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这种诠释空间的形成，首先决定于作品本身艺术生命力的永久性、所含信息的多样性以及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一方面，文学作品一经创作出来，自身便具有了历史客观性，这种历史客观性包含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固定的文本形态，二是作品文献史料、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规定性，三是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历史客观性。作品所表述的形象、所蕴涵的意义都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范围和限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诠释空间能否被充分发现和挖掘，还取决于诠释者的审美能力、艺术悟性、人生经验、历史知识、逻辑推理以及哲学思想等诠释能力。在某一方面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意义之所以会产生种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诠释，并不是因为作品文本发生了变化，而是诠释者自身主观因素有着许多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异。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意义的诠释就从未停止过。正如诠释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红楼梦》的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同时不可否认，也时被误读或扭曲。只有那些具备了最为充分条件的诠释者，才有可能对其作出全面、丰富、准确、深刻的诠释。

一

　　一般地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文本形态是固定的，《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红楼梦》的版本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的版本会作出不同的诠释。但从《红楼梦》诠释的历史和现状来看，版本的不同的确曾经导致某些歧义的产生，然而它并非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那么，《红楼梦》文本形态的客观规定性有那些具体内涵呢？

　　首先，文本所叙故事的时间是客观存在的，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及现实时间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由此决定了文本形态的客观规定性。关于《红楼梦》文本的叙事时间，今有周汝昌先生《红楼纪历》、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系年》、张笑侠先生的《红楼梦年表》和秦淮梦先生《红楼梦本事编年新探》以及部分论文等专论此事。尽管《红楼梦》中有关岁时节序、人物年龄的描述存在某些矛盾和混淆不清之处，但从整体上看，其叙事的时间脉络还是基本清楚的。《红楼梦》[1]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写甄士隐梦中见一僧一道携顽石下凡历劫，周汝昌先生认为：“是即暗写宝玉降世之时，故六十二、三回叙宝玉生辰在夏天，约当四月下旬。”周绍良先生也认为：“顽石下凡历世，自指宝玉降生而言，当即《红楼梦》之开始。”秦淮梦先生则认为顽石并非宝玉，神瑛侍者才是宝玉的前身，顽石夹带于其中得以来到人世，因此宝玉降辰是在第二年。其间虽有争议，但相差也不过仅有一年。[2]

　　小说中不时透露出有关人物年龄或岁时节令的信息，只要认真阅读，并不难把握。如第一回说甄士隐之女英莲“年方三岁”， 第二回写黛玉“年方五岁”，

    贾雨村应聘作了黛玉的老师。小说接着写道“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从语气上说，贾雨村在林家应是第二年了，黛玉应为七岁。冷子兴对贾雨村称宝玉“如今长了七八岁”。宝玉比黛玉年长一岁，故应为八岁。又说“贾蓉今年才十六岁”比宝玉年长八岁。至第十三回为使秦可卿丧礼风光，贾蓉捐官填写履历表，年二十岁。因此可以推断自第二回至第十三回小说文本所叙故事时间为四年。第二十五回宝玉被马道婆所害，癞头和尚抚摸玉石说：“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了十三载矣！”宝玉此时周岁应为十三岁，虚岁则为十四岁。因此可以推断从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小说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时间是十三年，从第十三回至第二十五回则应为一年多。第二十二回凤姐说“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一般是指虚岁，宝玉比宝钗小一岁，故应为十四岁。从第十八回至第八十回共写三年之事，因此至第八十回时，宝玉的年龄为十六岁。

　　由此可见，《红楼梦》文本的叙事时间是基本清楚的。刘心武先生在其《揭秘》中也多处以文本叙事时间作为依据，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秦学”之说，却歪曲了文本的叙事时间。如他说：“实际上《红楼梦》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个儿是写的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都是乾隆时期的事。”[3]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他举出第二十七回中曾说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种节，根据《万年历》，乾隆元年就是这一天交芒种节，因此他认为从第十八回后半回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写的是一年之事，即乾隆元年事。如此说来，时年十四岁的宝玉应生于十四年之前，即雍正元年（1723），故事也应开始于这一年。刘心武先生又说秦可卿是在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的关键时刻落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女儿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来，就偷运出宫，托曹家照应”[4]。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按刘先生的说法，秦可卿应生于这一年，这样一来就比宝玉年长十一岁。但前面已从文本时间得知，贾蓉比宝玉年长八岁，如果秦可卿比宝玉年长十一岁的话，则秦可卿比自己的丈夫贾蓉还要大三岁。但刘先生在《红楼望月·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中又明白告诉我们：“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时应恰是二十岁”[5]小说文本也明确指出，为秦可卿丧礼风光，贾蓉捐官填写的是二十岁。那么，秦可卿与丈夫究竟同岁呢？还是年长三岁呢？

