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实录观念是一股贯穿250年红学史的洪流，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反文学、反科学的，但却在红学史上长盛不衰，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关键词】 实录；红学史；反文学；反科学

   一

　　在传统史学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是实录，二是春秋笔法。关于“实录”，班固说，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P2738）“不虚美”、“不隐恶”确是“实录”，但史述行为中还有选择、排比、编辑史实的行为，这类行为所蕴含的主体性以隐蔽的形式进行着。春秋笔法则是要求史家在实录中寄寓价值判断。传统史学观念认为，历史书的撰述者可以而且应该如实记录历史事实，“实录”观念被假定为与“春秋笔法”并行不悖。

　　“实录”信念包含两个方面：经典文本既是对圣人“本旨”的实录，也是对历史“本事”的实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1]（P1715）孔子寓微言大义于实录史述之中而作《春秋》，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以个人理解去解释《春秋》，从而失去了《春秋》的真意，也即担心其弟子们在《春秋》的理解上出现歧义的现象，所以他“论本事而作传”。可见，本事注经模式的原初出发点是为了避免在经典诠释上的解释性，通过注明本事，使读者沿着经典与本事的联系这一方向去理解经典，从而把不同读者的诠释意向统一到一个惟一的正确的维度上去。故解读经典文本的任务就具有相应的两大还原：一是还原本旨，二是还原本事。通过对历史本事的还原便可以实现对圣人本旨的还原。既然文学作品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本事），那么，从文学作品中就可以还原出历史的本事来。把这种批评模式运用于小说批评中，就是索隐批评。索隐，就是索解小说中隐藏的历史本事。在这种批评模式看来，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象与事实上的历史本事是同一的，可以互相置换的，历史意象等于历史本事，反之亦然。因而，历史意象可以作为历史依据去证明历史事实中的未知部分，历史事实也可以作为依据去证明小说中的历史意象就是历史本身。

　　这样一种实录观念贯穿于250年的整个红学史，成为“索隐派”、“自传说”、地点问题研究、年表研究等现象所依附的一股洪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些研究或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景观，或者潜心实证、搜罗证据的乾嘉风度，令人眼花缭乱，顿生为它们划分学术流派、学术阵营的冲动，但是，把这些貌似对垒的研究现象贯穿在一起并成为整部红学史上川流不息的洪流的，则是传统注经学中的实录观念。

二

　　脂评是红学的总源头，实录观念也由它首开其端。

　　脂评对《石头记》的“史笔”的揭示在很多脂本中都不时出现。它的“真有是事”、“真有是语”的提示（见甲戌本第三、八回,庚辰本第十六、二十、二十三、二十八等回）虽然不完全是“实有其事”的意思，但这一类“真有是事”的批语是出现于诸多“事皆目击”的批语之中，出现于“本事注解”的阅读语境中，所以它们顺理成章地被融入这种阅读语境中，即使是一种误读，但在这种阅读语境中，这种误读被合理化了。

　　至于庚辰本第十六回的一条侧批“文忠公之嬷”，则是不折不扣的实录观念的产物。靖本第十三回有回前评：“此回可卿梦阿凤，作者大有深意，惜已为末世，奈何奈何！贾珍虽奢淫，岂能逆父哉？特因敬老不管，然后恣意，足为世家之戒。‘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今天的读者已经读不到“遗簪”、“更衣”之类的故事，但是，读过这一条批语的读者恐怕很难放弃对“遗簪”、“更衣”之类的历史本事的遐想，很难放弃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历史本事的探索。第二十二回在正文“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处，庚辰本有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前批‘知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悲乎！”凤姐是《石头记》故事中的人物，脂砚是作为现实中的评点者，他是历史本事的角色之一，这里，文本故事与历史本事的界限被打破了。然而，就在批者写这条批语的时候，熟知这一历史本事的人在“丁亥夏”就“只剩朽物一枚”了，于是这位批者就是惟一了解历史本事的人，这样，他的批语难道还不值得读者去万千珍重吗？虽然作者的创作有其现实生活依据，但评点者却试图从中析出、还原历史本事。

　　脂砚斋批点的《红楼梦》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阐释维度：从历史实况维度展开对于《红楼梦》的表意实践。这一维度在后来的索隐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开。可以说，脂批是红学史上索隐红学的开山祖。

　　此后，红学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本事说。1794年，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里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2]提出了“张侯家事”说。乾隆时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对《随园诗话》进行批点，指出：“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3]（P845）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俞樾《曲园杂纂》、陈康祺《郎潜二笔》、英浩《长白艺文志·小说部集类》等也提出或认同有关的本事说。裕瑞则提出“曹家本事说”。[4]

