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乾隆辛亥(1791)萃文书屋本(程甲本)是《红楼梦》真本的问题，本来是并不存在的。一百多年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各种《红楼梦》版本，都是以程甲本为底本的。1911年，上海有正书局以“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的名目石印了一部80回的《石头记》，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红楼梦》“原本”为80回的观念，但并未产生大的影响。直到胡适等“新红学”家出来，宣扬《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只有带脂砚斋评的八十回抄本才是《红楼梦》的真本，后四十回则是高鹗的补作，这一套主张，方获得了普遍的响应，几乎成了“定论”。有人甚至断言，“雪芹‘后之三十回’书，横遭毁灭，突出乾隆与和坤之诡计密谋。真书既残，假尾旋出——这就是程伟元高鹗等人炮制了伪续四十回的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由来。这假石头记一直流传，至今大家看到的《红楼梦》，即是此物了。”⑴

　　于是，有志者或以数十年的精力，惨淡经营，将“皆可视为真本”的十一种抄本《石头记》，“汇聚而总校之，爬梳考正，写为清本”，名之曰《石头记会真》。不过，此种“既求真文，定参真谛”、“发明胜义，烛照幽微”的“会真”之书，迄今尚未公开出版，世人无由窥其真醇之义，而以号称“保存了原稿的面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注本，倒确实取代程甲本成为《红楼梦》的通行本，风靡神州达十周年了。“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的伟业既已大功告成，只要在“经过一二百年的开采，已经挖掘得较深较多”的红学矿藏上按既定方针继续开掘下去，红学就一定会有广阔而美妙的前途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某些红学家不是从多种版本并存的“全部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出发，运用古籍版本学和古代小说版本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规律，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而是以前人的成说作为立论的前提，甚至以主观的臆断代替客观的事实。上述论断，就是完全建筑在“抄本”与“印本”人为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是不符合版本的发生过程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规律的。抄本与印本，只是古籍版本形态类别上的不同，二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雕板印刷术发明之前，抄本是图书存在的唯一形式，因而也就不存在抄本与印本的区分；雕板印刷术发明以后，抄本虽然降为图书版本的辅助形式，但仍然有相当的势力，因为“古代书籍流传稀少，交通阻隔，无办购致，更有秘本未刻，为世罕见，每每转展移录，藉有其书”⑵。曹雪芹写成《红楼梦》以后，并没有立刻刊印出版，“《红楼梦》版本最初只有抄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红楼梦》初以抄本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的事实，正是那位被红学家诬为“窜改”者和“作伪”者的程伟元在乾隆辛亥(1791)萃文书屋本《红楼梦》序中第一个说出来的，却从来不见有人提出过质疑。作为《红楼梦》流布史上第一个印本的程甲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程伟元、高鹗根据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红楼梦》抄本校勘整理而成的。程伟元、高鹗二人联名的乾隆壬子(1792)萃文书屋本“引言”中说：

　　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的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

　　由此可以逆知，《红楼梦》的抄本，当时就有书坊传抄用以出售的“缮本”和私家所藏的“秘稿”两种类型，前者已有程伟元“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的，后者在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关于乾隆五十四年春(1789)苏大司寇家藏《红楼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一事的记载也得到印证。“各家互异”的前八十回抄本，是程伟元、高鹗彼时彼地工作的基础，他们所做的“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这些做法，显然都是符合校勘的原则的。至于“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也是符合整理古籍的通例的。

　　关于后四十回的复杂情况，乾隆辛亥本程伟元序也作了详尽的说明：“……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在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程伟元、高鹗还坦然指明，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困难之处在“无他本可考”，而只有“历年所得，集腋成裘”的一份残稿，因此只能“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

　　任何一个不抱先入之见的人，都应当看出，程伟元、高鹗所说的话，是实事求是、磊落坦荡的，是可以放心用作考证《红楼梦》版本的第一手材料的。程甲本尽管不是根据曹雪芹的原稿直接排印的，尽管后四十回由于底本的先天缺憾在“截长补短”的修辑工作中不免添入了整理者的主观成份，但从根本上讲，程甲本称得上是200年前所能完成的《红楼梦》的最好版本，这不仅因为“文章妙手称君最”的程伟元和高鹗，是彼时从事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且在那时以后，随着抄本的逐渐湮灭，谁也不可能具备收集到那么多的原始抄本的条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程甲本不仅是《红楼梦》的定本，也是《红楼梦》的真本。

