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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样读“红楼” | |
| 关键字:红楼梦,研究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桑哲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11 13:1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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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从它刚问世起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红楼梦》研究领域仍然异彩纷呈。随着中央电视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热播,以及同名书籍的热卖,民间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热”。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要靠一代代读者的不断解读接受才能越来越充分地显露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解读这部经典名著?就此问题,笔者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按姓氏拼音为序编排)。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们所说的“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及相关问题的学问。按照清朝人的说法,研究学问,作文章,就要讲究辞章、义理、考据,而且以“三端相济”为最佳。研究红学,亦当如此。如果说“辞章”求其“美”,“考据”求其“真”,那么“义理”则是求其“善”,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即《红楼梦》一书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思想观念、人生追求、价值取向。窃以为,在当前的《红楼梦》研究中,这一方面都是最羸弱的环节。书中说:“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什么“味”呢,我想,就是人生之“味”,文学之“味”。因此,我们研究和阅读《红楼梦》的唯一正确的路子就是把它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来对待。这话虽属老生常谈,毫无“创意”,但确是最接近真理的共识,因为唯其如此,才有可能逐步体悟到它的文学与人生之“味”,才能不被那种猜谜怪论所误导。 为此,我们首先应给大力提倡研读《红楼梦》文本,包括不同的版本。不可想象,根本没有认真研读过文本,就能够发表宏论,就能够扮演电视剧中的红楼人物;其次,对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提倡加强“理论”的修养。由于历史的原因,一提“理论”,可能会联想到条条框框,空话套话,其实不然,就红学研究而言,提倡理论,不外是提倡一种思辨、一种理解和感悟,它应该是充满灵性、悟性、具有无穷魅力的。而当前理论的贫乏与淡漠恰恰是种种奇谈怪论得以孳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总之,红学的研究,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关四平(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阅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摸清《红楼梦》的版本系统。这包括“脂评本”和“程高本”两个系统。前者是手抄本,上面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78回的“庚辰本”(1760);后者是120回的排印本,包括“程甲本”(1791)和“程乙本”(1792)。第二,全面理解主要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特点,诸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贾母、贾政、探春、晴雯、刘姥姥等,皆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第三,理解全书的思想内涵。学界现有的“爱情主题说”“四大家族衰亡主题说”“贾宝玉叛逆道路说”“解脱说”“色空说”等,皆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红楼梦》多元文化意蕴的一个层面,可互补共存,而关键是应发掘其中真、善、美的深层意蕴。第四,掌握全书的艺术创新,如:人物塑造上的“正邪两赋”、美丑并举,结构艺术上总纲的设置与网状结构的建构等等,皆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 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新索隐派的做法,他不是依据文本的实际状况发表意见,而是头脑中先有观点,然后从书中东拼西凑地找出一些材料,再加上主观猜测来论证。我在《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中的《代自序》和《后记》里对他的“秦学”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严谨的红学家们根本无法认同他那些秦可卿是废太子允礽的女儿寄养在贾府、秦可卿之死是由于执行来自某一政治密令之类的说法。刘心武否认自己是索隐派,认为自己是考证派。严格地说,他的“揭秘”和所谓的“秦学”不但不能称之为考证,而且也不是学术研究。 《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上有我的《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一文,其中部分内容以《主观猜测,还是科学考证》为题,发表在同年10月16日《文汇报》上,多方面地论述了科学考证和主观索隐两者的不同性质。