　　至于以言论见人物才情，也是《世说》与《红楼》的共同特质。魏晋是谈玄的时代，精于言论可谓名士的徽章，《世说新语》事实上也是清谈论辨的汇编。至于《红楼梦》，从内容言，写的是闺阁中的女子，而且是“大旨谈情”，从形式来看，却又以这些闺阁女子的言论居多。可以说言语行为是《红楼梦》中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此作专门的研究，而只是要提醒大家看看《世说》与《红楼》人物言论的联系及其共有的机锋。

　　《红楼》姐妹中，以钗、黛两人最为出色，于言论而言也不例外。第二十五回写宝钗拿黛玉开玩笑：

　　闻得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他半日，嗤的一声笑。众人都不会意，贾惜春道：“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2]P358

　　宝钗的这一段话由黛玉的一声“阿弥陀佛”导出，可说是去此就彼、由远及近、含蕴深广而又幽默恢谐，而其话语形态却得益于《世说新语·言语》中庾亮所言佛祖度人“疲于津梁”的名言。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惮机”写宝玉入痴迷之境，黛、钗二人前来解救：

　　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2]P308

　　这一大段言语纯然是禅宗的意趣，但我们应该看到机敏、诙谐而又宽松、灵动的《世说》中言语，实为后世禅门中人大开了方便之门，进一步激活了禅僧们即境示人时的思辨性、灵活性和趣味性。

　　至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语，到了《红楼梦》中便常常成了戏谑的话题。单举关乎黛玉的三事为例。其一，第二十八回写宝玉见了宝钗不同于黛玉的妩媚风流后，不觉看呆了。黛玉因此戏称他为“呆雁”。^[2]P402第二，第三十七回写众人结诗社、取别号，探春自取“蕉下客”为号，众人都道别致有趣，林黛玉却戏解说：“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探春见其忙中使巧，也替她取了个“美号”：“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林黛玉便低了头不再言语。^[2]P501第三是第四十二回“潇湘子雅谑补余香”写黛玉给刘姥姥取了个绰号“母蝗虫”。这“母蝗虫”真正形象恢谐，正如宝钗所言：“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2]P584下文当惜春为画大观园而发愁时，黛玉越发以“母蝗虫”取乐，弄得众人哄然大笑。宝钗的评点与众人的哄然大笑已经证明黛玉为刘姥姥所取别号的言语效果，而这“母蝗虫”三字则很容易让人想到《世说新语·文学》中，王夷甫对阮宣子“老庄与圣教”“将无同”之说“三语掾”的赏识与提拔。在这一回的末了，黛玉还戏称宝钗给惜春开的画料单如同“嫁妆单子”，当宝钗要拧她时，她又话中有话，拉扯进前番宝钗教她不要看杂书的事，真正机敏伶俐。

3、             任性行为

　　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也不同于前代,它的特点是任情任性,放荡不羁。其中阮籍行为最为任诞，蔑视礼法也最为彻底。《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3]P730可谓名士放达的宣言。不料这一宣言，到了《红楼梦》中竟成了女儿们的行为准则，史湘云说：“是真名士自风流”。^[2]P684史湘云确是天真无邪，豪放爽朗的人物，判词说她“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风光耀玉堂。”(第5回)^[2]P86她身上无脂粉气而有男人风范。她的话多令人联想到魏晋人的高谈阔论,她的醉酒令人想到阮籍、刘伶这类高人。怪不得有人说“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4]P95。或者说:“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撂于床沿：态度决裂，豪睡可人。至烧鹿大嚼，荫药眠酣，尤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慨，更觉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与!”（涂瀛《红楼梦论赞》）^[4]P127看来尚率真、恶矫伪作为一种魏晋的美学范式对曹雪芹塑造史湘云这个人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湘云而外，任性之事尚多，以晴雯为例，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撕扇（第三十一回）与补裘（第五十二回），就极容易让人想起《世说》中石崇宴客斩美人的气慨，与阮籍母丧时照样吃酒食肉而一旦临葬大号一声吐血数升之真情。

　　任性的背后，往往是任情，任情之极便成了情痴，宝玉自然可以担当起“情痴”这一名号，便是司棋、尤三姐在爱情问题上也不愧这一称号。不过第三十回，龄官划“蔷”之事却更具晋人风味：

