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不仅是我的故乡，而且是我的《圣经》。西方的《圣经》是从亚当与夏娃的寓言故事开始的，我的《圣经》则是从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情爱寓言开始的。它不仅为我提供了文学的坐标，而且为我点亮了一切，尤其是点亮了人性底层的那一盏明灯。

    在《红楼梦》中我发现一个处于成道过程中的基督，这就是贾宝玉。他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连老是要加害他的贾环也爱，连欲望的化身薛墦也可作为朋友。他五毒不伤，对别人的攻击和世俗的是非全然没有感觉。他敏感的是别人的痛苦和人间的真情。如果说基督是穷人的救星，释迦牟尼是富人的救星，那么，贾宝玉就是我的救星。他帮助我从仕途经济的路上拯救出来，从知识酸果的重压下拯救出来，从人间恩恩怨怨的纠缠中拯救出来。

    在带有意象组合的中国语言文字里，“好”字是“女”和“子”二字组成的。在曹雪芹眼里，女子就是好。尤其是未出嫁、未进入社会的少年女子，更是宇宙精华。她们就是真，就是善，就是美。可惜，她们拥有的生命时间与少女岁月太短暂，“好”很快就会“了”。《红楼梦》就是一曲“好了歌”，一曲少年女子青春了结的挽歌，至好至美生命毁灭的挽歌。

    曹雪芹关于少女的思索，超出前人的水平，不在于他作了“男尊女卑”的翻案文章，而在于它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把少女放在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很深刻的见解。在空间上，女子是与男子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的另一极。只有两极，才能组成人类社会。然而，在约伯的天平上，这两极是永远倾斜的。在曹雪芹看来，唯有女子这一极才有份量，才是重心。这一极的少女部分，不仅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超乎男子的容貌，代表着文学的审美向度，而且她们一直处于争名逐利的社会的彼岸，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道德不是成熟的假面，而是幼嫩的不知算计的孩子状态与少女状态。

    曹雪芹把女子分为未嫁的少女与已嫁的妇女，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界线。女子嫁出之後，便从清澈世界走入角逐权力财力的污浊世界，身心全然变形变质。因此，曹雪芹拒绝让自己笔下最心爱的女子出嫁。所以林黛玉、晴雯等一定不能结婚，包括不能与贾宝玉结婚。少女要保持自己天性中的纯洁本体，就一定要拒绝“男人的问题”  ，站立在男子世界的彼岸。  

    曹雪芹几乎赋予“女子”一种宗教地位。他确认女子乃是人类社会中的本真本体世界。把女子提高到与诸神并列的位置，对女子怀有一种崇拜的宗教情感。——“这女儿两个字，极尊重、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宝玉把女儿尊为女神，有女子在身边，他才获得“灵魂”。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贾雨村对冷子兴介绍宝玉，说他“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贾宝玉原先只是一块顽石，获得灵性来到人间之後完全可能被浊气所熏染而重新变成冰冷的石头，然而，林黛玉的眼泪柔化了这块石头，让它没有走向暴虐而保持温厚与温馨。可以说，贾宝玉的心灵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林黛玉所塑造。和但丁靠着女神贝亚特丽齐的导引走访地狱一样，贾宝玉靠着身边女神的导引，带着大慈悲，走访了中国华贵而龌龊的活地狱。

    曹雪芹笔下的那些未被世俗尘埃所腐蚀的少女，都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更爱生命本身。她们有文化，但对文化保持警惕。她们天生地敏感到，名利等身外之物，也属于文化。书本能造就人，书本也能埋葬人，把人变得名利熏心，十分丑陋。她们不为文化而死，却个个为情为生命自然而死。而《红楼梦》中的男子没有一个为爱殉身，包括贾宝玉。    

    《红楼梦》没有被限定在各种确定的概念里，也没有被限定在“有始有终”的世界里去寻求情感逻辑。反抗有限逻辑，《红楼梦》才成为无始无终、无真无假、无善无恶、无因无果的艺术大自在，其绵绵情思才超越时空的堤岸，让人们永远说不尽、道不完。  