科学考证的论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或现实依据,来自于客观事实;主观索隐的论题的提出则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和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考证家的论证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事实;索隐家的论证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有时把事实通过裁剪、组合以至歪曲,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随意设想、编造出一些“事实”和“材料”。考证家的考证结论无论对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索隐家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对自己索隐所得的结论自我评价很高,其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无从验证的。科学考证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认识;而主观索隐追求的是某种玩索的乐趣,是自己和好奇者心理上的满足。 20世纪80年代,香港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里谈到《红楼梦》第八十七回的一个细节。紫鹃问黛玉:“我叫雪雁告诉厨房里给姑娘做一碗火肉白菜汤,加了一点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好么?”他认为“火肉”谐音鹅肉,白菜鹅肉就是“天鹅肉”;“虾米儿”读“蛤蟆儿”;“青笋紫菜”是“清顺治来”。这一碗汤是说:弘光帝那个癞蛤蟆,只为好色想吃天鹅肉,看看快把江山配给顺治帝了。李知其的这种猜谜法真是匪夷所思,而刘心武对《红楼梦》里张友士为秦可卿所开药方的解释与之如出一辙。刘心武认为“友士”显然谐的是“有事”这两个字的音,张友士是京里派来的“政治间谍”,其药方是一道政治密令。药方里开的明明是五种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他却把这五种药改造成两句话:“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其实“白术”作为一种中药,“术”应当读zhú,音“竹”,是不能读作“数”的,将“白术”说成谐音“半数”,这种转换从谐音法的运用来说,就是论述失据,即人们所说的硬伤。他把“云苓”隔开,“云”作说解,“苓”作命令解,这样他就把药方硬说是:上面命令秦可卿在熟地自尽。刘心武的这种考证只不过是牵强附会的主观索隐。他将秦可卿之死写成因政治集团夺权阴谋败露而导致的政治性自杀,并且说王蒙没有读懂这个地方。对秦可卿之死,王蒙以及红学家们的解释是秦氏因与贾珍有染而悬梁自尽,这不但可以揭开《红楼梦》中的很多疑团,而且确实也是一种可信的说法。刘心武还把秦可卿与贾珍二人的私通说成是出于爱情,这样讲也是不恰当的。 考证应该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切忌主观猜测。说秦可卿是废太子之女,张太医是政治间谍,药方是政治命令等等,都查无实据。凭想象和猜测编造小说的作法,不是科学考证,刘心武自称考证派,其实是并不恰当的。 现在有的“红学”研究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有助于激发人们阅读《红楼梦》的兴趣就行了。《红楼梦》剧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演员候选人,据说报名人数已达二十余万,这完全是商业炒作。片面强调出新,片面强调娱乐化,容易导致学术研究品味降低。“标新立异”,很难简单化地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阐明新想法、新观点不畏畏缩缩,这是对的,从多角度鉴赏文学作品也是不错的,但要把握原则,不能不负责任地随便乱讲。做学问要认真严谨,有一定的行为准则,不能把自己的主观猜测作为科学理论在大庭广众间传播。时下有一种观念,似乎正统或传统的学术研究就是过时、僵死的,而来自“民间的”“草根的”就是先进的。这种学者应当珍惜目前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对听众、对读者,尤其是对年轻人不能随便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也要为自己负责。对于“民间的”“草根的”“反传统”的旗号,应该实事求是,客观认真地分析。年轻人(当然不仅是年轻人)还是要学会认真严谨地治学,博学多思,不断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做研究工作不能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也不能太功利主义。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用多种方式来阐释文学作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出现刘心武“揭秘红楼”也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我们的强势媒体中央电视台推出这个节目,它是否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做更多、更有意义的文化节目?二是民间大众需要文化,就很容易让这种节目乘虚而入;三是当前我们的批评家、书评家们对这件事的关注脱离主题,很少有人去谈论名著本身,而只是纠缠于刘心武谈问题的方式恰当不恰当。我们知道,《红楼梦》之所以被当成中国文学作品的正统,应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钱玄同、鲁迅等人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只是新文化运动的需要才达成共识把这部作品当作中国的经典名著。毋庸置疑,“红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认为中国文学经典名著不能被批评,是不正确的。今天,有的人拿着传统文学经典到处招摇,而在五四时期这些作品还没有成为经典的时候,它们是作为文学批判和文化反省的对象。今天的人和五四时期的人比起来有很大的差异,今人有很多迷信思想却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警惕,我们好像很容易圈定一个话题,却不善于揭开这个话题看其背后的真相,这可能是文化大众化、平面化的共性。我希望在这个共性面前出现一些批评家,并且希望这些批评的声音能够占据一定的话语地位,能够在大众文化体制里开辟一条路子。 何满子(文艺理论家):目前,《红楼梦》很“热”,吃“红楼”饭的人很多。《红楼梦》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我认为一部优秀的小说著作是具有多义性的,可以让读者有多元解读。