　　只见他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 ^{[3]P425、426}

　　这真是痴情人作痴情事，痴情人看痴情人。不仅痴情源于魏晋，便是这划“蔷”的行为模式也出于《世说新语》，《黜免》篇载：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3]P856

　　魏晋风度在行为上除了旷放之外，却还有雅俗之别、镇定与急躁之别。度量宽宏、容色镇定是名士行为中的高境界，俗言俗语、急躁疏漏则自然成为名士们笑话的对象。所以当王敦把别人厕所里用来塞鼻的干枣吃了还以为是“干饭”时，“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世说新语·纰漏》）^[3]P910。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象阮籍一样既任性而又至慎的黛玉初进贾府时便处处小心翼翼。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恐怕也会象王敦一样，把漱口的水当成茶喝了。脂评看出了这一区别，因此引《世说》王敦事以反比黛玉。

　　反面的典型自然是刘姥姥。第四十回写刘姥姥食鸡子是《红楼》中的又一大笑点：

　　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笑。^[3]P551

　　大笑之余我们也不难想起《世说新语·忿娟》中所载王蓝田吃鸡子的事来。又第二十九回写宝玉摔玉也颇为相似：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回身找东西来砸。……宝玉冷笑道：“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2]P415

　　看来刘姥姥之举得王蓝田之形，宝玉之举则得其神，真性真情之神。

4、             聚会沙龙

　　明、清的诗社活动相当活跃，曹雪芹自己也是诗社中人，因此《红楼》中的结社聚会未必是魏晋名士宴集清谈直接影响的结果，但兰亭集会、东山雅聚、金谷诗对，包括宴集清谈却作为文士风流的典范早已印入后来文人的心中，并时常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第三十七回，探春与宝玉书中“宴集诗人”、“棹雪而来”、“东山之雅会”^[2]P498等语则显见晋人踪迹。

5、             审美嗜好

　　魏晋时人，追求生活艺术常常达到入痴入迷的程度。王羲之长子王子猷，对俗务漠不关心，别人问他任何职务，他说好像是马曹，问他马匹有多少，他说从不过问马的事。这样一个不关俗务的人，对自然山水却充满了兴致。尤其喜爱竹子，人称“竹癖”。实际上，大凡进入艺术殿堂的人，都具有痴迷的特点，魏晋中人不乏这样的例子。嵇康精通音乐，而且喜欢锻铁。大画家顾恺之，时有“三绝”之称：“才绝、画绝、痴绝”。也是一个醉心艺术而疏于世故的人。王羲之、谢安、许询等迷恋于自然山水，支道林好鹤，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杜预有“《左传》癖”。何晏服药、刘伶嗜酒。都可视为对生活真谛和艺术境界的追求。山水、艺术、饮酒、服药等等共同构成魏晋人艺术人生之图景。当然这艺术的真谛还是离不开质性自然的人性追求与审美理想。

　　《红楼梦》中宝、林二玉是最能得此真谛的。第十七回，宝玉一番“天然”的高论否定了人力穿凿而成的稻香村。《红楼楼》中多次写到宝玉爱吃人家嘴上胭脂膏子的嗜好，似乎不近人情，其实不妨理解为曹雪芹所用的象征手法，这爱“红”的“毛病”，其实也是爱“女儿”的习性，更深一层便是爱美好人性的天然气质，痴之极、嗜之极便是爱之极。而第八回中宝玉闻香的描写^[2]P126则得益于《世说新语·惑溺》中韩寿偷香的典故。

　　黛玉的痴情与爱好除了纯真的爱情与诗词歌赋之外，尚有竹林名士所钟爱的琴和竹。当日大观园分配住所时，黛玉心里便盘算着要住潇湘馆，因为“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2]P321没想到与宝玉的想法一拍即合。后来探春又给她取了个“潇湘妃子”的别号^[2]P501。黛玉爱竹不见得象王子猷那样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但毫无疑问地禀承了这种雅爱清幽的情操。

　　酒与《离骚》一样，都是魏晋名士的徽章，《红楼梦》中也有很多的对饮酒场面的出色描写，这里不作介绍，单举宝钗的见识来说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魏晋名士饮酒服药的嗜好的烂熟。第八回讲：

　　这里宝玉又说：“不必温暖了，我只爱吃冷的。”薛姨妈忙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飐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来方饮。^[2]P127