    贾宝玉从哪里来产到哪里去？一块石头发源何处，又将被抛向何处产不知道!宇宙无终无极，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又如何考证它的去处产应当也是无终无极。    

    贾宝玉与甄宝玉，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产假（贾）的说着真话，甄（真）的说着假话。假作真来真作假，原是无真无假。    

    林黛玉的悲剧是善的结果，还是恶的结果产王国维问：是几个“蛇蝎之人”即几个恶人的结果吗？回答说：不是，是共同关系的结果，是共同犯罪的结果。在“共犯结构”中，所有荣国府的人都在参与制造林黛玉的悲剧，荣国府外的大文化也在参与。连最爱林黛玉的贾宝玉和贾母，也是“罪人”。然而，这是无罪之罪，无可逃遁的结构性之罪。这种罪是恶还是善，应是无善无恶。

    文学中因果报应的模式，代圣贤立言的模式，都是通过一个情节暗示一种道德原则。《金瓶梅》的色空，是因果报应的色空。西门庆为色而亡，也是一种暗示。而《红楼梦》的色空则无因无果。它悟到一切都是幻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归于虚空，唯有真情真性是最后的实在。《红楼梦》有哲学感，《金瓶梅》则没有。

    在卓越的大作品中，其人物都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其命运总是有多重的暗示。不管是名教中人还是性情中人，都本着自己的信念行事，做的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善恶该如何判断铲名教赋予薛宝钗以美德，但美德也带给她不幸。她有修养，会做人，甚么事都顺着他人，这本是一种善，然而，善也会带来不善。金钏儿投井死了，这是王夫人的责任。当王夫人诉说此事时，薛宾钗如果不加附和而让王夫人难受，是不孝；而如果顺着王夫人而附和，则是不仁——对死者没有同情心。贾宝玉也是命运交叉，他是性情中人，爱一切美丽的少女，又特别爱林黛玉。爱得博本是好事，然而一旦博就难以专。林黛玉则只爱一个，专是专深了，可就爱得不博，那么，到底是“博爱”善还是“专爱”善呢产其实各有各的暗示。贾宝玉性情好，好到无边就反抗不了老祖母和父母亲的婚姻安排，导致林黛玉的悲剧命运。  

    红学家们在追究“谁是凶手”，谁是“杀人的元凶”。一会儿追到贾政，一会儿追到薛宝钗与王夫人，这种追究全是白费力气。以往的佛典用因果观念解释万物万有，世界无非一因缘；今日的“红学”用阶级因果解释万物万象，又说世界无非一根源（阶级根源）。解释《红楼梦》的悲剧全用世间法、功利法，非得找出是非究竟不可，就像诉诸法庭，非判个胜负、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可是贾宝玉早已看透这世间法庭，他逃离恩怨纠葛，出家做和尚来偿还现在的罪孽，曹雪芹比所有笔下的人物，都站立得更高，他用宇宙远方多维的眼睛看到的是无因无果的永恒冲突。  

    贾宝玉、林黛玉和大观园女儿国里的少女，好像是来自天外的智能生物，美丽的星外人。她们尝试着到人间来看看玩玩，但是，她们最后全都绝望而返。这个人间太肮脏了!所有的生物都在追逐金钱、追逐权势，这一群吃掉那一群，竟满不在乎，甚至还在庆功、加冕、高歌。于是，美丽的星外人终于感到自己在人间世界生活极不相宜。她们在天外所做的梦在地球上破碎了。于是，她们纷纷逃离人间，年纪轻轻就死了。

    人生成熟的过程就是“看破红尘”的过程，即看破一切色相的过程。把各种色相都看破，把物色、财色、官色、美色、器色都看穿，从色中看到空，从身外之物中看到无价值，便是大彻大悟。《红楼梦》的哲学要旨就在于看破色相。看破色相，是幻灭，又是精神飞升。不被色相所隔，才能直面真情真理。  
  