刘心武有刘心武的解释,王蒙有王蒙的解释,他们都是聪明人,“红楼”是他们自己眼中的“红楼”,这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宁宗一(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文化艺术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实事求是地说,面对《红楼梦》,我的阅读心态始终是永恒的困惑。这样一种苦恼,既是阅读与研究对象深邃意蕴所致,但也往往是在大师和经典面前的一种说不出的无能为力。我无意把《红楼梦》神化,认为它是不可解之谜,也不认为它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而难于把握。我只是认为在它的面前,暴露出了我们文学智慧的欠缺和审美思维力的贫乏。然而,又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红楼梦》在知识界、在历经了人生坎坷、具有了咀嚼人生况味的读书界和研究界,它的艺术魅力总是促使人们进行一次次的探险,或者说,它一次次引发你去阅读和发表对它感悟的冲动,于是在读书界、研究界给我们打开了《红楼梦》阅读史上的前所未有的景观。 正是基于此,我认为,无论从宏观小说学角度看还是从微观小说学角度看,《红楼梦》文本都是一切读者关注的对象。因此,对于所有读者来说读“懂”文本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至于对任何一位真诚的《红楼梦》的研究者来说,细读文本和尊重、敬畏文本都是第一要义。 如果说文学大师的叙述,记录的是人类的心灵史,经典是大师的精神遗嘱的话,那么,《红楼梦》是为典型。《红楼梦》在最准确意义上为我们记录了人类的心灵史,《红楼梦》是曹雪芹给予我们的精神遗嘱。因为曹雪芹把自己的生命和小说连接在了一起。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利用小说这种文体展现了人生的多层面(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与之媲美)。他给小说提供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诠释了小说精神。我的兴趣是想在哲学和美学意义上膜拜曹雪芹。因为,他的小说总在暗示我们:曹氏是一个诗人、一个美学家、一个伦理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绝好的知己。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他都是不可取代、不可超越的。 曲沐(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贵州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如今,《红楼梦》研究领域异常复杂,各种观念都有,什么“红楼解梦”“红楼揭秘”“红楼索隐”等等,让人跟花缭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究竟应该怎样阅读《红楼梦》呢?我认为至少应该树立三个观念: 第一,原典观念。阅读经典著作,要读原典(即原著)。什么是《红楼梦》原著呢?现在书市上的《红楼梦》非常混乱,各种版本都有,一不小心就容易上当受骗。所谓“原典”非它,即程伟元、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及翌年之修订本,简称程甲本、程乙本。所谓脂抄本,皆1927年以后出现的,它们残缺不全,文字错讹低俗,令人无法卒读。近几年红学界研究表明:“脂本乃后出之伪本,而程本方为《红楼梦》》真本。比如199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根据脂本庚辰本编的本子,配以程甲本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及后四十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现今普及本(下称“艺院本”)。“正统”红学家称庚辰本保持了曹雪芹“原稿面貌”,其实这是一个极为晚出的本子,我们将它与程甲本对勘,发现数十处“窜行脱文”,由此证明它是抄自程甲本而来,抄错、漏抄、妄改者比比皆是。俞平伯说它“不能卒读”:1960年台湾苏雪林女士多次批评这个本子“别字连篇”“文理蹇涩”“造句常不自然”;1986年美国周策纵先生仅从艺院本开卷第一回第一页就指出其中不少文字“不通”“累赘”,甚至“大煞风景”“大不合情理”。(香港《红楼梦大观》周序)。而且这个本子歪曲贾宝玉、林黛玉、芳官、尤三姐等人物形象。所以艺院本误人子弟,决不可从。 第二,整体观念。明确120回程本《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艺术整体。当年胡适提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的四条证据早已被推翻,但有些人相信脂砚斋的胡言乱语仍信从高鹗续书说,其实这是错误的。俞平伯几乎一生都在从事腰斩《红楼梦》的工作,到临终前终于大彻大悟,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所以,120回《红楼梦》都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高鹗并没有《红楼梦》著作权。 第三,小说观念。明确《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不是什么人的“自传”和“曹寅家史”,也不是“宫闱秘事”和“谜语大全”,应该将《红楼梦》作为小说阅读,充分认识它的审美价值。这样才是阅读经典名著《红楼梦》的正确途径。 齐裕焜(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期的《红楼梦》索隐派不同意考证派的结论,即作者是曹雪芹,所写的内容与曹家家世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索隐派就充分利用了考证派的成果。如赵同利用考证派的研究成果,即《红楼梦》所反映的生活与曹雪芹的家世有密切的关系,把索隐派与考证派结合起来,显示了索隐派发展的方向,可以称为“新索隐派”。刘心武就是走的这条路子。他充分利用考证派的成果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曹家的兴衰史结合起来,以此来“揭密”《红楼梦》。周汝昌先生在致刘心武的一封信中说:“你这篇书简写得好,内容十分重要。①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相互启发切磋和共识,已然逐渐显示清晰,可说是红学史上一大“突破”。因为,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红楼奥秘。” 