　　魏晋人自何晏始好服“五石散”，服了药以后要让它“散发”，散发的办法有行散（即步行）、脱衣、以冷水浇身、吃冷东西等，因此五石散又名寒石散，只有酒要喝热的。可见宝钗对此是了解的。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专门提到过这个问题。这种常人看来是“杂学”的东西，却正是曹雪芹及其笔下人物的至爱。

（二）《世说》时代的真性真情

　　对于《世说新语》，人们常津津乐道其狂放傲世、不拘礼法、任性率真的行为方式，其实就其内涵而言，魏晋风度更在于人性的至真至淳。魏晋是文采风流的时代，也是真性真情的时代。

　　人之情谊，莫重于生离死别，《世说新语》中《伤逝》篇总共19条，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集中而强烈地表征着魏晋人有情、重情、钟情的人生价值观念。其中第4条所载王戎丧子后的感叹可视为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宣言：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3]P737

　　这种生死忧思本于人类对永恒生命的追求、对超越死亡的期待。由这种对生命殒落的恸哭发散开去，便是对包括亲子、手足、友朋与男女在内的一切人伦之情的深沉而强烈的执着，甚而广披天下苍生。《任诞》篇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3]P756而《言语》则记载：桓温发兵北征，经过金城，看见他以前做琅邪内史时所种的柳树都已长成十围粗的时候，发表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边说边攀折柳条，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这实际上已不止于某种具体情感的抒发，而是一种泛化了的对宇宙人生的深沉喟叹。正如李泽先生所言：“它超出了一般的情绪发泄的简单内容，而以对人生苍凉的感喟，来表达出某种本体的探询。即是说，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于总与对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从而达到哲理的高层。”^[5]P141

　　这种对于生命本真的追寻在《红楼梦》中得以更为形象而深邃的表现。曹雪芹不只表达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抗争，更有意地探寻着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这样的终极问题。在第二回中，曹雪芹就借贾雨村之口，论说天地间人，他以“清明灵秀”为“天地之正气”，认为古今情痴情种、逸人高士乃至奇优名倡，莫不秉持清明灵秀之气而又偶感一丝半缕残忍乖僻之邪气，以致这些人“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2]P30这开篇论人的言语虽说正邪参杂、真假难辨，却是全书探索人的问题的纲领。沿此纲领，再对照魏晋名士的人生实践与哲学思辨来解读《红楼梦》，自可让我们获得别样的感触与认识。试举钗黛优劣、宝玉形象意义与“千红一窟”之“红”的理解为例。                            

（一） 钗黛优劣

　　钗、黛优劣向来就是人们纷争的话题，林黛玉和薛宝钗各以其冰雪聪明、纯真孤傲与淑慧贤能、练达大度而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青睐。分歧缘于各自的立场与评判标准，但大体而言，不外乎理想与现实两大倾向。钟情于林黛玉者多一分理想的气禀，多一种诗性的关怀，倾注于薛宝钗者则多一成现实的成分，多一重俗世的情谊。这种各有所好的选择原本既是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真实表现，也是芸芸众生适性生存的客观需要。但文学毕竟不会，也不应该是对现实世界完全原生态的、纯自然的摹绘。文学多少寄寓着人们的理想与追寻，多少表征着对现实生活的些许超拔。或者干脆说，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不会完全把文学当成工具，也不会纯然将文学读成应用辞典。对于真正喜好文学或者比文学更形而上的哲学的人来说，理解钗、黛的优劣自然要从精神层面入手，而不能仅仅出于一已成家立业之考虑，就曹雪芹的本意而言，他也是更倾情于林黛玉的。林黛玉是优秀文化、优秀人格的积淀，在林黛玉身上具有超凡脱俗的傲骨和灵气，按《世说新语》时代的标准而言，林黛玉是真正的名士。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就反映在林黛玉的身上。[②]

　　就形貌而言，林黛玉是绛珠仙草所化的人形，这使她“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第三回）^[2]P40，以致于宝玉一见她就称她“神仙似的妹妹”，连薛姨妈身边的婆子也说她长得“真似天仙似的”，这倒不全在其容貌体态之美，更在其超凡脱俗的气质之美。所以第十六回写黛玉探亲归来后，宝玉“心中品度黛玉，越发出落的超逸了”，第八十九回写宝玉再看黛玉时，只见她“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2]P1274。宝钗则不同，第五回写到：“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2]P69相对而言宝钗之可贵更在于形而下之外貌体态。宝钗引宝玉注目之处也常在此，第二十八回写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宝玉在“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2]P401这灵肉之别，于此可见一斑。