    贾宝玉在早年的时候不彻不悟，喜聚不喜散，喜“好”不喜“了”，喜色不喜空，到了后来，就悟到“了”就是好，色就是空，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能对“了”有所领悟，便有哲学。中国的禅宗，便是悟的哲学。没有佛教的东来，就没有禅思，就没有《红楼梦》。禅宗哲学，似乎正是曹雪芹和古代中国聪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黛玉死后，宝玉不与宝钗同床而在外间住着。他希望黛玉能够走进他的梦境。但两夜过去，“魂魄未曾来入梦”  ，宝玉为此感到忧伤。梦是幻象，不是色。了断了色，却断不了生之“幻象”。断了尘缘并不等于断了生缘。这与武士道的“一刀两断”不同；武士道断了色，也断了空（幻象）。  
  
    当历史把贾宝玉抛人人间大地的时候，他也许还不知道，这片大地是一片汪洋，他是找不到归宿的。在汪洋中，林黛玉是唯一可以让他寄托情思的孤岛。然而，这一孤岛在大洋中是不能长存的。沧海的风浪很快就迫使她沉没。这一孤岛消失之后，贾宝玉的心灵再也无处存放。于是，他生命中便只剩下大孤独与大彷徨，最后连彷徨也没有，只能告别人间。  
  
    因为有死亡，时间才有意义。有死亡，才有此生、此在、此岸。假如人真的可以永垂不朽、万寿无疆，真的没有死亡之域，那么，寿命的多寡便没有意义。因为人的必死性才使生命的短促成为人的遗憾。林黛玉在葬花时意识到生命必死，所以她才有那么多忧伤和感叹。如果林黛玉是个基督教徒或佛教徒，大约就没有这种感叹。基督教徒是为死而生的，即生乃是为死后进入天堂作准备，林黛玉不是为死作准备，因此总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无望、寂寞，没有知音!林黛玉的骨子里是热爱生活的。  
  
    存在是暂时的，人生的华宴是暂时的。圆满与荣耀在时间的长河中留居片刻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仅仅是片刻。时间本身是最大的敌人，一切都会被时间所改变、所扫灭，包括繁荣与鼎盛。曹雪芹在朦胧中大约发现了时间深处的黑暗内核，这一内核有如宇宙远方的黑洞，它会吞食一切。 
  
    人生成熟的过程就是“看破红尘”的过程，即看破一切色相的过程。把各种色相都看破，把物色、财色、官色、美色、器色都看穿，从色中看到空，从身外之物中看到无价值，便是大彻大悟。《红楼梦》的哲学要旨就在于看破色相。看破色相，是幻灭，又是精神飞升。不被色相所隔，才能直面真情真理。  

    贾宝玉在早年的时候不彻不悟，喜聚不喜散，喜“好”不喜“了”，喜色不喜空，到了后来，就悟到“了”就是好，色就是空，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能对“了”有所领悟，便有哲学。中国的禅宗，便是悟的哲学。没有佛教的东来，就没有禅思，就没有《红楼梦》。禅宗哲学，似乎正是曹雪芹和古代中国聪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黛玉死后，宝玉不与宝钗同床而在外间住着。他希望黛玉能够走进他的梦境。但两夜过去，“魂魄未曾来入梦”  ，宝玉为此感到忧伤。梦是幻象，不是色。了断了色，却断不了生之“幻象”。断了尘缘并不等于断了生缘。这与武士道的“一刀两断”不同；武士道断了色，也断了空（幻象）。  

    当历史把贾宝玉抛人人间大地的时候，他也许还不知道，这片大地是一片汪洋，他是找不到归宿的。在汪洋中，林黛玉是唯一可以让他寄托情思的孤岛。然而，这一孤岛在大洋中是不能长存的。沧海的风浪很快就迫使她沉没。这一孤岛消失之后，贾宝玉的心灵再也无处存放。于是，他生命中便只剩下大孤独与大彷徨，最后连彷徨也没有，只能告别人间。  