三

　　19世纪末，在康有为的倡导下，今文经学兴盛，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学风，红学中出现了功利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感召下，人们试图对古典小说进行社会政治阐释，吴沃尧说：“近日忽有人创说蒲留仙实一大排外家，专讲民族主义者，谓《聊斋》一书所记之狐，均指满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故所载淫乱之事出于狐，无非其寓言云云。若然，则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笔记》所载之狐，多盘踞官署者，尤当作寓言观矣。”[5]人们在《红楼梦》中寻求微言大义，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读《红楼梦》者，须知此书不当作小说观，乃逊清历史中之一部分，谓之文苑传固可，谓之人物志亦无不可。”[6]1903年，狄平子对《红楼梦》产生一种索隐的阅读趣味，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愤满人之作，作者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其间大有深意。他说：“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为开国元勋者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又观焦大所去欺软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别人（必是督抚海关等缺）。‘二十年头里的焦大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满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无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5]眷秋认为《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如《水浒传》，虽假前人之事迹演成，但其举动一切，悉由自主，凭虚构造。而《红楼梦》则记录着一段秘史。他认为《石头记》记录着清代之秘史，事迹人物，全有着落，作者不敢显指时代，故幻为无稽之言，然深惧触忌，故深文曲笔，务求其晦。粗心读之，几不知所谓，“故书中所指之人，至今不能断定，而措词离奇者，亦永无明解之一日矣”。眷秋为此提出证据，如第一回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即是该书深有寓意的宣言，正文“当日地陷东南”六字实指明末南都之陷落。以此推之，则所纪皆福王被虏以后诸事。“故甄士隐出家时，曲中又有‘从此后真方唱罢假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等语，叹腼颜事仇者之无耻也。呜呼！异族之辱，黍离之痛，所感深矣！”[7]反满的革命思想正在借着传统的索隐方法而得以表达。

　　这样的索隐诞生于反满的民族情绪高涨的晚清，其政治功利主义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大规模的集中的索隐却要等到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的出现才形成。

　　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影射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史实，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8]蔡元培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9]

　　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进行索隐的前后，还有其他人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在胡适对索隐红学进行猛烈轰击之后，索隐红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后出转精。

　　著名的小说考证家、《小说丛考》的作者钱静方作《红楼梦考》，引了俞樾和徐柳泉的说法之后，进一步以纳兰成德的《饮水词钞》补证他们的观点。他说：“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容若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倩影。余读《饮水词钞》，不独于宾从间得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10]他感悟到《红楼梦》黛玉葬花的历史本事来自纳兰成德之“德配”。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1]采用了逐段评点的形式，逐段进行索隐。在索隐的具体方法上，邓著不求助于周密的转换方法、转换程序，而是采用“甲即乙”的直解方式。邓狂言认为《红楼梦》原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曹雪芹得之，对它进行增删，进行一番“隐”的功夫。他说他曾见过《红楼梦》残本数篇，事迹相类，而略如随手笔记。他推断，可能曹氏即是据此类残本为蓝本，所以第一回才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原本《红楼梦》作于康熙时代，后为避文网，曹雪芹为之隐。为之隐，表明曹雪芹也有种族思想。所以《红楼梦》为顺、康、雍、乾诸朝之影射。

　　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2]认为《红楼梦》作者之曹雪芹非曹霑，而为作《四焉斋集》之曹一士。寿氏反对曹作高续说，认为《红楼梦》是“明代孤忠遗逸所作”，是一本“康熙季年宫闱秘史”，影射胤祯诸人夺嫡的史实。

　　这些索隐者借助传统史学的实录观念，把《红楼梦》演述成一部反清的实录。

四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他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13]这个“自叙传”乃是20世纪前后西方的霸权话语之一。于是，胡适便运用“自传”这一现代文学话语、价值话语去演述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

　　人们把胡适的“自然主义”引向杜威的“实验主义”，却忽略了胡适与传统注经学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对“新红学”的实证方法与现代学术精神的联系做出合理的评估。

　　这个“自叙传”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观念，胡适自称来自杜威的实验主义。1950年以来的研究者也从这个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并未真正捕捉到胡适“新红学”所归属的真正的知识谱系。

　　与那个时代的“全盘西化”论者一样，胡适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这些教育成为他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成为他接受现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底色”。换一个角度说，胡适总是以现代学术精神去挖掘传统文化中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他总是以现代学术话语去演述他认为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胡适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他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