　　就言谈举止与才情德性而言，一般以为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而第五回的薛、林判词中“停机德”、“咏絮才”之语则更可为识别两人之符码。相对而言，宝钗长于德、性，黛玉富有才、气。德、性是后天修养所致，所以拘于时空的限制；才、气更近先天禀赋，是以更能持久。婚姻的灵肉之别姑且不说，单以写诗而言，气格的高低便往往影响着诗格的高低。元妃省亲时，令众姐妹在大观园题匾吟诗，这显属“应制”，宝钗自然中规中矩，而黛玉却并不尽兴，并将匾额题为与应制体诗格格不入的“世外桃源”，表明她超脱的名士之心与对桃源般生活的向往。在大观园的诗社活动中，两人似乎也是不相上下，一个的诗“风流别致”，另一个的诗则“含蓄浑厚”。但诗格源于人格，黛玉生就一副天生的“傲骨”，宝钗则不无“俗骨”，所以黛玉的诗往往在气格上高于宝钗。在菊花诗会上，黛玉尤以《咏菊》、《问菊》、《菊梦》三首，压倒群芳，一举夺魁。黛玉对菊、竹的喜爱，其实也是包括曹雪芹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的心性的体现。

　　其实，就以黛玉常常遭人遣责的行事处世而言，也要辩证看待。算来黛玉在众人中是最无家庭背景的，她对周边环境的敏感其实也是保护其精神上的尊贵地位的本能反应与回击。黛玉对下人却是非常慷慨的，分钱给丫头们时见小丫头佳蕙来了顺手就抓了两把给她，也不计多少。相对而言，妙玉更喜黛玉，香菱最终找黛玉而不是宝钗学作诗，宝琴为宝钗之妹却又心仪黛玉。这都说明黛玉在同辈或下人中也不乏知音。在《红楼梦》里，黛玉所缺者，实际上只是顺上的手段。

　　《红楼梦》中“大有林黛玉之态”或与林黛玉习性相近的晴雯、妙玉、龄官、小红、金钏、四儿、芦官等人大都聪明灵透，个性张扬，敢于抗争，尽管她们的抗争是悲剧性，却带有崇高的意味。而近于宝钗的袭人、秋纹之辈虽也以自己生命的价值换取了某种道德人格，也具有悲剧性，却不给人以崇高感。

　　　　实际上，钗、黛的区别在于钗虽然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典范，但不具有任何超越性。而黛则显然融入了作家本人乃至大众、民族、人类不满现状、追求纯真人格的理想性，因而黛玉形象更具超拔性。李劼曾把人类的基本处境划分为三个层面：生存——创造——审美。认为薛宝钗、袭人、王夫人所处的生存层面呈现的是绵羊和走狗的世界，以王熙凤和探春为象征的创造世界是进取的豹的世界，而宝、林与晴雯则属于具有崇高意味的审美的豹的世界。[③]这种观点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但对于我们从心灵的层面、精神的层面来理解《红楼梦》及其作者，却不无启发。

（二） 宝玉形象的意义

　　宝玉的形象是多面性的，你可以说他是富贵闲人、纨绔子弟，也可以说他是名园情种、精神贵族。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尽管性格复杂、形象多变,贾宝玉还是有一个轴心性格,那就是任性和多情，并担荷着精神探索的重任。

　　富贵和闲暇难得而又令人艳羡，然而宝玉并未不因此而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自由。二十六回写薛蟠过生日诚邀宝玉，戏问送何寿礼，宝玉说：“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2]P368四十七回对柳湘莲的表白更说出了心中的无奈：“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2]P652可见“富贵”对贾宝玉没有意义。但由此却可以见出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人，时常反思的宝玉较为清醒，能够体察此种生活悲剧背后的精神悲剧。