　　不妨再换一角度来看。按刘先生的说法，秦可卿生于太子被废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秦可卿死于哪一年呢？刘先生说：“当然第十三回、十四回、十五回，应该说还是清楚的，包括第十六回，内容都是雍正暴亡、乾隆登基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就是说，秦可卿死于雍正十三年（1735）。照此推算，秦可卿死时又成了二十三岁。由于刘心武先生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背离了文本的叙事时间，因而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

　　刘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即认为小说“第一回至第十六回，应该大体上是雍正时期，更具体地说，是在雍正朝晚期，也就差不多是雍正暴死之前。”“第十六回实际上讲的是雍正暴亡和乾隆登基的情况。”[6]但前面他已述及，小说从第十八回后半回至第五十三回上半回都是乾隆元年之事，那么按照这种说法，从第十六回至第十八回的前半回这两回半的时间也应是同一年之事。实际情况如何呢？请看小说文本的叙述：第十六回大观园开始动工修建是在贾琏和黛玉从南方返回之后，因此贾琏和黛玉从南方返回之时，即大观园动工修建之日。第十二回结尾处写道：“谁知这年冬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为身染重病，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作速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第十四回交代“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第十六回又说“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诸事停妥，贾琏方进京的。本该出月到家，因闻得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一路俱各平安”。贾琏原定年底到家，后又说“出月到家”，从前后语气推测，所谓“出月”，应是指“出十一月”。因听到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的喜讯而“昼夜兼程”，于是又提前了几天，也就是说十一月底之前即回到家中了。贾琏回来的“次日”，“便往宁府中来，合同老管事的人等，并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审察两府地方，缮画省亲殿宇，一面察督办理人丁”。也就是说，贾琏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大观园的修建。第十七回开头便说：“又不知历几何时，这日贾珍等来回贾政：‘园内工程俱已告竣……’”于是贾政率众人入园题匾额，园中景象是“佳木茏葱，奇花闪灼”，当是初夏时令。从前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初夏，大观园的主体工程基本竣工，也符合实际。“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远将尽，幸皆全备”，“于是贾政方择日题本”，恩准次年正月十五日贾妃省亲。显然，修建大观园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也正符合后文黛玉所说“大观园盖才盖了一年”。

　　由此可见，第十六回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是在十一月份，第十七回大观园建成是在第二年的初夏，第十八回元春省亲则在转过年来的正月十五了。因此从第十六回到第十八回，文本讲述了三个年头之事。如果按刘心武先生的说法，第十六回是“雍正暴亡和乾隆登基”，乾隆登基是九月初三，元春这时被册封为贵妃，接下来就是乾隆元年元春省亲，那大观园是何时修建的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置小说文本的叙述时间于不顾，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二

　　文本中对人物身份、人物之间关系的描述，也是诠释的重要依据。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道：“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儿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这里交代地明明白白，两个儿子都是贾母所生，不存在过继的问题。但是，刘心武先生却认为曹雪芹“过分地忠于生活原型，他太写实了”，小说中的贾政就是现实生活中曹寅的侄子曹頫，因曹寅唯一的儿子早逝，曹頫便过继给了曹寅。由此推断，小说中的贾政也是过继来的，所以贾母和贾政的关系十分冷淡。[7]