　　胡适还用实证的方法（有时也用索隐方法）对《红楼梦》的历史本事进行还原，这时，他表现出与索隐红学相同的旨趣，不同只在于索隐红学更多地依靠语义转换工具（如合身法、分身术、六书方法等），而“新红学”则更多地运用实证方法。实证方法与现代学术精神相契合，具有科学性；实录观念则源自传统注经学，其基本精神则是反科学的。

　　在“自叙传”的观念之下，已知的曹家历史可以用来证明《红楼梦》中的故事即是历史的实录，反过来，《红楼梦》的故事也可以作为历史实录去证明未知的曹家历史。一般人称胡适、周汝昌这种做法为“以贾证曹”，实际上，胡适等的文史考证是双向互证的。——这正是一切本事考证（包括索隐红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新红学的另外两位干将俞平伯、顾颉刚更是在这一实录观念的支配下进行曹、贾互证。

　　在论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非同一作者所作的论断时，俞平伯说：“我们既相信《红楼梦》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虽不必处处相符，（因为是做小说不是做行状）但也决不能大不相符。如果真大相违远，我们就不能把宝玉当作作者底化身；并且开卷上所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此语更应当作何解说。既如此，我们且看雪芹他自己怎样说自己，再看后四十回高君怎样写宝玉，再看回目上怎样点明，就可以晓得什么是原文，什么是补作了。”[14]

　　顾颉刚的“曹贾互证”使用得最为出乎自然，他说：

　　我疑心曹雪芹的穷苦，是给他弟兄所害。看《红楼梦》上，个个都欢喜宝玉，惟贾环母子乃是他的怨家；雪芹写贾环，也写得他卑琐猥鄙得狠：可见他们俩有彼此不相容的样子，应当有一个恶果。但在末四十回，也便不提起了。

　　……贾政对于贾环的卑琐，宝玉的痴憨，都是不欢喜的，所以曹寅的诗上把“承家”希望到侄子身上，也是有的。我的意思，《红楼梦》上把弟兄排行弄乱了，贾环应是比宝玉大，父死之后，由他袭职，——七十五回末了，贾赦拍着贾环的脑袋笑道，“以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了”，似可作证……[14]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顾颉刚在曹与贾之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双向的“因此”、“所以”，让历史事件与文学故事互为因果，连环论证。而且他在进行这种“互证”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做出任何说明的需要，是一种潜意识的运作。

　　1930年至1942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献丛编》，自第九辑起，陆续刊出了一批康熙朝曹寅、曹颙、曹頫、李煦等人的奏折朱批。这批朱批不仅对曹氏家世考证产生了新的推动，而且也对索隐红学进一步的索解提供了文献上的新依据。

　　慧先的《曹雪芹家点滴》也使用了这批新材料，并有进一步的推断。[15]由于这些研究者已经狂热地沉浸在历史考证之中，所以他们可以反过来以《红楼梦》推证曹氏家谱，面对小说《红楼梦》，他们可以标出这样的题目：“遗腹子是贾琏吧”。

　　严微青一方面根据这批新材料去考证曹寅的生平及曹家世系等问题，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强调“曹、贾互证”的合理性，他说：“《红楼梦》中的贾府既是作者曹雪芹之家庭的缩写，则书中所写的贾家人物的活动，也就是曹氏家属及其亲眷的私生活；”他为认不出贾元春的历史对应人物而感到困惑，他翻过《清列朝后妃传稿》，始终没找出一位姓曹的后或妃来。但据《文献丛稿》第十辑所收康熙四十五年八月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和当年十二月曹寅《奏王子迎娶情形折》，严微青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元春“即是曹寅的女儿”，她虽不是皇帝的妃子，却是一位王妃。[16]

　　宋孔显也采用“曹、贾互证”方法，他说曹雪芹是一个富贵绮丽的公子，根据是：“在《红楼梦》里到处可以看出。《红楼梦》里所写的家庭，是一种贵族的家庭；这种贵族的家庭，就是曹雪芹少年时的家庭，曹雪芹是生长在这种家庭中的。”“今拿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两相比较，则知荣国公就是曹玺，贾代善就是曹寅，代善的两个儿子贾赦贾政，就是曹寅的两个儿子曹颙……至于荣宁二公，便是曹寅曹宜，而嫡孙宝玉，正合曹雪芹，因雪芹是曹頫的儿子。”“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正合着《红楼梦》里甄家四次接驾的事。” [17]

