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出现不少索隐派红学著述，较突出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等。这些书或者继续钩沉索隐，寻觅《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寓意；或者说《红楼梦》原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三字是“抄写勤”的谐音，世上并无此人；或者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既然如此，对它的研究就必须用“详梦”的方法；或竟耸人听闻，说《红楼梦》隐写的是这样一段“史实”：曹雪芹及其恋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合谋“弑帝”，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如此等等。这种情况，从索隐派观点看来，可说是索隐派红学的复兴；从批评者观点说来，则是索隐派红学的复辟；而从《红楼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则是当年胡适和蔡元培新旧红学争论的继续。

　　（一）胡适是一直对索隐派红学持批评态度的。1951年，胡适读了潘重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曾发表《对潘夏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封信》，表示“不能赞同潘君的论点”，认为“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

　　还是我三十年前称为‘猜笨谜’的方法。”批评潘的论点和方法的非仅胡适，还有他人，如1974年发表的陈炳良《近年的红学述评》。尽管胡适、陈炳良等人对潘重规的索隐派观点和方法持批评意见，潘重规继续着有《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坚持《红楼梦》“以贾府影射伪朝”、旨在“反清复明”的旧说。同时，支持潘重规的索隐派作者也陆续出版他们的索隐著述。如杜世杰，他于1971年在台湾出版《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经修订后于1972年印行《红楼梦原理》，1995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上述两书的增补本《红楼梦考释》。该书自序称：“余研究《红楼梦》数十年”，所撰红学著述，在于“说明《红楼梦》涵民族大义，以复礼兴汉为宗旨。”他认为《红楼梦》反清复明就隐藏在《红楼梦》引子“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里。“所谓‘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国”，“悲金”即痛恨满人；而“玉”，是“顽石”、“土石”也即“故土“、”悼玉“乃哀悼故国云云。

　　八十年代，香港有自号“不过如是斋”的李知其，也写出了篇幅很大的索隐派红学著作《红楼梦谜》。该书于1984年出版上篇，有文24节；1985年出版下篇，有文28节；1988年又出版续篇，以程甲本120回为猜谜对象，有文120节。该书的基本观点仍是《红楼梦》寓意乃“反清复明”，并提出人们应当“有信心遵循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潘重规、杜世杰等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继续把谜语猜下去。”（上篇第二节）《红楼梦谜》一个重要特点，是竭力推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梦”的概念。他公开提出《红楼梦》创作过程就是“做梦”，《红楼梦》既然是“做梦”的产物，那么研究它的方法也就必须是“详梦”的方法。在《红楼梦谜》一书中，猜谜的随意性，方法的随意性比起蔡元培的方法来更加不受束缚。我们知道，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徵的，李知其自知他的索隐有时候未免使人觉得匪夷所思、近乎说梦，索性把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统统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活动，用一个“梦”字来搪塞。对于这样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啥话可说呢！

　　继上述索隐派之后，近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索隐派的书，其中就有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该书1989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其后出版增订本第一集（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第二集（1996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三集（上下册，1997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红楼解梦》索隐出来的竟是如此耸人听闻的“史实”：“雍正八年，他（曹雪芹）16岁时，宫中选秀女，又把他倾心爱恋的姑娘竺香玉夺入宫中先作御用少尼，后来纳作妃子，进而封为皇后。这一切，给这对年轻的恋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为了抗议这种强暴和不公正的命运，他二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增订本第一集）

　　“竺香玉”是何许人？史书上并无此人，小说里也没有出现此人，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呢？原来，霍氏姐弟是从小说第76回妙玉所作的一首诗里寻觅出来的。他们还说：“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后的一个分身；‘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两句话，透露出香玉守寡后又与曹天□私通的史实。”（同上）霍书认为曹天□就是曹雪芹，同时又是小说中的贾宝玉，又说林黛玉和妙玉这两人同是小说中根本没有出现过的所谓“竺香玉”的化身或分身。其实所谓“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后的一个分身”，以及香玉守寡后与曹天□“私通”、生子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主观编造而已。《红楼解梦》中，常将历史人物、小说作者、小说中人物乃至索隐家“发现”出来的人物捏合在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营造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编造人物的故事情节。霍书说小说第3回两首《西江月》词“别有深意”。其实哪有他们所说的什么“深意”？人们所见的却是，在主观虚构、随意猜想的强力作用下，科学研究被异化成为一种戏剧编演。在这里，曹天□、曹雪芹和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以及被“发现”出来的“竺香玉”，连同雍正皇帝，在《红楼解梦》著者的导演下演了一出“合谋害死雍正”的戏，但导演却不说这是一场新编的戏，却说成是《红楼梦》研究的新成果。而在他们已经“提示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此案”中，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这难道不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林黛玉吗？