　　刘心武先生试图以此证明《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然而不难看出其逻辑上的混乱。如果贾政真过继给了贾代善，那么贾赦就不应当被称为长子，更不应当让贾赦袭官。如果与现实生活中的曹家相对应，也是曹頫继任了江宁织造，而不是他那未过继的几位哥哥。再说，也绝无兄弟中一人过继给伯伯或叔叔，其他兄弟也都跟着去当儿子的道理。曹頫是曹寅弟弟曹宣（荃）之子，如果曹寅相当于小说中的贾代善，曹宣就相当于小说中的贾代化。小说中的贾政、贾赦岂非都成了贾代化的儿子？现实生活中曹寅是长子，曹宣是次子，又与小说中贾代化居长不合。因此，小说文本中人物的身份是不能够随意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一比附的。至于小说中为何让贾政居住在正厅正房，应与“祖父最疼”四字相关。荣国府在荣国公去世后，贾代善成为主人，由于祖父的疼爱，贾政一直住在府中，长孙贾赦成家后另居别院。贾代善去世后，贾母健在，自然就与贾政住在了一起。刘心武先生一会儿说曹雪芹“太写实了”，一会儿又说“实际上荣国府只有这么一个过继的儿子，为什么他要写贾赦呢？这点就是他发挥他的艺术想象力，以及他的艺术虚构了，如果太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写起来就很麻烦，所以他就归并同类项，因为贾赦确实在小说里面是贾政的哥哥，在生活原型当中也确实是曹頫的哥哥，他和贾政之间他们是亲兄弟，但是他没有过继给贾母，明白吗？他没过继给贾母，他怎么能住在荣国府的院子里呢？他当然是在另外一个院落居住，明白这个逻辑了吧？”[8]刘心武先生认为他的论证很有逻辑性，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贾赦因为没有过继给贾母，就不能住在荣国府的院子里，那小说又为什么让他成为了贾母的长子？又为什么让他袭了官呢？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再来看小说中对秦可卿的描述，第八回结尾处说得十分明白，她是秦业从养生堂抱来的。“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她不仅“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因此贾母把她视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第五回）这些描述本来并无特殊之处，但刘心武先生却做起了文章，认为以贾家之地位，决不可能与养生堂抱来的野种结亲，于是先来揭示“贾府婚配之谜”。然而在揭示这一谜底时，刘心武先生又曲解了文本的描述，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刘心武先生以贾代善、贾政、贾琏或与“四大家族”中的史家结亲，或与“四大家族”中的王家结亲为例，证明“四大家族是互相婚配的，娶媳妇绝不能随便，而且首先考虑四大家族里面有没有合适的。”如果四大家族中一时没有合适的，也要找一个“诗礼大家”的女儿作媳妇，比如李纨就是如此。[9]

　　然而，荣、宁二府中的媳妇并非都出身于显赫家庭，刘心武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如邢夫人、尤氏等。对此应作如何解释呢？刘先生认为那是因为邢夫人、尤氏都是填房的缘故。填房即续娶之妻，是元配夫人过世后又明媒正娶的妻子，是第二任正室夫人，与元配夫人相比，地位丝毫没有降低，那为何家庭条件就一定会降低呢？如果说因为填房的年龄较小，或容貌娇媚，因此家庭条件有所降低，也还说得过去。但小说中的邢夫人年龄、相貌均无甚优长之处，尤氏的年龄与贾珍也无多大悬殊，其容貌则显然不及尤二姐和尤三姐。所以刘心武先生论证的这一逻辑并不严谨，但他却按照这一逻辑继续推论：“那么根据整个的这些描写，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就是贾氏宗族在为贾蓉选择媳妇的时候能够不重视吗？即便四大家族里面找不到合适的，类似李纨这样的家庭背景的能不能找一个，如果这样也找不到的话，起码可以以贾赦的填房和他自己的继母为坐标系，找一个过得去的，血缘很清楚，家境也还过得去，身份也还可以的这样一个女子吧。”“秦可卿的寒微出身，显然与贾府这个百年大族的地位极不匹配，她成了贾府众多媳妇中的一个例外。”[10]