　　周黎庵的《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一文把胡适所列的曹氏世系与《红楼梦》中的贾家世系合并起来，认为是“完全吻合”，但又说：“所异者，照《八旗氏族通谱》的次序看来，应该是曹玺属长，而《红楼梦》中，却是贾演（宁国公）属长。这个不成问题，错误大概是属于《八旗氏族通谱》一方的。还有曹寅之弟曹宜及其子曹颀一系，在织造世家的曹氏中，曹颀当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而《红楼梦》中，却找不出他的影子。” [18]

　　1949年，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谈到他曾与人讨论《红楼梦》的自传性质问题，人们都不大赞成把小说完全当历史看，但他看过了脂批之后，更加自信以往对《红楼梦》文体性质的看法，他把胡适以来的“自叙传说”作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文体性质的描述：

　　……《石头记》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实写，那只是文学上手法技术的问题，而绝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虚伪。譬如大荒山下的顽石，宝玉梦中的警幻，秦钟临死时的鬼卒……等等，我虽至愚，也还不至于连这个真当作历史看。但除了这一类之外，我觉得若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账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19]

    传统史学的实录观念和传统经学的本旨还原、本事还原信念鼓舞着他此后数十年的《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辨》中关于时间、地点、年表等问题的考证，则更明显地以“实录”观念为基础。

五

　　在1954年的批俞运动中，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实录观念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红学中的实录观念收敛起往日的张扬，用“文艺来源于生活”去重新表述他们的“本事”批评。

　　1960年初，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稍为缓和了一阵，于是就有1963年的纪念曹雪芹活动。被压抑了10年的实录观念随着这股实证潮流迅速膨胀起来，并以“京华何处大观园”的大规模活动作为顶峰。《文汇报》记者吴柳发表了有关报道《京华何处大观园》[20]，成为这场新红学实践的一份记录。人们在离恭王府后门不远的地方护国寺后身一带，偶然发现一条胡同，叫“花枝胡同”，便说：“这不是贾琏偷娶尤二姐的地方吗？”又指恭王府的后门说：“宝玉偷偷出城、从这个门溜出来，就是从这条道出北门的。北门就是德胜门。”还有更热心的“大观园”的邻居告诉来访者：“妙玉出家的栊翠庵就在恭王府东墙外几步远的地方；贾蓉带着小厮，寻踪问迹，出北门，找薛蟠，在‘苇坑’边发见了薛蟠的马，这苇坑就在德胜门附近，离恭王府不远。”

　　就在20世纪50年代实录观念于中国大陆暂时蛰伏的同时，海外的实录观念却又刮起一股索隐的雄风。潘重规在实证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继承着蔡元培以来的索隐传统，70年代的杜世杰更是以专著的形式，使用、改造索隐红学的全部语义转换工作，对《红楼梦》的本事进行索解。

　　1978年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思想多元的局面出现了。在红学界，各种方法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1979年，周汝昌开始致力于从理论上论证实录观念的合法性。从《什么是红学》（1982）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987），贯穿着一条实录的主线。他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双悬日月照乾坤》等文章即是在这样一种实录观念的支持下展开的。

　　1978年之后，索隐红学与曹学出现了合流的局面。一方面，索隐红学及时吸收曹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曹学更加关心《红楼梦》中的曹家本事，并且对胡适于20年代提出的李煦家事说展开全面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有时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以贾证曹或以贾证李的做法。一些学者的红学研究已经无法用“索隐红学”、“考证红学”或“实证”红学来指称了。如王关仕、郭卫、孔祥贤、皮述民、柳存仁诸先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中相一致的地方则是实录观念。

　　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掀起，大众文化迅速占据文化的前台，窥隐趣味、猎奇趣味，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遂成为实录观念迅速传播的温床和催生剂。索隐红学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它的全盛阶段。

　　史学领域中的实录观念本来就忽略史家的主体性，文学中的实录观念更是忽略了作家的审美建构作用。这股实录洪流一直占据着红学史上的前台，尽管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反文学、反科学的，但是，它却可以在250年的红学史上长盛不衰，这其间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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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J].中华小说界,1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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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静方.红楼梦考[J].小说月报，1916，7，（6）.

[11]邓狂言.红楼梦释真[M].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

[12]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3]胡适.红楼梦考证[A].上海亚东图书馆.[清]曹雪芹.红楼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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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慧先.曹雪芹家点滴[J].学术，1940，（1）.

[16]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J].时代青年，1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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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J].宇宙风（乙刊），1940，（21）.

[19]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J].燕京学报,1949，(37).

[20]吴柳.京华何处大观园[J].文汇报，196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