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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新论

关键字:红楼梦,研究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曹金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5-12 8:24:00

  对于贾宝玉,论者们说的似乎已经够多了。然而,要问贾宝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论者们也是见仁见智,说法不一。综观各家之说,似乎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同时我们也感到,有些文章对于贾宝玉的形象未免有所拔高,略嫌言过其实。因此,我们试图从《红楼梦》 的客观实际出发,以期对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贾宝玉的形象的确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成功、最具艺术魅力的一个典型形象。多少年来,多少读者、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总体把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又几乎有着与脂砚斋同样的困惑:“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占今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学。于肇儿处更为甚。其图固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这也许正是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具有如此魅力的一个原因罢。

  其实,对于贾宝玉这一形象,作者在第二回中实际已通过贾雨村之口做了精当的概括——第二回 冷子兴在谈到贾宝玉时,他认为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 ”,这时“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接着.他又讲了“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 “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而男女偶秉正邪两赋之气而生者,“在商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上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 … 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然后说,“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长,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

  这里,作者并非是故弄玄虚,欲作惊人之语,实则道出了理解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关健所在。我们从书中后来对贾宝五的实际描写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即贾宝玉正是个“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并且,与历史上的这类人物相比,“贾宝玉尽管有一些比这个类型的一般人物更进步的思想.归是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类型。并未超出历史的界限。”2 或者说没有根本超出历史的界限。因此,我们说贾宝玉这一 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他本身的“叛逆” (其实贾宝玉根本算不上叛逆.虽然他身上可能有叛逆性存在),而在于这一 形象揭示并在客观上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揭示了人性中存在的弱点:只是作者当时并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而只有无可奈何的慨叹.因此他便借助于一系列的艺术形象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的无奈和愤慨,并着意塑造了贾宝王这一“情痴情种”的艺术典型。

  痴情,是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最显著的个性特点,它主要是通过贾宝玉对女儿的崇拜而表现出来的。

  贾宝玉自幼就因祖母溺爱,“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自元妃省亲后,命姊妹们进大观园居住,“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因此便让他也住进园中。这就为贾宝玉天分中痴情的个性特点和对女儿崇拜的心理更加提供了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及环境因素。

  如果说贾宝玉自幼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是形成他痴情的个性特征及对女儿崇拜的环境因素的话,那么,进入大观园后,生活在女儿世界里的贾宝玉则更加发展了这一个性特点,大观园更成了他这种思想得以进一步滋生、发展的温床。

  他在七八岁上便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后来又说:“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简直将女儿视若了神明,在他的心目中,也同少年甄宝玉一样,是把女儿看成“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女神的。他眼中的林黛玉就是“一个神仙似的妹妹”;而其梦幻中的仙女,“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晴雯死后,他相信晴雯做了花神,并作《芙蓉诔》 来祭她。金钏跳井后,他在金钏的生日那天来到城外他最厌的水月庵,暗暗为她祭奠。就连刘姥姥信口胡诌的茗玉小姐死后成精的故事,他也信以为真,并说“这样的人是虽死不死的”,而且还让茗烟到处寻找茗玉小姐庙。

  不过,贾宝玉虽将女儿视若神明,却并没有象对待神灵一样敬而远之,而是“昵而敬之,恐拂其意”(鲁迅语),甘心为女儿做小服低。比如他为平儿理妆,为麝月梳头,为袭人、晴雯煎药等等。不仅如此,他还处处关心体贴女孩子们.对于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袭人、晴雯等比较亲密熟惯的自不用说.即使对素昧平生或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女孩子.他也处处去为之着想,去刻意体贴、关怀。例如第十九回.茗烟和小丫 环万儿在小书房“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时,被宝玉冲开。这在当时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但宝玉却提醒那女孩儿“还不快跑!”并怕她会有什么想法,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下告诉人的。”又如第三十回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第六十回“‘投鼠忌器宝玉 瞒脏”等.都表现了 他对女孩子的关怀、体贴与百般回护。就连晴雯与麝月开玩笑想吓她一吓,宝玉都为麝月壮胆.并阻止晴雯(第五十一回)。这正如 脂砚斋所说的:“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体贴’二字”。

