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下午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红楼奇谭与探秘猜谜》，主要是介绍红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索隐红学。

    什么叫“索隐红学”呢？在座各位也许对这样问题不感兴趣，或不大关注。但有一种现象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即刘心武先生的红学。其实刘先生的红学就是一种典型的索隐红学。

　　刘心武的索隐红学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些反响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喜欢的，支持的；一种则是批评的，反对的。从人数的比例上看，绝大多数读者、观众是喜欢的、支持的；而作为极少数派的专家学者则持否定的态度。一般的读者、观众觉得刘心武用这种通俗的方式讲红学，比起专家学者那种板起脸孔说教的枯燥形式来，显然是生动活泼而又平易近人，他让学术走出了象牙之塔。但是，专家学者则从学术规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原则出发，认为刘心武的红学之所以必须反对，这不是因为他的某一个观点，而是从研究的基本规范来看违背了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究竟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极少数派的专家学者的判断是正确的？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一次讲座，把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来探讨。

第一部分  索隐奇谭

一、什么是“索隐”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索隐”？“索隐”原本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方法。它的意思并不复杂，按照它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也就可以了。“索”就是索解、追索、探索、发现，“隐”就是隐藏起来的事情的真相。“索隐”就是去索解、追寻、发现被隐藏起来的事情的真相。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索隐”一词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探求隐微奥秘的道理。二是对古籍进行注释考证。这样看来，“索隐”是一种帮助读者准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隐秘的道理或古籍的内容。譬如，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大家知道这是一部大书，但它在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够详尽。为了帮助读者的阅读，唐代司马贞对此书进行索隐。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司马贞在这个地方作了一个索隐，他说：“按不韦传云：不韦阳翟大贾也。其姬邯郸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献于子楚。”子楚是秦庄襄王的名字。这一段索隐，提醒了读者，秦始皇的父亲其实不是秦庄襄王，而是吕不韦。司马贞的索隐显然有助于读者对秦始皇身世的真相的了解。

　　那么，作为合理的、有益的学术方法，为什么一旦进入红学的领域，就会被普遍视为荒诞不稽、大逆不道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分清一个问题，即红学中的索隐派与传统学术中的索隐并不完全一样。索隐红学从传统学术中借用了某些方法，这是它与传统学术的联系；同时，它又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正是这些新发明的方法，使得索隐红学远离传统学术，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文字游戏。今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分析索隐红学借用了传统学术中的哪些方法，又新发明了一些什么秘密武器。这样，大家对索隐红学的是与非、研究与游戏，就可以有明确的判断了。

二、《红楼梦》里有没有“隐”

　　既然索隐红学从传统学术中借用了“索隐”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象很多专家学者那样，全盘否定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索隐红学所索解出来的故事都是毫无根据的，都是外在于《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其实这种观点是偏激的。

　　我有一个观点，是跟红学界的专家们不一样的，我认为，对《红楼梦》进行索隐，这不是强加给《红楼梦》，而是《红楼梦》这部书的特点所提出的客观的要求。《红楼梦》这部书的的确确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真相。这种隐藏有些是客观造成的，有些则是作者有意为之。比如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在一开始的抄本时代，大家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只是在第一回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空空道人）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甲戌本）

　　第一回的石头故事以及这段话清楚地告诉读者：这部书的最早作者是癞头和尚，癞头和尚的作品名字叫《石头记》；接着是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回去，把书名从《石头记》改为《情僧录》，此书开始流传；接着吴玉峰改书名为《红楼梦》，孔梅溪改为《风月宝鉴》；接下来才是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曹雪芹的改本名字不叫《石头记》，也不叫《红楼梦》，则是《金陵十二钗》。最后，到了甲戌年，脂砚斋在抄阅再评的时候，又把书名重新改为癞头和尚的那个书名——《石头记》。

　　这段文字对此书的创作、传抄、修改过程交代得如此清楚。那么这段话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那么，那位癞头和尚是谁？他的真实姓名、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那部《石头记》原稿的内容又是如何的？如果这段话是假话，是“小说家言”，那么人们又凭什么可以认定这段话中的曹雪芹是真的？

