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仿佛预感到了后人解读《红楼梦》的困惑和歧见，在开卷第一回便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确，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涵义深邃的作品而言，“解味”诚非易事。自小说问世以来，无论是激赏赞叹、还是诋毁蔑弃，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解释、评说、猜测、推考。正如鲁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描述的那样：“《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事情正是这样，经学家煞有介事地认为《红楼梦》藏谶纬、明易象，可以预卜吉凶；道学家板起面孔认为《红楼梦》“启人淫窦，导人邪机”，“理当一火而焚之”；革命家则严肃地执着地认定《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情感；还有的并不执于一端，而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等等。最早的评家和读者，通过批语、评赞、题咏、札记以至闲谈来表达各自的见解；旧红学用索隐、新红学用考证，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卓然成家。

　　可见，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迭，对《红楼梦》的阐释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旧红学带有民族革命的印记，新红学感应着“五四”的风气。到了新中国建立，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人们自然会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和解释《红楼梦》这部作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倡导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当时还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两名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写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提出了批评。李、蓝在文章中指出，俞平伯的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没有脱离旧的窠臼，是唯心主义的，离开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认为俞著把《红楼梦》当作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传，从而否定了对封建社会的典型概括的意义；再者俞著关于“色空”、“怨而不怒”、“钗黛合一”等论点，抹杀了小说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俞著在论及《红楼梦》的传统性时，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简单比附，否定了《红楼梦》的独创性。李、蓝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和评价《红楼梦》，他们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特别是对贾宝玉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的新的因素及其与时代思潮、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作了分析论证。认为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潮包括了工商业者反封建压迫的要求，提出了《红楼梦》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说。本来，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功过得失和李、蓝批评论说的是非深浅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辨明和发展。然而，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干预，这一学术批评迅速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毛泽东在1954年10月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则阻拦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甘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由于学术批判纳入了政治运动的轨道，完全丧失了平等探讨自由争鸣的可能，俞平伯由此长时期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场批判的发展及其后果也为“小人物”所始料不及。

　　毛泽东本人喜欢读《红楼梦》，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多次谈到《红楼梦》，他对《红楼梦》评价很高，主张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其主要的意思，一是要人们了解小说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要求，再是要通过这部小说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他的重视第四回、着眼“四大家族”的兴衰都与此相关。作为阅读《红楼梦》的一种视角，即政治历史的视角，本来并无不可，因为这也是一种阐释，不妨可以在鲁迅的那一段话后面再续上“革命者看见阶级斗争”。但如果以此作为唯一视角，只看见阶级斗争，几十条人命，排斥其它视角，甚至不承认作为小说主体的爱情描写，这就大谬不然了。至于在“文革”期间畸形的评红热以及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就更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致力于《红楼梦》内容的研究并作出重要成果的还有何其芳，他的发表于1957年的《论红楼梦》是一篇七万字的专门论著，这是他平生“写议论文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足见其用力之深。论文全面地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及其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全文共分十三节，高度评价了《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小说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以及上层建筑，向往合理的幸福的生活，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宝黛爱情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故事，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刻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著名同类故事，贾宝玉成为一个典型的共名；小说表现的不是市民思想而基本上是封建叛逆者的立场。作为诗人兼学者，何其芳从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出发进行细致的分析论证，尽管引起了某些质疑和商榷，但这依然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该文的节缩曾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代序。

　　初版于1959年的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主要是以细腻的艺术分析和优美的文笔打动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心。他的写作受到何其芳的鼓励和帮助，观点相近。全书共收七篇文章，《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可看作总论，最为人熟知的当数《贾宝玉论》和《林黛玉论》。作者认为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充满诗意的书，不能以冰结的感情或数学式的智力来对待，明智的哲学头脑应是热烈感情的升华。因此作者几乎是用诗的语言来评论人物感染读者。本书于1981年增订再版。

　　这里还必须提到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王昆仑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和上海，王昆仑就用太愚的笔名发表了十九篇红楼梦的人物论，脍炙人口。此前，还没有人对《红楼梦》里的重要人物进行这样系统和透辟的分析，《红楼梦》里的重要人物都论到了，而且都有独到之见。这部论著不仅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时代气息，而且方法得力，切中腠理，文笔鲜活，富于启发性和感染力。这些文章在1948年就已结集出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又加以改写再度发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再次重版，足见其深受读者欢迎。