　　红学家说，自程甲本风行海内以后，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结束了抄本的时代。这话对不对呢?从印本与抄本的优劣看，由于印本价格较廉，取阅方便，对于一般读者，自会舍抄本而取印本，抄本被逐渐淘汰，几乎是必然的。但从《红楼梦》的“接受”过程看，情况又确实与一般小说有所不同。士大夫喜谈《红楼梦》，有一班嗜红成癖的人，甚至把抄录《红楼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如道光十二年(1832)恒文致汪恩绶(静泉)函中写道：“两月以来，煤炉药釜，杂气薰腾，儿急女泣，泪语嗷噪，晴溪、泽山时相过问，亦只好相视唤奈何耳。……复将原本《石头记》检出，日日与笔墨为武，冻馁二字，付之天命而已。”⑶又如庚子(1900)之难，禁中流出精楷钞本《红楼梦》全部，“钞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痒等数十人也”，“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⑷。从失意士人到最高统治者之喜抄《红楼梦》，都可见社会风气之一斑。时至今日，于纸上、木上、石上、象牙上全书书刻《红楼梦》者，亦屡有报道，而其所据之底本，大抵皆为通行的印本，可见印本仍在不断转化为抄本，抄本的时代并没有结束。抄本既不稀见，更不神秘，只是同印本相比，退居于从属的派生的地位罢了。

二

　　从抄本与印本这种互相转化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抄本的“脂本”的性质，问题就清楚得多了。

　　红学家说，现存的十一种“脂本”，都是早于程甲本的早期抄本；不管它们是“第几次再过录”，时间都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排印之前。可惜，在作这种推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拿出证据来。

　　有人也许会说，写在脂本正文中的“甲戌”(1754)，写在脂本封面上的“己卯”(1759)、“庚辰”(1760)，不都比辛亥(1791)要早吗?梦觉主人序、舒元炜序不是署了“甲辰”(1784)、“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1789)，戚蓼生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作序的下限不是不会超过此年吗?这些证据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脂本”之早于程本?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首先回到“抄本的来历”上来。假如上述抄本中的任何一种，是从清人的墓中出土的话(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明了在《孙子兵法》之外确有一部《孙膑兵法》那样)，那它们的可信性是可以绝对肯定的；假如上述抄本中的任何一种，在乾隆、嘉庆，哪怕道光、咸丰的公私藏书目录上有所著录的话，那它们的可信性也是可以相对肯定的。事实上，这些抄本都出现得很晚很晚。有正本的前四十回，石印于宣统三年(1911)，后四十回，石印于民国之年(1912)；标有“脂砚斋重评”字样的甲戌本，出现于民国十六年(1927)，其余的抄本，年代还要靠后。再从这些本子所留的藏书印记看，有正本的底本上有“桐城张氏”、“守诠子”、“附图{图}珠室”等印章，据考，藏书者为张开模，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甲戌本有刘铨福的跋，分署同治二年(1863)，同治七年(1866)，再往上追溯，就渺茫难求了。如果不能证明这些抄本确系程本刊行以前早期抄本的幸存物，单凭写在纸上的干支来判定它们的年代，是难免有误的。以《水浒后传》精刊本为例，此本题“古宋遗民著”，内封上横镌“元人遗本”四字，首雁宕山樵序，署“万历戊申(1608)秋杪”。如果据以断定此书出元人之手，且有明代万历刊本，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有正书局石印本《石头记》，封面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胡适毫不迟疑地予以否定，红学界好像至今无人表示过不赞成的意见。正正规规的印本上的白纸黑字尚且如此，写在某些个“非常马虎草率”、“错讹夺漏，层出不穷”的抄本上的“甲戌”、“己卯”、“庚辰”，就那么可靠吗?