    因为有死亡，时间才有意义。有死亡，才有此生、此在、此岸。假如人真的可以永垂不朽、万寿无疆，真的没有死亡之域，那么，寿命的多寡便没有意义。因为人的必死性才使生命的短促成为人的遗憾。林黛玉在葬花时意识到生命必死，所以她才有那么多忧伤和感叹。如果林黛玉是个基督教徒或佛教徒，大约就没有这种感叹。基督教徒是为死而生的，即生乃是为死后进入天堂作准备，林黛玉不是为死作准备，因此总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无望、寂寞，没有知音!林黛玉的骨子里是热爱生活的。  

    存在是暂时的，人生的华宴是暂时的。圆满与荣耀在时间的长河中留居片刻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仅仅是片刻。时间本身是最大的敌人，一切都会被时间所改变、所扫灭，包括繁荣与鼎盛。曹雪芹在朦胧中大约发现了时间深处的黑暗内核，这一内核有如宇宙远方的黑洞，它会吞食一切。

    作家李锐发现：中国两百多年来三个大作家有绝望感。这三个作家是曹雪芹、龚自珍、鲁迅。曹雪芹确实感到绝望。他除了看到人性中不可救药的虚荣与其他欲望乃是空无之外，还看到一切均无常住性，所有的“好”都会“了”  ，所有的宴席都会散，所有娇艳的鲜花绿叶都会凋谢，所有的山盟海誓都会瓦解。在他的悟性世界中，没有永恒性，连贾宝玉舆林黛玉这种天生的“木石良缘”也非永恒，“天长地久”的愿望在他乡；，只有有限存在的悲剧永远留存着。时间没有别的意义，只有向“了”  、向“散”  、向“死”固执地流动。曹雪芹从这种流向中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失望，也就是绝望。在当代学人们的直线时间观中，这种流向里还蕴含着“进步”的意义，于是，他们总是满怀希望。而曹雪芹看不到“进步”，只看到一切无常无定的变动之后，乃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圣经》的《雅歌》中说：“爱，如死亡一般强。”到底是爱比死亡更强，还是死亡比爱更强，这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说死亡比爱强，这是对的；说爱比死亡强，也是对的，两个命题都符合充分理由律。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朱丽叶与罗密欧的爱战胜了死亡还是她与他的爱被死亡所战胜产从表面上看，曹雪芹的回答是死亡才是最强者，一死什么都“了”，一死一切皆空，包括爱也是空的。但从深层上看，曹雪芹所经历、所体验的爱又是不朽的，他的所有最美丽的人生感慨全在爱之中，他所著写的爱的故事又是天长地久的，而他本身也相信，这些女子的故事是不朽不灭的。阅读《红楼梦》，我只觉得：死亡固然剥夺了林黛玉、晴雯等少女的生命，表现为强者，但林黛玉、晴雯生命终结之后又远离了死亡，她们的爱仍在我们的忆念中流动，死亡并未止住这一流动。这，也许正是绝望中的希望。  

    《红楼梦》写尽了虚荣人生的荒诞性。人必死，席必散，色必空，也就是最后要化为灰烬与尘埃。明知如此，明知没有另一种可能，却还是日劳心拙地追逐物色、财色、女色，追求永恒的盛宴，幻想长生不老，于是，就构成一种大荒诞。梦醒，就是对这一大荒诞的大彻大悟。  

    基督教有拯救，所以死亡便失去它的锋芒；佛教有轮回，所以死亡也失去它的锋芒。近代的乌托邦有理想，所以死亡也失去它的锋芒。曹雪芹没有拯救的神圣价值观念，也没有轮回的确认，警幻仙境也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国，因此，他笔下的死亡仍有各种锋芒。死亡依然是沉重的，死亡后有大哭泣与大悲伤。《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感伤主义作品。  

   只要人存在于非人性的物质世界之中，他（她）就注定要处于黑暗之中。因为这一物质世界与人性是对立的，它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尺度来规范人性、剪裁人性。即使这一物质世界是琼楼玉宇，富丽堂皇得如宫廷御苑，贾元春还是准确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那不是人的去处。