  但是,宝玉对女儿的体贴,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上、身体上的关心、照顾,而更主要的是能理解女儿的心,是在精神上、心灵上对女儿的理解与尊重。例如.第二十五间.当他的脸被烫伤后黛玉来看他,他“忙把脸遮着.摇手叫他出去,不肯叫她看——知道她的癖性喜洁.见不得这些东西。”3又如第三十四回.他被打后黛玉来看他.他虽“疼痛难忍”.却仍在为黛玉着想:“你又做什么跑来:虽说太阳落下去.那地上的余热未散,走两趟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挨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可认真。”黛玉当然也能理解宝玉说这番话的用意,这就更使得她“虽不是嚎陶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 “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

  宝玉对黛玉如此体贴 ,对宝钗又何尝不是呢。同回.当宝钗来看他并问起挨打 的原因时.“袭人使把焙茗的话说了出来”. “因又拉上薛蟠”,宝玉 “惟恐宝钗沉心”,便忙阻止袭人一使宝钗也不由的心中暗想:“打的这个形象,疼还顾不吐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

  是的,宝玉“在女孩子们前不管怎样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他虽怕得罪女儿,处处小心,但却不怕得罪那些“国贼禄蠢”。雨村来了要见他,叫了半天他才出来,分明是对之有所怠慢,有所不恭。宝玉对雨村的这种态度,除了他对雨村所谈的“仕途经济”之道有所反感外,与他们的年龄差别恐怕也不无关系。他们之间可以说存在着一条“代沟”― 这是与宝玉和贾政之间的代沟相似(或相同)的。贾宝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垮掉的一代”。这“垮掉的一代”又可分为两类人:一是象贾琏、薛蟠这样的令本阶级失望的“无可以继业”的纨袴膏粱之辈;二是象贾宝玉这样极少数“略可望成”却又不肯为之所用的一类。这两类人都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所用。所以,这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明显感到了后继无人。

  当然,贾宝玉对雨村一类人的态度是他那种飞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思想的一种反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是见了女儿(而不是女人)才觉得清爽的。对于那些已变成“死珠”或“鱼眼睛”的媳妇、婆子们,他对之也是憎恶的。而对待男子,他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样。比如他对待秦钟、将玉菌、柳湘莲以及北静王等,不是“立刻要见”,就是“每思相会”。及至见了,又是“心中十分留恋”,恨不得早“与他交结”,甚至互赠礼物,洒泪而别。那么,同样是男子,贾宝玉为什么对这些人就没有感到“浊臭逼人”,而愿意与之接近呢?我们注意到,这些人原来个个都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比如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而且“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蒋玉菌长得“妩媚温柔”,且是唱小旦的;柳湘莲, .年纪又轻,生得又美”;北静王则“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 看上去“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这些人物不仅相貌清秀、俊美,而且其名字都带有女子的味道。这正符合了贾宝玉对女儿的崇拜的心理。所以,美貌是贾宝玉愿与她们接近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不过,贾宝玉也并非全权以美貌来取人,他还有更重要的内在标准。这就是性情方面的一致或相近。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人的外貌固然是美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如贾雨村之流的只知讲仕途经济之道的“国贼禄鬼" ,也不是如贾珍、贾琏等人的“皮肤淫滥”之辈、而贾琏、贾蓉等虽也是“面目清秀.身材俊俏”,但宝玉和他们却未有“亲切稠密之感”。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贾蓉等在性情、品格上和宝玉不能相投,这是内在的。另一方面,暴雨所结交的秦钟、蒋玉菡等人具有女性的某些气质或特点(如秦钟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蒋玉菡则是“妩媚温柔”等等),而这正符合了贾宝玉喜欢女孩子的心理。这也不能不说是影响贾宝玉交友的一个潜在因素。

  要之,贾宝玉之“情”,虽然以对女儿的崇拜和眷恋为主要表现特征,但并非仅仅局限于此。它还包括宝玉对贾母、王夫人等人的人伦之亲情,对秦钟、蒋玉菡等人的朋友之有情,对林黛玉的恋人之爱情,以及对自然万物等的独具、独到之情。正如涂瀛所说的:“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宝玉,圣之情者也。”4;贾宝玉对贾母、王夫人等人伦之亲情,对秦钟、蒋玉菡等人的朋友之有情等,是“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对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万物的独具之情,是“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而他对林黛玉之情,则既是“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又是“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是“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才使贾宝玉这位“圣之情者”同以往的一切艺术形象区别开来,成为“这一个”而着力于文学艺术之林并大放其光彩。