　　其实，红学家对此还是心中有数的。有位专家撰文承认：“现存的各种《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无论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还是列宁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本身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杨继振藏本的两个影印本都题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那‘乾隆抄本’四字只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个别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获得书中任何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支持。”⑸就是一个例证。从版本鉴定的角度看，三个脂本都不曾自称“原本”，都没有序跋交代抄录的缘起和经过，三个脂本的字体都极拙劣、草率，甲戌本一律不避“玄”字，庚辰本“玄”字也有不避讳的，都可以肯定不是清人的抄本。己卯本曾被确认为“怡亲王府的原钞本”，根据是此本“严格地避三代怡亲王允祥、弘晓、永琅的讳”，但此本第二册目录页“贾天祥”的“祥”字就没有避讳，“铁证”云云，也就不攻自破。专家撰文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证明脂本的晚出，而是为了证明“舒本”是诸抄本中“唯一的例外”，是“确凿可信的乾隆年间的钞本”。他所举的第一个证据是：舒元炜序文末尾“虎林董园氏序并书于金台客舍”中的“序并书”三字，证明“序文不仅为舒元炜所撰，而且也为舒元炜亲笔书写”。其实，紧接序后的《沁园春》词，为其弟澹游所题，字体完全一致，恰恰证明舒本也是一种过录本。他所举的第二个证据是：在序文末行下端，钤有舒元炜印章两方，“印泥的颜色和书中句读打圈所用的颜色一样”，“可见，印章钤盖之时正是舒元炜序文书写之日”。印章与序文的同时，不能证明舒本“确为两百年前的旧迹，断非出于后人的伪造”，这同样是不难明白的。

　　八十回的抄本是否早于一百二十回的印本，还可以从几篇序文得到检验。有正本的戚蓼生序，红学家总是很相信的了。此序是加在八十回本之上的，所以对八十回本以极高的评价，未云：

　　……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戚序对“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进行了嘲讽，透露了八十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关系的重要信息。《韩非子·喻老》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未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戚蓼生以八十回本为“真”，以一百二十回本为“伪”，讽刺一意求窥全豹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可见“戚蓼生”在作此序时，已有一个全本《红楼梦》横在他的面前，他要为八十回之“不作转语”寻找存在的理由，就一定要贬低乃至否定全本的价值。这恰是材料本身提供的此本出程本之后的证据。

　　舒元炜的《红楼梦序》也有同样的情况，说：“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豹斑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终，知人尚论者，固当颠末之悉备；若夫观其文，观其窍，闲情偶适者，复何烂断之为嫌。矧乃篇篇鱼贯，幅幅蝉联，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从此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岂其探赤水之珠，虚无莫叩。”又说：“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雠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可见舒元炜早已确知120回全本《红楼梦》的存在，并对继续收集后四十回充满了信心，所以要说“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了。

　　红学家还说，早期抄本“都带有脂砚斋的评语”，是程本付诸排印时统统删去了。但是，在作这种推论的时候，他们同样没有拿出证据来。

　　一部小说作品完稿之初，一般应是没有评点的“白文”，而后由于作品的广为流传，博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才有评点本产生出来，以适合读者的需要，而各种评点本之间，又会相互竞争，结果是优胜劣汰，或者几种较佳的评点被合成统一的汇评本。作品是作家思维活动的产品，每一个作家——尤其是大作家，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作家在构思创作过程中，是绝不可能让别人在自己身边指手划脚、操纵指派，甚至越俎代庖地在未定稿上滥加批点的。胡适在1921年认定“有总评，有点评”的本子决不是原本，是合乎情理的，后来却改口说唯有题了“重评”的抄本才是“真本”、“原本”，岂非自相矛盾?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这些只是版本流传的“一般现象”，《红楼梦》的版本完全可能有特殊的规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版本自身提供的内证罢。有正本是11种抄本第一个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本子，尽管这个本子没有标出“脂砚斋重评”的字样，但从它的正文和批语看，的确与后来出现的脂本有较多的联系。但戚蓼生的序，除了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发表了一通议论外，却丝毫未谈及作者生平、编辑体例、抄本来历、作序缘起等通常序跋题中应有的内容，尤其是无一字提及书中的批语和批语的作者。假如戚蓼生作序时所据的底本，确有大量精妙独特而又是出自与作者有极密切关系的脂砚斋之手的批语的话，他是没有理由毫不涉及的。舒元炜的序言还要妙，中说：“董园子偕弟澹游方随计束之暇，憩绍衣之堂，……筠圃主人瞿然谓客曰：‘客亦知升沉显晦之缘、离合悲欢之故，有如是书也夫?吾悟矣，二子其为我赞成之可矣。’于是摇毫掷简，口诵手批。”明说此书之批语出舒氏弟兄二人之手，如此本第六回“周瑞家的又问板儿”，有侧批云：“周家的如何认得是板儿”，就是舒氏的作品。这些都足以证明：有正本和舒序本的底本，在他们加序的时候，都是没有批语的白文本。