　　前面已经引述了小说中的描写，秦可卿是秦业从养生堂抱来的，因此其出身就应当以秦业的家庭为背景，而不必再去追问她亲生父母的家境如何。秦业“现任营缮郎”，且“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尤其是秦可卿“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就这些条件看，丝毫不亚于邢夫人和尤氏。秦业五旬之上得的儿子秦钟，在王熙凤眼中竟把宝玉比下去了。秦业为秦钟延师读书，“因去岁业师亡故，未暇延请高明之士，只得暂时在家温习旧课”。秦业虽然“宦曩羞涩”，但还是“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第八回）可见与邢家、尤家相比，家境也并非更为寒酸。因此秦可卿嫁与贾蓉为妻，并非不可想象。至于贾母为何特别喜欢秦可卿，小说中也交代得清清楚楚：“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第五回）这里所说的“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应指整个家族而言。因为贾家是一个百年大族，依贾母的辈分而论，此时的重孙媳妇除秦可卿外，尚有他人。第十三回听到秦可卿去世的消息，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贾藻、贾蘅、贾芬、贾芳等与贾蓉平辈的便来了十几位，其中应有已娶妻者。但刘心武先生却说“贾母就等于有一个预言，就是以后贾琏你也生了一个儿子，也娶了一个媳妇，我现在都不用动脑筋，肯定比不了秦可卿；或者你贾宝玉今后也有一个儿子，也娶媳妇，或者贾环也有儿子，也娶媳妇，但都比不了秦可卿。……怎么能够事先就断定，贾兰不管娶什么媳妇，秦可卿都永远是第一得意之人呢？”[11]贾母又不是神仙，怎么能够会作出这种荒唐的预言呢？退一步说，贾母赞赏的是秦可卿做事妥当，温柔和平，这与她的血统、出身也根本挨不上，倒是一位出身平民之家的媳妇更有可能具备这些优点。

　　刘心武先生还从脂本与程高本个别不同之处寻找到了根据，这就是脂本中秦业的名字在程高本中改成了“秦邦业”。刘心武先生认为这一改动事关重大，他解释道：“可见高鹗和程伟元对这个名字是敏感的，为什么？因为在古本《红楼梦》上，脂砚斋在批语里面对‘秦业’这个名字是有非常明确的评论的。脂砚斋怎么评论的呢？她说‘妙名，业者孽也’。”“秦就是谐音‘感情’的这个‘情’，业就是谐音‘孽’，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因为有感情而造成罪恶。”“高鹗、程伟元他们也可能看出这个含义了，他们不想因为这个书稿惹事，甚至还有更坏的想法，所以就把它改了。”[12]为了证明秦可卿非同小可的出身，刘心武先生真可谓动了脑子，但脂砚斋对秦业名字及其官职的批语并非仅有刘心武先生所引的这几个字，下面紧接着又批道：“盖云情因孽而生也。官职更妙！设云因情孽而缮此一书之意。”脂批明明说“情因孽而生”，但刘心武先生却反过来说“因为有感情而造成罪恶”。不要小看这一改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刘心武先生的立论基础。“情因孽而生”，是说情产生于孽障，试看秦业的一儿一女，皆因孽情而命丧黄泉，这就是小说要表明的用意。正如秦可卿的判词所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秦钟、秦可卿的短暂一生证明了孽情之不可取。但如按照刘心武先生的理解，“因为感情而造成罪恶”，那就是贾珍和秦可卿因为有了感情，结果导致了不顾大局的罪恶。再说，如果秦业这个名字如此敏感，不改动就会“惹祸”，那么比这更为敏感的地方太多了，如刘心武先生反复强调的“义忠亲王老千岁”，这些地方难道程、高就不怕“惹祸”吗？实际上，程、高改秦业之名为“秦邦业”，是为了淡化秦可卿“淫丧”的事实，与脂砚批语建议删改的用意尽量相一致。

　　第五回秦可卿引宝玉到上房休息，宝玉见屋内挂着《燃藜图》，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便坚决不肯在此休息，于是秦可卿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卧室。小说对秦可卿卧室作了一番细致的描述，其用意显然是与上房的庄重世俗形成鲜明对比。上房乃贾珍与尤氏的居室，从其布置可见出两人生活的平庸乏味。秦可卿的卧室如此奢华淫糜，则暗寓其与贾珍的暧昧关系。所以甲戌本在此批道：“艳极，淫极。”在“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下批道：“设譬调侃耳。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武则天本为太宗之妃，却成为高宗之后，这就是其调侃之意。但是，刘心武先生却认为这些描写是为了证明秦可卿的公主身份，所以他对“寿昌公主”和“同昌公主”的典故特别感兴趣，但小说中接着说“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莫非秦可卿又成了为国牺牲爱情的西施和与张生大胆幽会的莺莺吗？看来，刘心武先生真被脂砚所言中，“又被作者瞒过”了。