  作为“圣之情者”的贾宝玉,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用警幻仙子的话来说,就是“意淫”。意淫者,“意”淫也。在这里,作者恐怕是相对于“皮肤淫滥之蠢物”而言的。意,即心意,意淫,也就是用心意去“淫”。意淫是人的一种本性。每个人都有意淫的念头(想法),即“淫”意,但真正去“淫”的,是“皮肤淫滥”之淫;而意淫则在于“意”,虽也有“淫”,但不去滥施。所谓“淫虽一理,意则有别。”“皮肤淫滥”之淫和意淫的区别,关键在于有没有高尚的人格和意志力,能否把握住自己。“淫意”是人性中的弱点,要克服这种弱点,不仅靠社会的道德规范、舆论等去约束,还要靠人的品行、情操等去把握。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皆有“淫意”,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施“皮肤淫滥”者少,而贾宝玉虽有此条件,却能只限于意淫,这正是他人格的高尚之处。这里,我们对意淫的解释虽嫌过于浅显,但这也许正是曹雪芹用此一词的本意所在呢。

  贾宝玉的“意淫”,他对众多年轻美貌的女子的见一个爱一个,并非泛爱主义的表现,更不是“皮肤淫滥”之辈的对于色欲的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对美的向往本能的自然流露的一种象征或者说是夸张,是人性中普通存在的一种对异性向往的表现。例如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事:素不相识的男女以憧憬的眼神互相交会的一瞬间,也许会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一种怅惘之情,虽然这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或者他们根本未意识到,而是埋藏于他们的潜意识中).但即使这种“‘纯精神”的交会(或者说“恋爱”) ,也是以性欲为基础的。贾宝玉对于女孩子的多情,实际就是这种人类共有之情的一种外化,一种艺术夸张式的表现。它虽然也是以性欲为基础,但并不等于有性的要求,更不等于淫滥。男人普遍都有贾宝玉的这种“泛爱”心理,贾宝玉对女儿的这种痴情,只不过是人类本性中对异性向往心理的一种艺术的概括和省和升华。因此,贾宝玉对女儿的体贴和关怀,对于青春貌美的女子的爱(包括对林黛玉的爱),是具有人类性爱的一般特点的。

  然而,贾宝玉又是处于由少年期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在心理学上属于“思春期”的阶段。所以,他对女儿的这种特有的情,又具有思春期少年情爱的普遍特点,是属于思春期少男少女的爱。这一时期的少男对少女的爱,是既专一又不专一的。因为此时的少年男子,大约普遍有“见一个爱一个”的特点,但如果遇上一个少女中的姣好者,他们也会把主要的爱放在她身上,但同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别的女孩子的“爱”,换句话说,即他们的爱,是以他们认为的最美的女孩子为主,同时也兼爱其他的女孩子。贾宝玉正是这样。如第二十八回,宝玉在旁看着宝钗“雪白一段酥比,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正如黛玉所说的,宝玉虽然也心理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贾宝玉的这种表现,正是这一时期的少年所具有的一种特征。

  如前所述,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写出了人性中对美的一种向往,特别是写出了男性对女性美的一种本能的向往。这种对女性美的向往是以性为基础的。不过,这种以性为基础的向往也分两个层面,即警幻仙子所说的“皮肤淫滥”之淫和“意淫”两种。前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梅女供我片时之趣兴”,实质上不是真正对女性美的向往。它只是人性中弱点的体现。而意淫才是真正的对女性美的向往和欣赏。而处于思春期的少年队女性美的向往和欣赏,虽然也以性为基础,但却绝少含有性的成分或要求。特别是贾宝玉,他是象欣赏自然或艺术那样把女性美(这是女性特有的美)纯粹当做“美”来欣赏的。他对女孩子的爱就是这种爱,是情爱。甚至他对林黛玉的爱.也带有这种特点。正如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的思春期中,爱和性也是分离的,对于恋恋不舍的异性,最初出现的是J 憧憬,而且一般并未和性的欲求相联系。虽然思春期男子的性冲动是强烈的,但对所崇拜的女性,只是在远处悄俏怀着向往的心情”, “在开始时,几乎不会意识到对对方的性欲要求,而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人格的向往。在那个被自己赞赏的人面前,自己似乎显得很渺小,变得朴实、谦虚起来。对于对方向自己表示的好意非常感激,总希望尽可能不辜负对方的期望。因此,他们以为对方服务为乐。不用说与对方共同工作,即使仅只是与对方在-起,也会感到无限的快乐和兴奋。”5