　　无论如何，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学术界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在此书的修改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而把著作权划归曹雪芹所有。至于此书是否有原作者，原作者是谁，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没有解开的谜团。

　　那么，也许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他的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也存在着作者问题，《金瓶梅》的候选作者有几十个，但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这几部小说在作者方面出现离奇古怪的索隐现象。《红楼梦》为何如此特别？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的确是特别的。《红楼梦》的确不是一本一般的小说，它的故事素材的来源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宫廷有密切的关系，曹寅家族的历史命运在这部小说中留下了诸多影影绰绰的痕迹。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本来就有诸多历史之谜，那么，《红楼梦》这部书的作者所关涉到的神秘的历史真相一定很多很多。

　　《红楼梦》这部书是如此之伟大，但在的作者问题上却有如此之多的谜团，索解其中的真相，这是这部书向每一位《红楼梦》的读者和研究者提出的要求。

　　除了作者问题之外，《红楼梦》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部未完成之作。不管《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独创的还是在他人原稿的基础上的修改，它的“未完成”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遗憾，也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问号：曹雪芹的改稿至八十回而止，那么，曹雪芹八十回后的原稿是如何的？也就是说，《红楼梦》在版本上有一个真相（即八十回后的原稿）被隐藏起来了。对这个真相进行索隐，这也是《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特点所提出的要求。

　　对《红楼梦》版本进行索隐，这在红学上就产生了另一个流派，叫“探佚学红学”。所以我在我的一些书或文章里常常把“探佚学红学”和“索隐红学”放在一起讨论。“探佚红学”也是一种“索隐红学”。

　　除了客观原因造成的作者之谜和版本之谜之外，《红楼梦》中的“隐”有一些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是作者的叙事策略和审美趣味。比如，人物的命名，“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作者已经明确地告诉读者，他把真相隐藏起来了，留给读者的是一些假语村言。人物的命名隐藏着特定的意蕴。甄士隐家里的丫环名娇杏，谐音是“侥幸”，这个命名代表了娇杏一生的经历就是一个侥幸的历程，偶然无意的一个回头，使她从一个低贱的丫环一跃而成为知府夫人。而甄士隐自己的女儿名“甄英莲”，她的一生正诠释着“真应怜”的感叹。导致英莲落入“真应怜”的厄运的是甄士隐家的仆人，名霍启，谐音“祸起”，大祸临头。祸起之后，英莲被卖给了冯渊，这冯渊争不过薛蟠，被薛蟠打死，正是一个“逢冤”的倒霉虫。作者把这一连串的命名放在一起，演绎了贾府故事开始之前的一则“小枯荣”。

　　除了人物命名之外，预示艺术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段。在小说的第五回，作者通过贾宝玉的梦游太虚幻境，读十二钗判词，把主要人物的命运事先作了一个预示。由于八十回后的原稿的失落，曹雪芹的预示艺术不折不扣地成了一则则难以破解的谜语。

　　比如元春的判词，

　　只见画着一张弓，上挂着一香橼也。有一首歌词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弓”与“宫”同音，“橼”与“元”同音，提示的是此判词的主人是入宫的贾元春。而最为难解的是最后一句“虎兔相逢大梦归”，“大梦归”是指死亡，但“虎兔相逢”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老虎和兔子一相逢，贾元春就会死去？专家们已经对这一谜语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索解，有给人启示的，也有令人惊愕的；有使人解颐的，也有令人喷饭的。

　　其他的人物判词同样如此神奇而又神秘。

　　总而言之，《红楼梦》隐藏了太多太多的真相，它要求我们读者，尤其是专家对它进行索隐探佚。

三、索隐红学的历史

　　索隐、探佚，是《红楼梦》这部书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换一种方式说：对《红楼梦》进行索隐、探佚，这应该是一个学术命题。

　　之所以说“应该是”，是因为这样一个命题曾经被转换成一个游戏命题、大众消费命题而出现。我们不要因为曾经出现过离奇古怪、匪夷所思的索隐红学或探佚红学而否定命题本身原来应该是“学术”的、可以是“学术”的；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一命题本来可以由学术史合理地延伸出来，就把所有的《红楼梦》索隐和探佚都看作是“学术研究”。关键是看你怎么“索”、看你怎么“探”。