三

　　《红楼梦》是一部描写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其文本中有关文物史料、典章制度等信息即成为诠释的客观依据。如第五十三回写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宴席上陈设着一件“缨络”屏风，然后说道：“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因此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应发生在明代之后。此回中还提及“御田胭脂米”，“庚辰本”批曰：“《在园杂志》有此说。”《在园杂志》乃清人刘廷玑所作，又知刘廷玑为辽阳人，康熙四十二年曹寅曾有诗赠别刘廷玑。[13]因此可进一步得知，《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应在康熙、雍正年间之后。经过几代学者的不倦努力，对《红楼梦》文本中的文物史料、典章制度等已经作出了许多可信的考证，对文本作出诠释时，必须遵循这些客观依据。

　　《红楼梦》第十三回贾珍要为秦可卿寻一副好棺木，可巧薛蟠店里有一副樯木板，“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所谓“千岁”，是封建时代对诸王乃至于皇后的称呼，并非专指太子，常见于小说、戏曲之中。但刘心武先生却说：“我认为，千岁在这里就是指太子，就是指在皇帝薨逝以后，登基当新皇帝的那个人。”大概刘心武先生也感到这样说有些武断，所以他接着摆出了立论的前提：“清朝跟明朝很不一样，清朝皇帝对其儿子的分封，从来都不是均等的。比如康熙分封诸皇子，那时候叫他们阿哥，他就不是一律都封王，就是有的只封为贝子，有的只封为贝勒，有的，像十三阿哥胤祥，都成年了，比他岁数小的十四阿哥都封爵位了，他还没被册封，他是直到康熙死了雍正当了皇帝，才被封为亲王的。明朝皇帝的儿子受封后，去封地居住为王，清朝皇子分封后，都留在京城里，极个别的让其住在城外，但也不是封到外省为王。在清朝的政治生活里，本来并没有千岁这样一种称呼；但是清朝在康熙那一朝，康熙曾经册立过太子，而且明确地告示天下，在他众多的儿子里，太子就是唯一被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因此，曹雪芹笔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就是喻指康熙立的太子胤礽。”[14]

　　说实在的，笔者也十分希望刘先生的这一立论前提能够成立，因为这样一来，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认真读了这段话后，却感觉是在绕圈子，绕来绕去，还是原地未动。又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刘心武先生立论的基础，为了不至于误解刘先生的原意，所以下面逐句作一辨析。刘先生说：“康熙分封诸皇子，那时候叫他们阿哥，他就不是一律都封王，就是有的只封为贝子，有的只封为贝勒，有的，像十三阿哥胤祥，都成年了，比他岁数小的十四阿哥都封爵位了，他还没被册封，他是直到康熙死了雍正当了皇帝，才被封为亲王的。”不错，康熙的确没有对所有皇子都封王，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太子胤礽外，是否其他皇子都未封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史籍载之甚明：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皇三子胤祉为诚亲王、皇四子胤祯为雍亲王、皇五子胤祺为恒亲王。同时还封皇七子胤祐为淳郡王、皇十子胤俄（示+我）为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裪、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15]而在此之前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曾封长子为直郡王、三子为诚郡王，四子、五子、七子、八子俱为贝勒，可见康熙册封诸子，首先要看其年龄，另外还要看其表现。如长子允褆虽曾被封为直郡王，但康熙四十七年因“咒诅太子”而被革爵，当然不可能再被封为亲王。皇十子被封为郡王，而皇九子却被封为贝勒。因此只要表现良好，到了一定年龄便可得到册封，在这一问题上，康熙并没有什么偏向。十三阿哥没被册封，而十四阿哥却被册封，也事出有因。十四阿哥颇有指挥才能，如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视师青海。而三子当时未被册封，当然是因为其表现尚不太令人满意的结果。

　　刘先生又说：“明朝皇帝的儿子受封后，去封地居住为王，清朝皇子分封后，都留在京城里，极个别的让其住在城外，但也不是封到外省为王。”这与论题似无关系，不知道刘先生说这番话的用意何在。如果说是绕弯子，也绕得太远了些。