索隐派和考证派打了近百年的官司,但两派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考证派的大师俞平伯先生在晚年对此作了公正而深刻的评论。他认为:索隐、自传两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蔡元培把它当作政治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尽管两派各立门庭,但出发点是一个,而且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误会:《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好像会贬低了《红楼梦》的身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②正因为索隐派和考证派都把《红楼梦》当历史来研究,因此,刘心武等利用考证派的成果,进行索隐,形成新索隐派,也正因此,刘心武的“探秘”为考证派的周汝昌所激赏。 王光东:(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果揭秘《红楼梦》是为了普及历史文化知识,让大家对古典文学名著产生新理解,是值得赞同的;但如果把传统的经典作品完全用新潮化、通俗化、娱乐化的语言进行解读,重在这方面求新求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价值,有其庄严性,我们要尊重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尊严,这对民族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必要为了迎合娱乐消费,为了迎合大众趣味,而把传统经典的东西给解构掉,使之沦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我不赞成“新说”风,它们虽然很“火”,但这只是世俗层面的成功,在文学层面上绝不能算是成功。 俞晓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明清小说研究室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红楼梦》第23回,在明媚柔丽的大观园里,先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共读《西厢》,后留下黛玉一人聆听《牡丹亭》。一是读戏剧脚本,一是听戏文演唱,均构成《红楼梦》中的戏中戏。张生弹曲表意,莺莺借诗传情,张生吟诗酬和,莺莺拜月焚香,都是在花园里演出的。杜丽娘自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束,过着一种简淡冰冷、封闭压抑的深闺生活,长到一十七岁,居然不知自家有一座后花园,而一旦置身于春光明媚、花红柳绿的花园,其内心的自然天性立刻就被唤醒了。弥漫自然力的花园是两剧情节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女主人公感情历程的起点,也是作者用以阐发该剧题旨的一个聚焦景观。《红楼梦》用《西厢记》铺垫着宝黛心中对朦胧爱情的共同的喜悦,然后又用《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曲词来拨动黛玉的心弦,激发黛玉内心深处对自己处境、命运的伤感式联想,黛玉最终“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戏中情是戏外人之情,戏外人正体验着戏中人的特定情境,这样黛玉在想什么,读者也就通过两部戏的内容知道的清清楚楚了。显然,作者将《西厢记》和《牡丹亭》安排在同一回中出现,是其匠心所在:一来点染了宝黛当时所处的环境氛围,二来表现了宝黛的精神生活和审美趣味,三来推动了情节的不断发展。戏中戏,成了宝黛爱情的催化剂。读古典名著,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受到优美高质的熏陶。 郑铁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专著《刘心武红学之疑》,由新华出版社2006年出版):如何读《红楼梦》?常常有人让我推荐一两本解读《红楼梦》的书,我便犯难。开一个长长的书单,对普通的读者不合适,而列举一两本书又于事无补。正如叶朗先生所说:“《红楼梦》,意蕴极其丰美,‘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种阐释往往只能照亮它的一个侧面,而不可能穷尽它的全部意蕴。因此,对这类作品的阐释,就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如何为“大众欣赏”提供一个审美的开放的解读范本,便是“说不完的《红楼梦》”这一话题。无论是纸质文本,还是影视媒体,都是形式问题,我以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小众学术,大众欣赏”关系。 “小众学术”,是指研究红学的学者、专家,从文本到版本,从作者到家世,上穷典籍,下考文物,孜孜以求,一言以概之,学术也。“小众学术”为红学艺术大厦奠定了基石,并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开拓了红学研究的领域。不仅成为研究《红楼梦》的必读之书,而且为“大众欣赏”提供了文本审美的解读结构。《红楼梦》在未被读者解读之前,是一种雪藏状态的审美现实,是潜在的艺术世界,是开放的心灵家园。只有通过读者的欣赏,《红楼梦》才能成为有生命的审美现实,《红楼梦》文本的审美意义才能进入读者理解的意向结构之中。而解读的深浅粗细,往往决定两个方面:一是《红楼梦》文本所显示的形式和内容;一是读者自身所具有的感悟、情感和体验。而且二者处于互动的形态,相互作用,“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为了彰显《红楼梦》文本,“小众学术”就是要不断地创造性地解读《红楼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为“大众欣赏”提供审美的开放的解读范本。欣赏也是不断提升的过程,“大众欣赏”与“小众学术”的两极差越小,“大众欣赏”的整体水平就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小众学术”达到的最高极至应当是雅俗共赏。 注释: ①“这篇书简”指刘心武《樯木·义忠亲王·秦可卿》一文。 ②这两段话引自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273页。据文后说明,该文为1978年10月17日未发表之旧作,1986年8月26日重新整理而成。 【原载】 《现代语文》2007年5月上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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