　　一开始的索隐红学比较简单。脂砚斋是红学史上第一位索隐者。与此前的其他小说评点者（如李卓吾、金圣叹）一样，脂砚斋的评点对《石头记》的文理、章法、笔法等写作艺术作出了精彩的点评；而跟其他小说评点不一样的是，在脂砚斋评点中占据很大比例的一个部分是他对《石头记》的索隐。这些索隐具有欲言又止、藏头露尾的暗示性特点。比如在庚辰本第十六回写到元春省亲时贾府里的赵嬷嬷的一段话“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在这句话的旁边，脂砚斋批道：“文忠公之嬷。”文忠公指的是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傅恒的姐姐是乾隆的孝贤皇后。脂砚斋在提示读者：小说中的嬷嬷与历史人物文忠公之嬷是有关联的。那么曹雪芹在撰改《红楼梦》时真的对傅恒家事很了解吗？真的能够认识他家的嬷嬷吗？20世纪曾有研究者沿着脂砚斋的这一提示继续索解下去，指出敦敏诗中曾经提到曹雪芹在明琳院中高谈阔论一事，这位明琳与傅恒、孝贤皇后正是亲兄弟姐妹。曹雪芹可以成为明琳的座上客，可以在其家中谈笑风生，那么如果说他熟悉傅恒家中嬷嬷，这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这样看来，脂砚斋的这一提示是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的。

　　脂砚斋的暗示式索隐对于乾隆朝的读者来说，可能已经足以唤起读者对傅恒家事的联想，因为其时的读者可能对当朝大学士的家事有所耳闻，他们可以用自己原本的了解，对脂砚斋这简短的五个字进行补充、联想。但是，时过境迁，后世的读者倘若对“文忠公”其人其事不甚了了的话，脂砚斋这五个字就因太简略而不知所云了，其索隐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反而构成了更大的“隐”。于是，后世的读者就要求索隐者作出更加详尽的索隐。后世的索隐便朝着越来越详细、具体的方向发展。

　　然而，除了这位神秘的脂砚斋之外，后世的索隐者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故事背后所隐之历史真相。这样，一方面是并不比脂砚斋更知情，另一方面则要比脂砚斋索得更详尽、更具体。于是后世的索隐者便只好发挥想象、发挥悟性，借助一定的阅读手段。由于每一个索隐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动机，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癖性，因而，每一个索隐的人所索出来的故事是各不一样的。比如19世纪《红楼梦》刻本的一位著名的评点者张新之，他自己喜欢《易经》，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往《易经》的角度去索解《红楼梦》，把《红楼梦》索解成一部暗藏着易理的神秘的书。20世纪初的蔡元培，他是一位反清的革命家，所以他就往反清的方向去索解《红楼梦》，把《红楼梦》解释成一部反清的民族主义小说。

　　不过，不管各个索隐的人所索解出来的故事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则是所有的索隐者都相同的，就是他们的索隐所要索解出来的故事一定都是离奇的、神秘的、惊悚的。这是后世的一切索隐红学所共同追求的。猎奇，这是后世索隐红学最最主要的存在理由，索隐者是如此去索解它，而读者也是如此去接受它。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千奇百怪的索隐奇谭。

　　1921年，胡适对蔡元培的索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的批评并不能有效地阻止索隐红学的发展。一方面，胡适的红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索隐，胡适的索隐其实开启了新索隐的方向，即从曹家的方向进行索隐，故可以说，胡适是新索隐的开山祖。另一方面，索隐红学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依然存在，甚至，当大众文化越来越走向文化的前台的时候，索隐红学的存在理由就越是充分。