　　当然这种反思往往表现为类同于魏晋名士的任性与多情。这种任性与多情在卫道的世俗之人眼里自然是“无故寻愁觅恨”、“潦倒不通世务”、“行为偏僻性乖张”、“于国于家无望”。实际却正是曹雪芹借以探寻人性本真的新人形象。因此在第一一五回，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以反面衬托的手法，写出了世俗以为难得的甄宝玉形象，可是当宝玉见日夜思盼的，都说极象自己的甄宝玉也不过是个“禄蠹”时，竟说连自己的相貌也不要了。由此可见，曹雪芹在“真真假假”之中寄寓着对世俗人性虚伪的深切悲哀和理想的本真人性的殷切期盼。当同样纯真的足为宝玉知已的黛玉去世之后，宝玉便灵机顿失，真正徒具皮囊。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宝玉是灵魂的守护者，本真人性的守护者。用李劼的话说，是“一个虽曾被色欲所惑但又不迷失本性依然心地纯正的情种”。^[6]P9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纯真人格与自然风流是极具感染力的，就是在政老爷的眼里，宝玉也有“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第二十三回）^[2]P320的一面。

（三） “千红一窟”之“红”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楼》文化有“三纲”：一曰玉，二曰红，三曰情。周先生解释说：

　　“红”，对我们来说，是七彩之首，是美丽、欢乐、喜庆、兴隆的境界气氛的代表色。它还代表鲜花，代表少女。^[7]P11

　　中华人的审美眼光，是以“红”为世界上最美的色彩。^[7]P12

　　因为“最美”，《红楼梦》便把许多美好的品质都赋予了红楼女子，就连值得肯定的男人也多是女儿气极重的。宝玉自不用说，宝玉心仪认可的几个男人如秦钟、北静王、柳湘莲、蒋玉菡之类都是有女性化倾向的，而贾宝玉对女性的颂扬也只限于最美的未婚女性，由此看来，这“千红一窟”之“红”，形而下的看待，是指女性，尤指未婚女子；而就精神层面而言，则实指未受浊世污染的纯真人性。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男主人公宝玉之所以钟情于女儿，就在于她们的性灵是清洁纯朴的，她们的存在，具有复归素朴自然的本真人性的昭示意义。男人之所以是“须眉浊物”，就在于男人们在沽名钓誉的俗世之争中迷失了本真的人性。因此，原本清净洁白的女儿一旦沾染男人气息，就殊为可惜。因为“女儿”一旦沾染上了男人的气味便失去了“女儿”原有的本真即真淳纯净之性。因此宝玉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同“女儿”们一同守住那未经污染的真性。

　　但《红楼梦》中的抱朴守真毕竟不同于老庄式的绝巧弃智、去欲无为与顺应自然。《红楼》中的女儿们个个都才情横溢、不随流俗而又崇尚自由并敢于抗争。即使身为奴才,《红楼》女儿也较少具有奴性。跟着懦弱平庸、没有地位的人称“二木头”的迎春的司棋，敢于邈视轻视自己的柳嫂子，敢于恋爱而又敢于承担责任。跟随贾母的鸳鸯，誓死不从贾赦，在贾母去世后以死抗争，毅然殉葬。最为桀骜不驯的当然是晴雯，她虽然“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始终保持着倔强不驯的傲然之气。她藐视王夫人为笼络丫头所施的小恩小惠，嘲讽向主子讨好邀宠的袭人是哈巴狗，对藕官等“手撕头撞”作威虐待芳官的赵姨娘大为称心，抄检大观园时将箱子掀翻在地以示抗议，即便对宝玉也非逆来顺受。然而正是她毫无奴性的个性使她获得了宝玉的同情与喜爱，在她抱屈夭亡之后，宝玉特意为她写了一篇至长至情的悼词，说她“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以发抒自己内心的哀痛与愤恨。晴雯的个性与遭遇，易让人想起“非汤武而薄周孔”而又敢于与司马氏公然决裂的魏晋名士之首——嵇康。[④]

　　其实，对女性精神人格的关注，在《世说新语》中早已发端。《世说新语》单列“贤媛”一门，就已见出对女性的重视，更可贵的是，《世说新语·贤媛》所载女性多不同于列朝史书中的列女贞妇。她们敢于爱恋，敢于评判；她们也爱美嫉美，但一旦见到真美，却又甘拜下风；她们也象男人们一样“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更可贵的是，危难当头，她们也能镇定自若[⑤]。如此种种，莫不见出《红楼》女子与《世说》贤媛的相似相通。