　　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即1963年前后，各报纸刊物包括各大学学报发表了一批文章，茅盾的《关于曹雪芹》、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贡献》等重要文章就写于此时。在这期间颇有学术质量较高的论文，可以代表“文革”前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的水平。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由于198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和在此前后两种红楼梦学术专刊的创刊，因而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多了，学术成果也有了更多发表的园地。这无疑大大地推动了红学的发展，粗略估计，二十多年来发表的研究文字约当五千万字以上，出版的论著逾百种。其中，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当然还是主体。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的学术思想的活跃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反映在《红楼梦》研究中，总的说来，对《红楼梦》的主旨和内容的阐述已趋向多元和多层，人们早已摒弃了对小说政治图解式的阐释和简单比附的说教，而逐渐达成一种共识，认识到一部伟大的深刻的文学作品，很难用一种主题、一种角度、一种解释来限定和概括，更不可能穷尽它。过去人们之所以对《红楼梦》有如此纷繁的歧见和解说，除了读者眼光的不同而外，还因为作品本身的丰富复杂和独特。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不论其从何种角度、用什么方法，只要是认真探求，有所发现，就都是有益的，都能给人以启发，都将有助于接近作家的主观命意和解读作品的客观意蕴。

　　既然《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应把它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来看待，因此大量的研究文章着眼于审美的角度，透过艺术形象来把握作品的内容和意义。首先，小说是以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为场景素材，以青年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在这里，作家对人物的安排、形象的组合、着笔的轻重、褒贬的分寸，都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正如人们所熟知的贾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女儿被看作是天地间灵气所钟的生命的精华，男子则为世俗浊物。基于对生命和生活这样的独特理解，在小说里，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核心的青年女性人物是纯洁的、充实的、美好的，而男性和受到世俗污染的女人则是委琐的、空虚的、腐朽的。如果简单地用阶级来划分或用正反面人物来划分都难以符合小说的实际。为“闺阁”昭传，表现这些年轻的、纯真的，鲜活的生命之美，以及美的毁灭，正是《红楼梦》文学审美层面主旨之所在。于是作家顺理成章地以其主要笔力展现了生命之重要课题的爱情婚姻天地，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以相知相契为基础的生死不渝的“木石前盟”和以家世利益为前提的世俗称羡的“金玉良缘”包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宝黛之间刻骨铭心、缠绵固结的情感经历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这种以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的认同为基础的爱情，超越了传统的惜才悦色的模式，带有某种现代性质。围绕着这个中心，小说展现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爱情和婚姻悲剧：元春的入宫、李纨的早寡、迎春的抵债、香菱的受虐、金钏的投井、晴雯的遭诬，以及尤氏姐妹的饮剑和吞金、鸳鸯的矢志不嫁和司棋的因情被逐，等等，此外，湘云的悲剧，妙玉和惜春的悲剧，还有凤姐和探春的悲剧则更多地因为时乖命舛，生于末世，她们的青春、才干、志向终究归于幻灭，无一例外地归入了薄命司。正如太虚幻境中联语所示：“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情是永恒的，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幻灭了，唯有儿女真情不可磨灭，所以作者才宣称，本书“大旨谈情”。把握住这一点，有助于读者对小说进行总体的审美观照，不致迷眩困惑，因小失大。小说像一轴巨幅的画卷，绚丽多彩，笔墨酣畅；又像一首大型的交响乐，既奏响了青春和生命的颂歌，又是人生和命运的悲歌，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旋律，最终汇合成了红楼梦这一部以真情谱就的交响诗。

　　前面提到，把《红楼梦》当作政治历史小说来读，作为一种视角，而不排斥其它，本无不可。因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普通的纯粹的言情小说，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批判现实的锋芒，虽则作家明言无朝代年纪、不干涉时世，而实际的艺术描写却流露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广忧愤。即以人们熟知的第四回有关“护官符”的描写以及省亲、交租、抄家等情节，本身就是对封建官僚政治和皇权的讥刺和揭露。更多的是在曲笔和隐寓中蕴含深意，包括作为小说主体的那些爱情婚姻纠葛的背景和动因，需要读者细心加以体察和探求。当然，不少执着于微言大意抉发幽隐的文章，未免求之过深，可以看作索隐派在现代的复活；但这种现象也适足以说明《红楼梦》的独特性，说明有隐可索，含蕴深厚。如果不执于政治索隐，而是从小说实际的艺术内容出发，作合理的推求发掘和科学的分析论证，突出它的批判锋芒和历史容量，那么这应当看作为红学的一家之言，不仅容许，而且必要，事实上在这方面不乏有深度的研究论著。

　　《红楼梦》还有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深层结构，即由艺术形象层、历史内容层延伸而达到的哲学意味层。这是作者对人生真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是属于作品深层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具有永恒性质的人生精义和心理蕴含，是伟大作品获得不朽魅力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力求在这一层面上进行探究和阐释，这是红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之一。