　　在胡适批评索隐红学之后，新索隐更是争奇斗异，无所不用其极。阚铎把《红楼梦》索解为性的伪装，寿鹏飞把它索解为康熙诸皇子的皇位之争，开启了当今刘心武先生借《红楼》痛说清史的先河。台湾的潘重规则在“反攻大陆”的政治背景之下重新把《红楼梦》索解为反清复明。杜世杰干脆把曹雪芹索解成“抄写勤”（为奖励那位抄书最勤快的人而把著作权授予他，是为“曹雪芹”）。到了90年代则有霍国玲等人的《红楼解梦》，她们从《红楼梦》里索解出曹雪芹与雍正皇帝为争夺女人而发生的凶杀命案，称雍正为曹雪芹所杀。到了今天，则有刘心武的所谓“秦学”。

　　这些索隐红学每一次的出现，都是耸动视听的，它们为广大的一般民众所欢迎。一般民众不仅觉得这些索隐索得非常生动，非常吸引人，而且，即使一开始不相信它，但是，读着读着、听着听着，慢慢地，就觉得似乎是真的，而且这种真实感越来越强烈。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告诉我，他们面对索隐红学的时候也经历过与此相同的心理历程。

　　索隐红学，这种异想天开、天外作想的解读方法，为什么可以使读者、听众信以为真？它是如何获得这种“拟真”效果的？

第二部分  索隐妙法

一、索隐红学的死角

　　王梦阮（1916年）之前的索隐红学，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借用传统学术方法中的训诂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叫“以形索义”，即从字形的相同或相近去推知字词的含义。阚铎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影射的是《金瓶梅》里面的西门庆。因为“西门”二字竖写的话，其字形近似一个“贾”字。这就是运用了传统训诂学中的“以形索义”方法。另外，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脂批提示说这是“拆字法”，那么它也就要求读者采用“以形索义”的方法进行索解。

　　索隐红学借用的第二种方法叫“因声求义”，即从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去推知字的含义。脂砚斋把“大荒山”训读成“荒唐”，把“青埂”训读成“情根”，这用的就是训诂学中的“因声求义”方法。话石主人以此方法去训读《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名字的含义。他把林黛玉训读成“宁待玉”，雪雁训读成“接案”，合起来是“宁待宝玉接案”。他把薛宝钗读成“拆宝开”，金莺读成“姻”，合成即是“拆宝玉开，联金玉姻”。话石主人的这种“音训”的随意性已经大大地强化了传统音训方法所蕴含的或然性。

　　索隐红学还借用了训诂学中的“同构引申”方法，如胡适说：“但《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他从贾政与曹頫的同构关系引申出“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的推论。

　　索隐红学在借用训诂方法的时候，并不存在方法上的错误。这三种训诂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或然性的结论。而索隐红学把它们借用过来之后，就把结论表述为必然性的结论，就在这一环节上，它超出了传统训诂方法的限度。

　　由于早期的索隐红学只是运用这三种具有或然性性质的方法，因而它得出的结论便留下一个死角。索隐红学运用这三种方法所能够做到的，其实只是指出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相同点，一旦读者指出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不同点，索隐红学就难以招架。而要指出这种不同点，其实是很容易。比如，蔡元培认为刘姥姥影射的是康熙朝的汤斌，根据是小说里面写到王熙凤两次给了刘姥姥银子，分别为八两和二十两。历史上的汤斌死的时候只留下八两俸银，徐乾学送二十两给汤斌家人安葬汤斌，也有八两和二十两的数字。根据“同构引申”的训诂原则，蔡元培认为刘姥姥影射的就是汤斌。蔡元培捕捉到的是刘姥姥与汤斌的相同点，而胡适立刻指出刘姥姥与汤斌的不同点，胡适说，小说里面还写到王夫人也给了刘姥姥两包银子，分别是五十两。这一百两在汤斌一生中就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不相似点，这正是索隐红学的死角。胡适的归谬法可谓一箭中的。

二、索隐红学的“独门暗器”

　　对于胡适的归谬法，蔡元培无言以对，只能多举一些相似点，而对“不相似点”这一死角，蔡氏毫无招架之功。

　　难道胡适对索隐红学的死角的攻击可以置索隐红学于死地，令索隐红学从此销声匿迹吗？

　　其实，蔡元培还不知道，就在他对《石头记》进行索隐的前一年，就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索隐妙法，彻底解决了对“不相似点”的解释问题，让死角中的索隐红学起死回生。这就是《红楼梦索隐》一书的作者王梦阮，他发明的这种索隐妙法叫“梨园演剧法”。王梦阮说：