  这里,心理学家所说的人类思春期的爱的特点,虽不能和贾宝玉完全对上号,但却基本上符合《 红楼梦》中对贾宝玉的描写。比如贾宝玉在女儿面前的谦卑和“惯于做小服低”,贾宝玉的愿意和女儿们厮守在一起,等等、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另外,贾宝玉的不喜读书,不愿讲仕途经济之道等,也是该时期的少年“逃避成长”心理的一种反映。比如,小孩子都有“不愿长大”的心理,如“我将过最后一个儿童节了”, “我就要上中学了”等等,就是这种潜在心理的反映。其实,不仅是小孩子,即使是成年人,也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逃避成长”的潜在心理(如怕老即是这种心理的一种表现)。不过,贾宝玉毕竟是贾宝玉,他虽具有人类思春期少年的一般特点,却又大人超出r 这个界限,而具有成人的某些特点。尤其是其思想的成熟,已完全超出了他的年龄(实际上《 红楼梦》 中的许多人物如林黛玉、薛宝钗等,其成熟的程度已大大超出了她们实际的年龄),因此,对于贾宝玉的形象,也就不能将其单纯当成一个思春期的少年来看待了。这是因为作者通过贾宝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寄寓了自己的理想。

  贾宝玉这一形象,既具有其自身的个性特点(特殊性),又具有人类的一些共性特点(普遍性),并且普遍性中又有特殊性,特殊性中又包含着普遍性,循环往复,环环相扣,比如贾宝玉既具有自身(如脂砚斋所说的“移之第二人万不可”)的个性特点,又具有如前多说的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特点;既具有思春期少年的普遍特点,又具有属于这一时期少年的他自己的个性特点。例如,第五十八回宝玉病好后要去瞧瞧林黛玉,便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

  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枝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这段描写中贾宝玉由杏树花落结子而想到岫烟(一个与自己不大相干的女子)的出嫁,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由鸟儿的啼叫而发的“呆想”,都是非贾宝玉而不能想到、做到的。但是,如果细推敲起来,在特定的环境下,触景生情,由物而推及于人,特别是自己所深爱的人,从而发出类似“又少了一个好女儿”这样的慨叹,则也是人之常情,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诚然,宝玉的个性是典型化的个性,具有普遍性,他身上那种种看似个性化的特点,实际许多都是人性中普遍具有的、通常是潜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只不过被曹雪芹通过艺术夸张等手法而表现了出来。