三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红楼梦》刊本风行海内以后，却时有以“原本”名目的抄本问世的现象呢?答案还要到程伟元、高鹗那里去找。程甲本程伟元序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今所传只八十回，殊非全本”，高鹗序中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然无全璧，无定本”；程乙本程伟元、高鹗引言又说：“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等等。程伟元、高鹗做梦也不会料到，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居然诱发了书贾造假的意念，也提供了造假的馀地与可能。试想，假如程伟元、高鹗当年不作如此的表白，甚或干脆宣布120回本就是《红楼梦》的全璧和定本，在印本广为流传的情况下，即便有一、二抄本声称自己是“真本”和“原本”，又有谁会相信呢?

　　提出抄本出于后人作伪的问题，许多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古今中外，在古字画、古书籍及其他文物上作伪造假的事，可以说层出不穷，《红楼梦》版本领域，也不会是一块净土。从技术上讲，古字画的作伪远较古书籍为难，因为它要求“乱真”，即与原作完全一致。虞酥《法书要录》：“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顾公燮《销夏闲记》：“太仓王衧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衧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可见古字画的作伪，必须与原本不差毫分，方能瞒过世人眼目。古籍版本的作伪，目的是以新冒旧，以次充好，往往采用挖改、添补、伪造题跋印章、混杂、制旧等手段。《红楼梦》抄本的作伪又有自己的特点，即不是追求“乱真”的效果，而是刻意在内容上“求异”。设若书贾以与印本文字完全相同的抄本求售，则必被嗤之以鼻。要给人以“原本”、“真本”的印象，除了在形式外观上做一些手脚，制造一些“旧本”的假象以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对印本的文字作或改、或删、或增的变动，其中尤以增为大宗，如甲戌本增写各本皆无的石头与僧道对话的四百二十馀字，诸抄本增写大段印本所无的文字之类，从而让人相信确是“原本”。不过，作伪者或者由于学识才力的欠缺，或者由于对原作精神领悟不深，甚或由于艺术趣味的低下，都必然会留下许多破绽。《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的存在，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个本子抄写马虎草率，抄录过后，又用流行的程本加以标改，改得密密麻麻，满纸乌黑一片。“梦稿本”要么就是稿本，要么就是后人的作伪，因为世界上绝对没有作家会按照别人的草稿依样抄写的。不是稿本而又要弄得像一个“稿本”，其间的“某种动机”，不就是欺骗世人、嗜财图利吗?

　　但是，终清之世，这种《红楼梦》“原本”、“真本”的交易，都只在书贾与嗜古成癖的文士之间进行，获利者与上当者，都是个别的，对《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基本上不起作用，形不成什么气候。1927年胡适得到所谓的甲戌本，又从理论上大肆鼓吹“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得到了红学界一致响应以后，粗劣、浅陋、破绽百出的赝品的八十回脂本，竟被当作《红楼梦》的“真本”推销给广大读者，这实在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厄运，也是对这部伟大作品的亵渎。

【参考文献】

　　⑴周祜昌、周汝昌：《〈石头记会真〉叙例》，《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

　　⑵孙从添：《藏书纪要》。

　　⑶《红楼梦卷》第357页。

　　⑷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

　　⑸刘世德：《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