    宫廷不是人的去处，荣国府、宁国府何尝就是人的去处产幸而有个大观园，可让贾宝玉和乾净的少女们有个躲藏之所，然而，生活在大观园里的林黛玉、晴雯，还是一个一个死亡。人生本就无处逃遁，注定要在黑暗中挣扎。真挚的友情与爱情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无可逃遁的世界中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与故乡。这一故乡的毁灭，便会导致绝望。林黛玉绝望而死，是她发现唯一的家园——贾宝玉，丢失了。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中国的“闻道”与西方的“认识真理”并不相同。后者发展为认识论，前者为纯“本体论”；它强调身体力行而归依，并不重对客体包括上帝作为认识对象的知晓。因而，生烦死畏，这种“真理”并非在知识中，而在于人生意义与宇宙价值的体验中。“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为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论语今读》第一O六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红楼梦》的哲学观念似乎偏重于佛家；生烦死畏，一切皆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产何必当初把石头修炼成生命到人间来走一遭，还不如化为石头回到泥土中去，回到茫茫无尽的宇宙深处产然而，《红楼梦》在反儒的背后却有“深情感慨”的儒家哲学意蕴：它毕竟看重人，看重人的情感，把情感看作人生的最后的实在；一切都了情难了。  

    每次阅读描写秦可卿隆重的出殡仪式，就想起死的虚荣。人类几乎不可救药的虚荣不仅化作生的追逐，也化作死的显耀。由此，我又想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在奥兹特里茨的战场上负了伤之后，凝望着高高的天空。天空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灰色的，只是“高高的天空”。托尔斯泰接着写道：“安德烈亲王死死地盯着拿破仑，想到了崇高的虚荣、生命的虚荣，没有人能理解生命的意义，他还想到了死亡那更大的虚荣，没有一个生者能够深入并揭示它的意义。”然而，曹雪芹揭示了它的意义，这就是虚荣的空无与虚无，如同高高的天空并非实有。曹雪芹描述死者生前生活在大豪华的权贵家庭里，然而，寂寞、虚空、糜烂，没有意义。与失去生的意义相比，隆重的出殡仪式，更是失去死的意义：尸首还在被利用——被虚荣者制造假象。于是，死的虚荣便有双重的不和谐。  
  
    寒珍珠从小生活在中国，并贴近中国社会底层。她敏锐地发现，中国妇女生活在两道黑暗之中，后逼是黑暗，这是传统的轻蔑妇女的理念；前边也是黑暗，即等待着妇女的是生育的苦痛、美貌的消失和丈夫的厌弃。曹雪芹似乎也发现这两道黑暗，但他又发现，天真的少女可以生活在这两道黑暗的夹缝之中，于是，他一面鼓动少女反叛背后的那一道黑暗，不要理会三从四德的说教，应读《西厢记》，一面则提醒她们不要走进男人的污泥社会。所以他心爱的女子林黛玉就在这一夹缝中度过，既反叛后一道黑暗，又未进入未来的黑暗。  
  
    梦是黑暗的产物。黑夜里的梦五彩缤纷。白日梦也是在闭上眼睛、进入黑暗之后才展开的。人处于无望与绝望中时，主体的黑暗被一束来自乌托邦的美妙之光所穿透，于是，黑暗化作光明，绝望被揭示为希望。警幻仙境，就是乌托邦的光束。曹雪芹在所有的梦都破灭之后还留着这最后的一梦。

    中国的梦是现实的。仙境也是现实的，只不过是比现实更美好一些。秦可卿死时寄梦给王熙凤，林黛玉死后贾宝玉希望她能返回他的梦境，这都是现实的。中国只有现实的此岸世界，没有西方文化中的灵魂彼岸世界。  
黛玉在《葬花词》中说：“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最美的东西，却最脆弱，最难持久，这是最令人惋惜的。少女之美，是一次性的美，一刹那的美，它是人间的至真至美，但又最脆弱，最难持久。感情到至美的短暂、易脆与难以再生，便是最深刻的伤感。
  