三、“踪”、“影”何来

　　在发现了文本间如此多的内在相通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相通？为什么《红楼梦》可以从《世说新语》那里承继如此多的因素？答案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家个人性格与时代风尚是主要原因。

（一） 个人性格

　　从个人性格来看，曹雪芹近于魏晋名士。曹雪芹字梦阮，此“阮”即阮籍，可见他对阮籍十分倾慕。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曾在赠诗称他“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4]P1，即以阮籍的狂放傲世来比曹雪芹的不随流俗。在挽诗中敦诚又把曹氏与纵酒放达的刘伶相提并论：“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插葬刘伶”。（《挽曹雪芹》）^[4]P2并借向秀“山阳闻笛”、羊昙“行不由西州路”的故事表达对曹氏的哀悼之情：“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挽曹雪芹》（二））^[4]P2此外，敦诚《寄怀曹雪芹》之“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奈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4]P1，敦敏《题芹圃画石》之“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4]P6，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之“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4]P8等朋友们的诗句，也都或比唐代画家曹霸的遭遇、晚唐诗人杜牧的放浪形骸，或云不羡李白曾受皇帝调羹赐食的宠幸、不忘阎立本应召到御苑画画所留下的羞耻，并都强调他的一身傲骨，如石头般坚韧的傲骨与名士悠悠山野的放达之心、高谈雄辩的风流之态。

　　其实以曹雪芹的工诗善画、高才博学，即便在家族败落之后，只要他肯于周旋应酬、摧眉折腰，也不至于穷困潦倒的，但这样的行止却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他傲视庸俗之徒，鄙夷利禄之辈，与阮籍般“白眼向人斜”。[⑥]曹氏的这种个性才情与人格风范自然也表现在他所创作的《红楼梦》里。当然反过来，《红楼梦》也应证着曹氏的文采风流与人格追求。在第二回中，他借贾雨村之口，提到了一连串的魏晋人物和群体的名字：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可见他对于魏晋风度的钟情。这其中他又比较集中地从魏晋名士的代表——阮籍身上寻找人格范式。因为阮、嵇所倡导与践行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本质上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而且同晚明士子的思想与言论相比，这种解放是先在而又成熟的。它以魏晋玄学作为理论基础，借助道家的真切自然来恢复孔子所倡导的真性情，真血性。[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晚明思潮继承者的曹雪芹自然更乐意从这种思潮的先行者阮籍那里寻找与自己个性气质相一致的人格范式。当然，他从阮籍那里继承了真性真情的一面，舍弃了他全身远害的态度。

　　个性才情往往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理与方法，从写作理念的角度而言，曹雪芹也在很多方面与刘义庆不谋而合。《世说新语》“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不过丛残小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语），刘义庆写《世说新语》也不是为了青史留名,或者立德立功,而是为了为了审美的需要和娱乐的需要。对这种重娱乐而轻实用的创作态度，鲁迅先生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中国小说史略》)^[8]P41刘义庆这种“远实用近娱乐”的写作态度令人想起了曹雪芹在《红楼梦》楔子里所说的“消愁破闷”、“喷饭供酒”而“非关理治”的写作目的。至于大旨谈情、实录其事、务求新奇（俱见第一回）之说也与《世说新语》的风格颇为相近。这说明，性情的相契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到了创作理念的层面。

（二） 时代风尚

　　《世说》时代的文采风流与真性真情不只停留在非行为的意识与文字表述里，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用宗白华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9]P208因为这个时代没有科举的牢笼[⑧]，也没有贯穿始终的思想枷锁[⑨]。

　　这样的时代自然最令人向望的时代。渴望心性解放的时代尤其如此，所以明代成了《世说》空前盛行的时代。明代《世说》的各种刻本层出不穷，据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不完全统计”，竟有二十六种之多。其中何良俊撰有《何氏语林》，后来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将其与刘义庆《世说》删并合刊，大大扩充了《世说》的影响，而凌瀛初、凌濛初兄弟刊行刘辰翁批点本，太仓王氏刊行李卓吾批点本等，对于《世说》的普及与传播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也刊行过不少《世说》的版本。[⑩]