  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写出了人的爱美的天性。(宝玉所爱者,都是美的:或者是漂亮,或者是清秀,或者是妩媚,或者是标致,总之,他认为女孩子都是美的,即使象小丫头万儿,“虽不标致,倒还白净,些微亦有动人之处”。)宝玉不仅爱美、欣赏美,而且还善于发现美,特别是少女特有的那种美.即使有些女孩儿长得并不美,但那少女的娇羞或天真无邪的情态,甚至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具有一种男性所不具备的特有的美。宝玉欣赏的女儿身上那种特有的美,实际是女儿身上所特有的一种“趣”,即袁宏道所说的那种“女中之态”。这种“女中之态”、“=这种“趣”,有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 “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但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却在他的不朽杰作《红楼梦》 中将这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的美学境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如所周知,贾宝玉有个著名的“女清男浊”论,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又说“山川 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而已。”这一论调所反映的,实质是贾宝玉对人性的崇拜和追求所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我见了 女儿 ,我便清爽”(注意,这里是说“女儿”,而不是“女人”) ,足富有象征意味的因为水是最具自然性、最不受拘束的,而且不受污染的水是清澈透明的〕女儿的心性正如清澈透明的水一样,还末受到世俗的污染,因此其性格中更多的是任情自然,无拘无束,天真活泼。这是因为女儿在闺阁之中很少和社会发生接触,更容易保持人的天然本色所以,在女儿的身上,人性的东西也就更多地、更容易地突现出来而男子所追求的仕途经济之道,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非自然的、非人性的,是异化的。宝玉之所以崇拜女儿,厌恶讲仕途经济之道的须肩男子,正是缘于他的这种女儿 观,缘于他这种对人性及人性美的崇拜和追求。这一点,从他对也属于女儿之列而劝他走仕途经济之路的薛宝钗的态度即可看出.即使是他所崇拜的女儿,如果失去了天真、自然的一面,而沾染上世俗之气成为追逐名利的“国贼禄鬼”,他也同样会对她不从的。就连史湘云这样个天真烂漫的清净女儿一度功他“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遭到了他的“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的冷遇和讥讽!可见,贾宝玉的崇拜女儿,是基于对人性的崇拜和追求。

  随着贾宝玉思想的发展,他的女儿观也有所发展、变化。“女儿三变”论,就是这种发展、边化的结果。他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虽然是同一个人,但由于青春的流逝,岁月的煎熬,世俗浊气的濡染,女儿也逐渐失去其天真烂漫、活泼自然的天性,特别是一嫁了男人,沾染了世俗浊气,也就发展变化为“须眉浊物”一样的“禄鬼”,有的甚至比男人更可恨了。

  贾宝玉这种“女儿三变”论,实是对人生的一种深刻体悟,是他对女孩子青春美(洋溢于少女身上的一种“看不见”的美,姑且称为“青春美”的眷恋,因为这种青春美是女孩子特有的,过了一定的年龄,这种美也“不知春归何处去”了。少女身上那种天真活泼的特殊魅力,在她们结了婚以后,于不知不觉中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有的人还能保持一些,有的则几乎荡然无存了。这也是值得令人叹息的。

  其实,青春并不仅仅是年轻,它还具有生理和心理、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涵义,它是以人性的完善为标准的。具有青春的人,才具有完整的人性。贾宝玉之所以崇拜女儿,正是因为她们具有青春、具有完善的人性。贾宝玉这种对人性的崇拜和追求,这种人性论,在第三十一回宝玉和晴雯的对话中就表现了出来:

  … … 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又如第四十回:

  ……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

  … … 岂不别致。

  这些看似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话语,却表现了贾宝玉尊重人、人的个性,主张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观点,表现了他对于理想人性的一种憧憬。

  然而,青春的易逝,美的终将消失,又常使贾宝玉陷入对人生固有悲剧性的思考。比如地二十八回,当他听到黛玉所吟《葬花词》中“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诗句时,“不觉恸倒山坡之上”:

  试想黛玉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 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终极价值是什么?这是困扰着曹雪芹的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也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对这个问题,贾宝玉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贾宝玉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显亲扬名,去建树“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而是关心自己死后能否得到众女儿的眼泪。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能否得到众女儿的“情”。这正是被他所视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这从第三十六回中她和袭人的德对话中即可见出。他说: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雅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再如第十九回,也是和袭人的对话: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等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灰,一一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一一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能和女儿们长期厮守,甚至“同死同归”,这就是宝玉的最高理想,这就是宝玉的情,“陶醉在这样的‘情’中,结束痛苦的人生,这就是宝玉的‘主义’,这就是宝玉的宗教,这就是宝玉的价值观。”7