   《红楼梦》中的尤三姐拔剑自刎，为爱而死于血泊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美的死亡，而是死亡的美。哲学家或把死亡视为存在后的虚无，或视为虚无后的存在。那些纯洁得像孩子的诗人，他们自杀时，一定信奉后一种哲学。屈原正是以死创造了一个虚无后的美丽存在，在“无”中实现“有”，在“死”中实现“美”，所以我们年年纪念他并年年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诗意。  
  
    人生很难圆满。出身再高贵，气质再高洁，总难免要走进世俗世界。曹雪芹深深惋惜的是那些冰清玉洁的少女，最后也得落入男人社会的泥潭。人间的女强人，世俗社会在恭维她，但诗人则暗暗为之悲伤。文学最怕姑娘变成“铁姑娘”，女人全是“女强人”，女子的强悍与雄性化，足以毁灭文学的审美向度。女权主义于社会学有意义，于文学则危害极大。
  
    《红楼梦》中最多情的女子是林黛玉，但她忧愤而死。《红楼梦》中最单纯的女子应是晴雯，但也忧愤而死。《红楼梦》中最高洁的女子应是妙玉，但她被劫夺而死。最美的生命获得最坏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社会。
《红楼梦》写情的美好，也写情的灾难。宝玉满怀人间性情，他爱一切人，特别是爱至真至美的少女，但一切和宝玉相关的人，都蒙受灾难。因为这个人间，乃是权势统治的世界，真情真性只能自我摧残，难以推及他人。  
  
    林黛玉到人间，只是为了偿还眼泪。泪就是她的生命本体。她的故乡在遥迢的青埂石下，而不是在中国江南。在人间她是一个异乡人，一切都使她感到陌生，极不相宜。加缪《异乡人》中的默尔索，生活在故乡也如同异乡，与社会格格不入。他对周围的一切，对所谓信仰、理想甚至母亲、情人都极为冷淡。她的母亲死了，照样寻欢作乐，满不在乎。林黛玉对世俗的追求也冷漠到极点，但她不同于默尔索，她对情感执着、专注，把真情真陆视为至高无上，是一个“情感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者，情感就是她的存在根据和前提，而且也是存在的全部内涵。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无价值，而且可能是负价值。
  
    林黛玉为自己举行了两次精神祭礼：一次是“葬花”，一次是“焚稿”。两者既是林黛玉美丽的行为语言，  又是曹雪芹的宇宙隐喻。葬花除了行为语言之外，还有精神语言，这就是《葬花词》，两者构成伤感到极点的心灵仪式。这一仪式，是林黛玉生前为自己举行的情感葬礼，而《葬花词》则是她为自己所作的挽歌。“焚稿”也可作如是解释，诗稿如花，焚如葬。葬花只是排演，焚稿则是真的死亡仪式。她是真正的诗人：诗就是生命本身，诗与生命共存共亡，作诗不是为了流传，而是为了消失——为了给告别人间作证。  
  
    葬花，是林黛玉对死的一种解释。她固然感慨生命如同花朵一样容易凋残，然而，她又悟到，花落花谢的性质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她选择一个瞬间及时而死，并选择“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洁死，在走入男人世界的彼岸之前就死。“洁死”，是对男人社会的蔑视与抗议。既然人生只是到他乡走访一趟，既然只是匆匆的过客和漂泊者，怎能在返回遥远的故乡时，带着一身污垢？  
  
    林黛玉因为感悟到生命之美的绝对有限，所以很悲观。她不信任青春，也不信任爱情。在人间，贾宝玉是她“唯一的知己”，这是绝对的“唯一”。但她知道，宝玉虽然爱她，却不像她只爱一个人。他是个博爱者，心分给许多女子，即使没有她，他还有许多寄托。本世纪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也表明自己对爱情的不信任。一个对爱倾注全部生命全部心灵却无法信任爱，这才是无尽的悲哀。  
  