　　有的研究者或从小说第二回贾雨村关于正邪二气的宏论和湘云主仆关于阴阳的对话来论证曹雪芹对于宇宙本体的认识是倾向唯物的、辩证的，并且联系当时的社会思潮哲学观念，加以比较分析。这样的研究对了解作家思想虽不无补益，但曹雪芹并非在写哲学讲义，而是创造艺术作品。透过艺术的机体所启示的对宇宙和人生的感悟才是小说内在的哲理意蕴。通常认为第一回《好了歌》及其解注是小说哲理层面的主题歌：“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脂评曾经这样批道：“先说场面忽新忽败，忽丽忽朽，已见得反复不了。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爱，悠痛悠悲，缠绵不了。一段石火光明，悲喜不了，风露草霜，富贵嗜欲，贪婪不了。一段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划计算，痴心不了。一段功名升黜无时，强夺苦争，喜惧不了。总收古今亿兆痴人共历此幻场幻事，扰扰纷纷，无日可了。”这盛衰悲喜、升沉荣辱、生死贫富确是古往今来亿兆众生共同经历无可摆脱的人生轨迹，作家把它浓缩于此，形象而精粹地概括为“好”“了”之歌和透彻之解，突出了其间的转换嬗递，核心在于一个“变”字。变动不居既然是世界的常态，也就没有什么永世长存的定理和秩序，这就不能不引向对现存制度的深刻怀疑。变动不居也是人生的常规，“翻过个筋斗”来的阅历之士就可以淡泊功名富贵、妻妾儿孙的世俗追求，达到精神的自我超越。然而《红楼梦》并非出世之书，曹雪芹也并未看破红尘，他是那样执着于现实、热爱生命、珍惜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色空之论解脱之说并不能解释小说的哲学底蕴。“色”作为佛家用语，当作为有形之万物的总称，略同于好了歌中之“好”，“空”约当于“了”。“色即是空”亦可视作“好便是了”的同义表述。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色空之间引入了“情”的观念，即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第一回)这个“情”即“儿女真情”，情与生命同在，与万物同在，世界因为有真情而可爱，而变得有声有色可歌可泣，正是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红楼梦》，支撑着作家在艰难困顿中坚持创作。为“僧”而有“情”，仿佛是矛盾的，正是这个矛盾的统一使《红楼梦》里的“情”达到了一种哲理的升华。

　　情的哲学升华可以理解为以禅治情。有研究者专门探讨了曹雪芹的情禅思想，认为禅宗的本心是佛，张扬个性和心灵自由的主张以及圆通开放的思维是情禅的内在依据。在小说中具体以贾宝玉的“情僧”形象和“情不情”境界表现出来。情僧并非舍情归空，而指从情的征实跃向情的空灵，贾宝玉从情痴到情悟是一个痛苦的蝉蜕过程，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悲剧和情幻况味折磨着他的灵魂，爱情带来的无尽苦恼使之寻求情感的精神出路而栖心禅寂，他的“悬崖撒手”，并非斩情，是由情悟而证情，说明情观战胜了空观，达到感情禅化的“情不情”境界。论者认为不能把“情不情”解读为通常人们理解的“情于不情”的那种意义，而是超越于“情”与“不情”之上的“不情之情”，二者相即相通，泯灭界限，浑然整一，是一种情极而无情、无情而情至的彻悟境界。情的禅化是对情痴的升华和超越，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亚宗教形态的精神寄托。“情禅”表现了对人类情感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本体思考，昭示了情感追求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超越性。

　　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关注《红楼梦》对人生的思考所达到的本体论高度，作家的“色空”体验不是单纯佛老意义上的，而是人生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体验。生活是如此苦难，又是如此令人留恋。“色即是空”是对人生存的痛苦体验的表达，而“空不离色”则是人在痛苦体验中寻求意义而又建立不起新的价值信仰时彷徨状态的表述。曹雪芹的人生体验之所以憾人心魄，不在于他体验到万境归空，而在于他体验到万境终于不能归空。就是说既深切地体验到生存的痛苦，又深刻地感悟到解脱之不可能，这种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本身赋予《红楼梦》一种内在的永久的魅力。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探索，着意开掘作品的深层意蕴，这是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关注和倾心的课题。

　　世纪之交，回顾过往的学术历程，检阅红学在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的成果，学界提出了将三者融为一体，在融通中寻求创新。也就是说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这一格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综合性和开放性，会吸引更多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进入这片学术园地，《红楼梦》的丰厚意蕴将得到新的更为深广的发现与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