　　（二）索隐家们都为自己的索隐方法涂上一层科学的色彩，把主观索隐的方法说成是科学考证的方法。其实，科学考证和主观索隐二者其性质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把它们区别开来。那么，科学考证和主观索隐有何不同、如何区别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就提出论题而言。考证家的论题一般地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依据，论题的提出以考证家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观察和了解为基础，强调论题来自客观对象、客观事实；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则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其论题的提出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并非《红楼梦》作者的寓意，而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一个入宫为女尼后来又为妃子、为皇后，并且毒杀皇上的“竺香玉”其人其事，曹雪芹又何尝有什么“弑帝”的念头和行动？他有什么必要通过写作两首《西江月》词，来“为自己与香玉合谋害死雍正打掩护”呢？可见两首《西江月》词这个所谓“谜”以及这个“谜”中隐藏的所谓曹雪芹的“用心”，都是索隐家主观设定、编造出来的。

　　第二，就论证过程而言。考证家的论证过程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实际，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徵和走向是从材料到结论；索隐家在这一点上常与考证家恰好相反，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徵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索隐派著述中，其论证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想象、虚构真是无所拘束，自由得很，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剪、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随意设想、制造出一些“事实”和“材料”，例如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当然、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或联系。黛玉取笑湘云说话有点“咬舌子，”把“二哥哥”叫成“爱哥哥”，那末“一二三”又该叫“么爱三”了。李知其就索隐说：“只见有一二三而无四，无四谐读胡死”，可知湘云口里叫宝玉“爱哥哥”，心里是在诅咒“胡人的死亡”。（《红楼梦谜》上篇第八节）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此处不赘。

　　第三，就结论验证而言。考证家在主客观条件比较充份的情况下，其考证的结果是比较切实的，因而是可信可靠的。当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候考证家也可能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结论可能有失误，但科学考证结论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索隐家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往往对自己索隐所得的结论评价甚高，自诩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其实他们的结论既然是主观猜想的产物，自难做到切实可靠。同时，索隐派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死无对证、无从检验的。且问，人们有什么办法验证曹雪芹确实参与谋杀雍正皇帝？又如何验证他笔下人物史湘云口里叫“爱哥哥”而心里却是在诅咒胡人死亡？

　　第四，就研究价值而言。科学考证的目的和作用，是通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依靠已知的科学知识，从已知到未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认识。而索隐家们的索隐，其具体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或为了证实某一政治成见、哲学或心理观念，或则借此自炫博学、善于解谜，甚或借此消磨时日，以驱遣文字自娱。看来索隐家们真正追求的并不是他们索隐所得的结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他们追求的是某种乐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满足。但也正由于他们的研究所固有的主观猜测、随意附会的通病，他们的索隐就常常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读者不但不能从中获得有益的新知，脑子里反倒被塞进许多想入非非的虚幻故事和无益有害的思想观念。《红楼解梦》告诉人们，曹雪芹和他的恋人合谋“弑帝”，以及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守寡后与人“私通”、生子即属此类。

　　（三）总起来说，科学的考证本身要求尊重客观实际和依据，考证家某些具体考证有时可能产生失误，但他们毕竟受到科学研究的规律和原则的规范和约束；而索隐派的测字猜谜，尽管在某些人看来颇有一种乐趣，但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本质特徵的索隐派研究方法，使索隐派红学著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科学的有时是故意违反科学的倾向，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科学研究最忌研究工作者持有主观随意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而半个世纪以来红学索隐派的理论和实践，再次暴露红学索隐派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性质和特点就是它的主观随意性，这是整个索隐派红学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严重缺陷。只有认清索隐派研究方法非科学的性质，不断克服《红楼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非科学倾向，才有可能提高红学研究工作者的科学素质和《红楼梦》研究的科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