　　刘先生接着又说：“在清朝的政治生活里，本来并没有千岁这样一种称呼；但是清朝在康熙那一朝，康熙曾经册立过太子，而且明确地告示天下，在他众多的儿子里，太子就是唯一被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不知刘先生所说的“政治生活”是何含义，如果是指朝廷政治，那么，在哪一朝代的政治生活里有千岁这种称呼呢？“千岁”这一称呼主要见于小说、戏曲之中，《红楼梦》就是明证。康熙首次册立太子是在康熙十四年，太子时年仅两岁，因此当时康熙还没拥有“众多的儿子”，仅有非嫡出的长子胤褆和太子胤礽。至于说“太子就是唯一被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就等于什么也没说。然而问题在于，刘先生在这儿巧妙地改换了概念，他直接把“千岁”与“太子”划了等号。于是便堂而皇之地宣称：“因此，曹雪芹笔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就是暗喻康熙立的太子胤礽。”刘先生自认为论证得十分严谨，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试想，一切都是那么确定无疑，太子就是千岁，而且只有太子能够被称为千岁，那还用什么“暗喻”？简直是洞若观火！然而，这样一来，曹雪芹不太明目张胆了吗？刘先生所破解的谜还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一个“秦业”之名，都那么敏感，以至于程伟元、高鹗为不“惹祸”而改为了“秦邦业”，为何如此容易“惹祸”之处，反视而不见了呢？

　　刘先生的弯子至此还未结束，他又说：“对这个人物，曹雪芹使用的语言非常地精到，他叫做‘坏了事’。为什么这个人后来没把这个棺木拿去做棺材呢？这个人后来‘坏了事’。‘坏了事’这个含义既含混又清晰。含混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不懂清朝政治的话，你就会觉得糊里糊涂，是不是死掉了呀？不是。为什么说它很准确呢？如果他死了，就说他死了，不就结了吗？但是它又很准确地传递出一个信息，他没说这个人死。”[14]实际上没有刘先生说得那么深奥，就是不懂清朝政治，也明白“坏了事”和“死了”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说“它又很准确地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即“他没说这个人死”。关键是“这个人”指的是谁，刘先生绕了许多圈子后，却丝毫没有任何进展。刘先生意在证明所谓“坏了事”，就是指太子被废。太子首次被废是在康熙四十六年，时年三十四岁。康熙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二次被废，时年三十九岁。可见第二次被废，或按刘先生的理解“坏了事”，太子还不满四十岁。很难想象，一个正当壮年且准备登基的太子却早早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木。再说废太子于雍正二年（1724）去世后，雍正追封为和硕理亲王，谥曰“密”，这样一种地位，也不至于死后不敢使用一副上等棺木。如果一定要找出小说文本所说的那位“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究竟是谁，那么雍正朝被治罪的亲王非止一人，尤其是雍正四年被改名为“阿其那” 、“削籍离宗”的廉亲王，不久即病故于禁所。还有雍正八年被革除爵位的诚亲王允祉，宗人府等衙门议奏其“行事残刻，罪恶日稔，应削去和硕亲王，革退宗室，即行正法”。[16]这两位亲王似乎更符合小说中的描述，道理很简单，废太子对雍正已构不成什么威胁，倒是允祉、允禟等人内外盘结，相机而动，雍正宣布他们的罪恶之一便是“陷害故太子”。因此，说那位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是指废太子，显然于理不通。再退一步说，如果秦可卿果然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公主，那贾政又何必劝说“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呢？可见，秦可卿还是一位常人。

四

　　文学作品的作者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这一社会历史环境具有客观规定性，是对作品进行诠释时的重要客观依据。现存脂本《石头记》的早期抄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尽管是过录本，但其创作时间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间，“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石头记》已经面世了。该本残存十六回，其中包括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回前脂砚斋有批曰：“路谒北静王，是宝玉正文。”这就是说，小说文本中的北静王形象最迟在乾隆十九年已经塑造出来了。但是，刘心武先生在第十一讲“北静王之谜”中却说：“北静王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水溶，那么在清朝的皇家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叫水溶呢？没有，但是有一个人叫永瑢。……明摆着，水溶是从永瑢这个名字演化来的。那么永瑢是谁呢？永瑢是乾隆的一个儿子……他借用了永瑢这个名字，各去一点，构成小说当中水溶这个名字……”[17]刘先生很会联想，但只要认真核实一下，其似是而非的真实面貌就昭然若揭了。不错，乾隆的确有个儿子叫永瑢，但他生于乾隆八年（1746），至甲戌本抄成时，他才十二岁。但小说中却说他“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古人二十为弱冠，北静王虽然年轻，但也应为十八、九岁。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一个未满十二岁的少年便能入朝为官。刘先生又说北静王的另一个原型是康熙的第二十一个儿子允禧，其根据就是他的谥号是“靖”，“北静王的‘静’字，很可能就是从‘靖’字演化过来”[18]。但是允禧死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只有死后才能得到“靖”的谥号，而此时甲戌本已问世四年之久了。[19]由此可见，违背了小说作者所生活时代的历史规定性，所作出的诠释就会漏洞百出，难以让人信服。