　　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倘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张冠不得李戴，则全书不但人多无著，而且颠倒错乱，牵合甚难。作者惟以梨园演剧法出之，说来方井井有条，亦复头头是道。盖上下数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脚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其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其下一场。如此变动不居，乃见偌大舞台中，佳剧迭更，名伶百出，无拥挤复杂之病。

　　所谓“梨园演剧法”，说得天花乱坠，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红楼梦》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就象演员和角色的关系一样，一个演员可以扮演多个角色，一个角色可以由多个演员扮演。同理，一个《红楼梦》人物可以代表多个历史人物，也可以由多个《红楼梦》人物同时代表同一个历史人物。这种方法被后来的其他索隐者表述为“分身法”、“合身术”。有了这样一种方法，那么，任何离奇古怪、天方夜谭的索解都可以“自圆其说”。当胡适指出刘姥姥身上的一百两不能在历史人物汤斌身上找到着落的时候，蔡元培完全可以使用王梦阮的“梨园演剧法”，指出这一百两影射的是另一个历史人物，只要找到一个人跟一百两有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刘姥姥同时影射了汤斌和跟一百两有关的这个人。当反对者指出第二点、第三点、第N点不相似，那么索隐者就可以解释说，刘姥姥同时代表两个、三个、N个历史人物。这样的索隐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刘心武先生说：“北静王这个角色，是将生活中的两个人物，组合变化而成的。”第一个人物是永瑢，第二个人物是康熙的皇子允禧。（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P150-151，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这里所使用的就是王梦阮发明的“梨园演剧法”，目的是解释永瑢上与北静王不相似之处，以达到“自圆其说”的拟真效果。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出小说人物北静王与永瑢、允禧不相似的地方，那么这不相似的地方又是代表什么历史人物呢？或者用更加高明的索隐语言说：这不相似的地方又是来自什么生活素材呢？这样索解下去，其故事将越来越庞大。而这，正是未来索隐红学的发展的巨大空间。

　　“梨园演剧法”，这就是索隐红学的“独门暗器”。它跟传统学术中的索隐方法没有关系，它彻底以游戏规则代替学术方法。从此，索隐红学获得了解释上的绝对的自由。也就在这个地方，索隐红学与传统学术中的索隐方法分道扬镳，从而进入大众娱乐的层面。

　　凭着索隐红学的独门暗器“梨园演剧法”，再加上传统训诂方法，索隐者所索解出来的故事越来越逼真，它的“拟真”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索隐红学之令人“信以为真”，其全部秘密就在这里。

第三部分  索隐红学与当代文化

　　索隐红学通过训诂方法而得出的结论，其“或然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所使用的“梨园演剧法”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游戏规则，其娱乐性质（而非学术研究）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我心里非常清楚，即使今天在座的各位认同我上面的分析，只要有新一轮的索隐红学的出现，大家还是会雀跃欢呼、奔走相告。新一轮的索隐依然会在大众文化层面备受青睐。我相信这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索隐红学迎合了大众文化消费的基本需要，索隐红学具备了大众文化消费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有：猎奇、探秘、窥隐、艳情、帝王、惊悚、阴谋、凶杀、阴暗、猥琐。

　　索隐红学尽管在索解上有着大量的随意性，但它们的索解却不是漫无目标，而是有方向的。索隐红学的基本方向都是指向病态的、非常态的。从来没有一种索隐红学说它索出的结果是：《红楼梦》隐藏着一个助人为乐的、崇高的、阳光的、健康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可消费性”显然是太弱了。于是这样的索隐也就没有市场了。

　　对于索隐红学来说，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讨论、衡量、评估，那才是异想天开、天外作想、想入非非的。

　　索隐红学是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的一场狂欢。

　　只要大众文化依然占据我们文化的前沿，那么索隐红学的生命力就是强大的，它的魅力就是无穷的。

　　索隐红学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红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问题。索隐红学的命运正折射着中国文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