　　应该说，《世说》精神的内在之美与《世说》书刊的客观流布为曹雪芹们接受《世说》的影响提供了客观对象与物质条件。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便足以说明曹雪芹对《世说》的钟情决非偶合。比曹雪芹（1715-1763？）大十四岁的吴敬梓(1701——1754)也是魏晋风度的仰慕者，他的好友程晋芳曾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寄怀严东有》）也有朋友说径以阮籍比他：“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金两铭《泰然斋诗集》卷2）他自己也在作品中对阮籍表示称道与向往：“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醉”（《买陂塘》词）正是出于对魏晋风度的仰慕与追崇，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似和对立的两组人物。这里也许有个人性格乃至地域因素（两人都曾居住南京）的影响，但阮籍人格中的叛逆性与批判性恐怕才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文化取向。

　　这种取向在思想领域其实也有表现。明亡清兴的社会巨变曾经震撼着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灵，引起了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敏锐深沉的思想家们对社会历史与人文学术的全面反思。他们将明代的个性解放思想延伸为社会解放的理想，将思想领域的反传统拓展为社会制度方面的批判与探索。到了曹雪芹所在的清代中叶，启蒙的思潮受到扼制，有所消沉，但对社会历史的思索没有停止，而是在文化学术领域中以较为隐秘然而却又更加深刻的方式表现出来。比曹雪芹晚八年出生的戴震（1723-1777），从考据中开出义理，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发挥自然人性论的思想，以大无畏的勇气，严厉审视着被统治者僵化了的官方理学，尖锐地揭露“后儒以理杀人”的罪过，其对于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被梁启超称为“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周作人在谈到鲁迅思想的渊源时曾说：“中国封建礼教过去有长远的历史，……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东原与俞理初这几而已。”^[10]P444这正好道出了由魏晋到明末到清中叶在反礼教问题上的同一性。

　　总言之，考察《世说》与《红楼》的关系，既有利于了解文化传承的脉络与规律，也有利于更深入地把握两者各自的文采风流与精神气格。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 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 一粟.红楼梦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李泽厚.华夏美学[M].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6] 李劼.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二）·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7] 周汝昌.红楼十二层[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

　　[8] 吴俊编校.鲁迅学术论著[C].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0] 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①] 《世说新语·简傲》：“顾辟疆有名园”，金谷则指大富豪石崇的金谷园。

　　[②] 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辨》云：“林颦卿者，外家寄食，茕茕孑身，园居潇湘馆内，花处姊妹丛中，宝钗有其艳而不能得其娇，探春有其香而不能得其清，湘云有其俊而不能得其韵，宝琴有其美而不能得其幽，可卿有其媚而不能得其秀，香菱有其逸而不能得其文，凤姐有其丽而不能得其雅，洵仙草为前身，群芳所低首者也。”见《红楼梦卷》(第一册) 中华书局,1980，页P199。

　　[③] 参李劼《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二）《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页19-35。

　　[④] 也有人称晴雯似杨德祖，见涂瀛《红楼梦论赞·王熙凤赞》，《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页145。

　　[⑤] 俱见《世说新语·贤媛》，不详列原文。

　　[⑥] 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新传》中这样塑造了曹雪芹的形象：“第一是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潇洒开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谈话挥挥霍霍，嬉笑怒骂，意气风生。这就是古人所谓‘雄睨大谈’，听之使人神旺色动的那种谈话。第二是他素喜诙谐，滑稽为雄，信口而谈，不假思索，便能充满幽默和风趣，每设一喻、说一理、讲一事，无不使人捧腹绝倒，笑断肚肠。第三是他自具心眼，不同流俗，别有见识，如鲠在喉，凡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开谈设难，决不唯唯诺诺，加以他的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对垒者无不高树降幡，抑且心悦诚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嫉俗愤世，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物事件，他就要加以说穿揭露，冷嘲热讽，穷形尽相，使聆者为之叫绝称快!”。见周汝昌《曹雪芹新传》，外文出版社，1992。

　　[⑦] 王弼的“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的哲学论证即意在让人们寻找到通往既有情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绝妙途径。

　　[⑧] 世家大家的子弟既享受着“九品中正制”带来的无须科考就可仕进的好处，又有着丰厚富裕的生活条件，由于政治上和政治上的相对独立，他们对王朝的归顺远低于王朝对他们的依赖。

　　[⑨] 宗白华说：“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有大解放，要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208。

　　[⑩] 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页71-79。

　　【原载】 《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