　　刘先生所谓的“秦学”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曹家与太子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曹家才会冒着风险，在太子二次被废的关键时候，藏匿了太子的女儿秦可卿。在第八讲“曹家浮沉之谜”中说道：“曹家和康熙、和太子胤礽的这种亲密关系，被写进了《红楼梦》。”曹家与康熙关系密切，从曹玺到曹寅、再到曹顒、曹頫，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深得康熙顾眷，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说曹家与太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了。刘先生所举出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林黛玉在荣国府所看到的那副银联，和真实生活当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时候写的对联加以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两副对联是有血缘关系的”。[20]接着刘先生费了很多笔墨、绕了很多弯子来证明这副对联为太子所写，但仅凭刘先生的这种推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考察曹家与太子的关系。首先，曹家对康熙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康熙对太子的态度直接决定着曹家对太子的态度。在太子二次被废之前的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对太子已彻底失去了信心，请看史实[21]：

　　“康熙五十年十月，上察诸大臣为太子结党会饮，谴责步军统领託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託合齐兼坐受户部缺主沈天生贿罪，绞；又以镇国公景熙首告贪婪不法诸事，未决，死于狱，命剉尸焚之。齐世武、耿额亦以得沈天生贿，绞死。鄂缮夺官，幽禁。迓图入辛者库，守安亲王墓。上谕谓：‘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谗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尽管康熙还没有宣布再废太子，但其态度已很鲜明。凡与太子结党营私者，不论官职高低，均受到严惩。在这种情况下，曹家还要藏匿太子之女，那真有些不可思议了。

　　其次，再看太子二次被废后的情况。康熙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康熙有一段较长的谕旨，对废太子评论说：“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

　　康熙五十四年，允礽趁为福晋看病之机，“以矾水作书相往来，复嘱普奇举为大将军，事发，普奇等皆得罪。五十六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陈嘉猷等八人疏继上，上疑其结党，疏留中不下。五十七年二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请复立允礽为太子，上亲诏诘责，辞连其父侍郎朱都纳，及都统衔齐世，副都统戴保、常赉，内阁学士金宝。朱天保、戴保诛死，朱都纳及常赉、金宝交步军统领枷示，齐世交宗人府幽禁。”

　　康熙六十年三月，“掞复申前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继上。上乃严旨斥掞为奸，并以诸大臣请逮掞等治罪，上令掞及彝等发军前委署额外章京。”

　　可见，自康熙五十年十月太子二次被废之前，直到康熙去世，康熙对太子的态度极为鲜明，曹家对此当然十分清楚。反过来，此时康熙对曹家的关照却非同一般，在太子被废当年，曹寅患疟疾而亡，康熙即令其子曹顒补放织造郎中，继任江宁织造。康熙五十三年底，曹顒因赴都染病身故。康熙曾传谕内务府，对曹顒给予很高的评价。内务府按照康熙旨意，“将曹頫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放曹顒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衔”。康熙对曹頫始终非常重视。因此，无论是曹顒，还是曹頫，都不可能置康熙的严命而不顾，去交结废太子一党。

　　反而是到了雍正朝，情况发生了变化。雍正继位后，便封允礽子弘皙为理郡王。雍正二年十二月，允礽去世，追封谥。雍正六年，弘皙进封亲王。可见雍正对废太子父子十分寛厚。但对曹家却迥然不同了，曹頫每因故被斥责，直至雍正五年被撤职抄家，“枷号催追”。[22]在这种情况下，曹家怎么可能与太子一派勾勾搭搭呢？