    花开花落，似乎很平常，然而，林黛玉却真正了解它的悲剧内涵。“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花朵的盛开竟是风霜相逼的结果。鲜花在艰难中生根、孕育、萌动、含苞、怒放。怒放的片刻，恰如西西弗斯把石头推到山顶，而一旦到了山顶，接下去便是滚落、下堕，花的命运也是如此，花开总是紧紧连着花落。可是，落红化作春泥之后，明年又是一番苦辛，一场挣扎，又是一轮怪圈似的悲剧性奋斗与循环。  
《俄底浦斯王》时代的人类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哈姆雷特》时代的人类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但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母亲。《红楼梦》时代的人类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却发现母亲也是人间的枷锁，母性的权威也制造着儿女饱含眼泪的悲惨剧。  
  
    人终有一了、一终、一散、一死。死后难再寻觅，难再相逢，所以相逢的瞬间才宝贵。也正是人必有一了、一终、一散、一死，所以生前对身外之物的追求，才显得没趣。生命的瞬间性、一次性，少女青春的无常住性，使情感显得珍贵，却为人生注入无尽的忧伤。  

    贾宝玉一生下来就因为胸前带着宝石而让人视为怪异，离开家庭后走入云空，也是怪异。真正的个性往往忘记自己世俗的位置与角色，只顾观看与探索，不知自己的来处与去处。然而，他的出走，却是富有大诗意的行为语言。这是贾宝玉最后的非话语行态的声明。他向人间宣布，他与那个你争我夺的父母府第极不相宜，他已没有力量承受那一个个的死亡与堕落。他的出走是总告别，又是大悲悯。他到哪里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远离污浊之地、虚假之乡。  
  
    贾宝玉一定会走向远方，没有人能留住贾宝玉，薛宝钗的温馨美貌，袭人的殷切柔情，母亲的潮湿眼睛，都不能留住他。他的生命一定要向前运行，在如烟如雾的神秘大地中运行，在绝望与希望的交替中运行，他注定要辜负许多爱他的人，因为除了林黛玉，任何他者的生命都不是他的故乡。林黛玉的远走给他留下永远的乡愁。此后唯有不断寻觅，他的生命才能得到解脱。

    《红楼梦》没有谴责。包括对那个被红学家们称为“封建主义代表”的贾政也没有谴责。对贾母、王熙凤、王夫人等也没有谴责。他以大爱降临于自己的作品，即使对薛墦、贾环这种社会的劣等品，也报以大悲悯，讽刺与鞭挞中也有眼泪。大作家对人只有理解与大关怀，没有诬陨、控诉、仇恨与煽动。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其他主义等概念永远无法说明《红楼梦》。《红楼梦》作为伟大的小说，它是一个任何概念都涵盖不了的大生命、大结构。它是大现实，每一个人物的出路都安排得那么周密，以至后人无法改变。然而，它又是大浪漫，其大忧伤、大性情、大梦境全都超越世间。用“主义”谈论《红楼梦》难免要失败。  

    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相似，确认死亡的真实，生命必有终了。太虚幻境，只是小说虚构的理想国，并非真实。确认生命短暂，才有对死——生命消失时的悲哀和对将死将亡的思索。鸳鸯死时，贾宝玉痛哭。伤心至极的悲泣，既是痛哭，又是痛惜。祖母的死，他未痛惜，祖母毕竟已经衰老，而鸳鸯的生活刚刚开始。宝玉深信死的真实，深信精采的生命不可复制，知道永远再也见不到那个美丽的、曾经天天相处相逢的姐妹了，这种失落感造成他心灵永远的空缺与创伤。秦可卿死，晴雯死，他悲痛欲绝，都因为他深知这两位美丽绝伦的知音永远无法在宇宙中第二次出现。  

    巴尔扎克还想挤入贵族行列，作品中还有世俗的眼光。曹雪芹则没有。他本是贵族，然后看透贵族，最后则走出贵族豪门。他看透豪门之内那个金满箱、银满箱的世界。这个世界充塞着物欲色欲权力欲，但并不快乐。曹雪芹告别豪门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贵族，便进入超越贵族的更高境界。

一九九八年

【原载】 《书园思绪》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