　　最后看乾隆刚刚即位时的情况。刘先生认为这时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他说道：“李白当时有一句诗叫做‘双悬日月照乾坤’。史湘云引用这句诗就意味着在乾隆朝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曹家的头上出现了日月双悬的情况，……‘日’当然是乾隆了，‘月’是谁啊？有没有月？有月啊！好大一个月亮！他是谁？”“如果乾隆他是太阳的话，弘皙就被人们认为是月亮。”刘先生并再三强调“这个论断是有论据支撑的”[23]。这些论据是什么呢？就是乾隆曾说“弘皙‘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七司’”。还说“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按照刘先生的观点，《红楼梦》中的“月亮是有特殊的寓意的，喻谁的？就是喻废太子以及他的儿子，更具体地说，是弘皙的一个代号”。但他接着又说：“我说月喻太子，完整的意思是，《红楼梦》里许多地方出现的关于月亮的文字，都是在明喻或暗喻或借喻义忠亲王老千岁及其残余势力。就其生活原型而言，不仅包括胤礽，也包括弘皙，‘太子’是一个复合的概念。”[24]不难看出刘先生思维的混乱，如果“月喻太子”中的太子指的是允礽，那么他在第二次被废时，康熙仍健在，不可能有什么“双悬日月”出现。雍正即位的第二年他即死去，也构不成“双悬日月”的局面。因此刘先生认为贾雨村《口号一绝》“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喻指“月亮已经非常地膨胀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刘先生所推断的文本叙述时间，小说故事此时刚刚开始、贾雨村初登场应在康熙末、雍正初，怎么能说这时的“月”就“已经非常地膨胀了”呢？

　　如果月专指弘皙，“双悬日月”专指乾隆即位时的政治情形，那也与史不合。

乾隆元年即封允礽之孙永璥为辅国公，说明乾隆并未将废太子之后视为权力的觊觎者。到了乾隆四年冬十月，“允禄与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私相交结，往来诡秘”。“弘皙听信安泰邪术，大逆不道”。[26]“宗人府议削爵圈禁”，乾隆的态度却没有那么严厉，他的谕旨是：“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皙、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昇永远圈禁。弘晈王爵，系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27]很快又“以允礽第十子弘爲（日+爲）袭郡王。……允礽第三子弘晋、第六子弘曣、第七子弘晀、第十三子弘晥皆封辅国公。”[21]可见发生在乾隆四年的这场政治风波，乾隆本人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怎能构成“双悬日月”的政治局势呢？

　　《红楼梦》真实地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贵族之家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并且揭示了其中的原因。荣、宁二府的盛主要是依靠政治的原因，是凭借着朝廷的封赏。其由盛转衰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隐晦又非常深刻的原因，便是朝廷内部的倾轧，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这些原因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不能明说。曹雪芹不愧是一位高手，他用扑朔迷离之笔隐而不露地暗示着贾府衰落的政治原因，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和忧患效果。封建专制的残酷狠毒与变幻不定足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卷入朝廷政治旋涡之中，命运便难以自行把握。贾府的兴衰与朝廷政治发生了关联，便时时存有不祥的预感，说不定什么时候灾难便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从而使人产生人生如梦的幻灭感。这正是曹雪芹给读者开辟的广阔的诠释空间，如果一定要像刘心武先生那样，将小说中的艺术描写与历史事件和人物一一对号入座，恐怕只能再次陷入“猜笨谜”的窘境之中。

注释：

[1]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及脂批均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不再注明。

[2]参见秦淮梦《〈红楼梦〉本事编年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3]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十五讲秦可卿被告发之谜（下）》，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明第几讲及页数。

[4]第十三讲《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下）》，第192页。

[5]刘心武：《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

[6]第十七讲《贾元春判词之谜》，第242页。

[7]第二讲《贾府婚配之谜》，第41页。

[8]第二讲《贾府婚配之谜》，第43页。

[9]第二讲《贾府婚配之谜》，第35页。

[10]第二讲《贾府婚配之谜》，第37、38页。

[11]第五讲《秦可卿生存之谜》，第65页。

[12]第六讲《秦可卿抱养之谜》，第46页。

[13]秦淮梦：《〈红楼梦〉本事编年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14]第六讲《秦可卿出身之谜》，第86页。

[15]赵尔巽等：《清史稿·圣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16]印鸾章编：《清鉴》，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353页。

[17]第十一讲《北静王之谜》，第150页。

[18]第十一讲《北静王之谜》，第153页。

[19]详细论证，请见沈治钧《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期。

[20]第八讲《曹家浮沉之谜》，第110页。

[21]赵尔巽等：《清史稿·诸王六·允礽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065-9067页。

[22]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第九讲《日月双悬之谜》，第123-125页。

[24]第九讲《日月双悬之谜》，第130页。

[25]见《东华录》，转引自印鸾章《清鉴》，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373页。

[26]印鸾章：《清鉴》，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380页。

[27]赵尔巽等：《清史稿·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2、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