  但是,贾宝玉这种以“情”为旨归的“多情之心”最后也不得不“流于无情之地”一一“悬崖撒手”,出家而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视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 … 继以金钊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段。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8他看到许多死亡,看到人的生老病死的不可把握,感到人生之烦恼,感到人生的空幻和悲凉,于是终于在“情无所归”之后,“悬崖撒手”,出家而去。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以前的人类的“前史时代”,是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畸型病态的社会,因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性格,也必然是带有病态性的。这种病态性格是社会荒谬性的反映,它表现为:1 .生存与环境的分离,即人类的生存需要与客观环境的不谐调。2 .精神与物质的分离。《红楼梦》 这部人类文化的不朽之作,便充分反映了这种不合理、不合人性的、畸型病态的社会的现实。贾宝玉就可以说是这种病态社会中人的病态性格的集中概括和反映,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说贾宝玉是病态社.会中人的病态性格的典型代表,是从广义上来说的。因为人对世界的每一种关系和他的每一种活动形式都是人全面发展所必需的:而在封建社会中,人得不到这种全面发展的机会,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受到许多制约,因此,人不叮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性格也必然是不健全、不完善的、汗:是从这种意义卜来说,病态社会中的人的性格也是病态的。

  从贾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到他平时的一言一行所反映出的有悖于常理的性格特点来看,他正是当时病态社会的人的病态性格的艺术夸张式的概括和写照。由于贾宝玉、身上的种种“痴病”和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痴狂性格的这种艺术性夸张,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伟大艺术形象阿Q 。

  贾宝玉和阿Q 这两个艺术形象乍一看似乎是风马牛几不相及的。但细推敲.便可发现他们之间具有着某种本质的联系。这两个艺术形象可以说都是荒谬时代病态社会中病态性格的典型,都是对人的种艺术变形,只不过他们所具有和展示的意义不同罢了。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全形象很相似,都表现了人性中带有普遍胜的一面。阿Q 身上的种种“毛病”.表现了国民的劣根性,其特点在许多人(甚至每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贾宝玉也同样如此.他身上的“痴病”.实际也是带有普遍性的,是人性中固有的因素,在每个人的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只不过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作者通过艺术夸张等手法而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很难见到这样个人的,但他又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也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的阿Q 的主要特点(精神胜利法)是人胜中常常外露、可以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内心世界.属于意识的层面;而贾宝玉及其“意淫”则表现了人性中几乎隐而不露、秘而不宣的一种对于性的潜在感受,或者说是一种潜意识。它是与人性中深层的心理因素相联系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积淀。如果说阿Q 的“精神胜利法”是世人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那么.贾宝玉的“意淫”则可以说是揭示人们内心深处的奥秘、反映人们灵魂的一面镜子。所以说,贾宝玉和阿Q 这两个艺术形象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然而,这二者也并非完全是界限分明的,即如贾宝玉式的“意淫”,虽属于潜意识的层面,但有时也常常表现为一种意识;阿Q 的“精神胜利法”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也同样潜伏着。

  诚然,贾宝玉和阿Q 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有着偏离现实、突破常态的表现(正是在这一点仁,我们说二者具有着本质的联系)。但是,与阿Q 的最大不同在于,贾宝玉的种种“痴病”、种种异常表现,有许多是可以用“小孩子的弄性”来解释的。如他的喜欢吃胭脂,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不喜读书、不愿接触讲仕途经济之道的人等等。这正如甄府的四个管家婆和贾母所说的,“就是弄性,也是小孩一子的常情,胡乱花费,这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一”尽管贾宝玉不愿上学读书,不愿走仕途经济之路,尽管他有许多违背常态的“乖谬邪僻”之处,但在对外交往等正式场合,“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并且其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即从这一点已可看出,贾宝玉同兽迅笔下的阿Q 、狂人等艺术形象的反封建性相比,是有着很大差距的。这当然有着时代的因素。所以说,贾宝玉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叛逆者形象”.他身上虽有着一定的“叛逆性”,但还够不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叛逆者”。贾宝玉这个形象的意义也并.不在于他身上的“叛逆性”,而在于他反映了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东西。正因为如此,“虽然他的时代和阶级都己经过去了,贾宝玉这个共名却仍然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着。”9他所反映出的这种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才是他这个艺术形象的生命力之所在。

  总之,贾宝玉作为《 红楼梦》中的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其内涵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对于这一形象的判断和评价,也必然象对《红楼梦》 的主题那样,是可以从多方面来寻求答案的。这眼同样也有着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论对这个艺术形象做出何等的判断与评价,都应以《红楼梦》的“本文”为依据,而不应人为地夸大或拔高这个形象。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鉴于此,本文不揣鄙陋.对贾宝玉的形象谈了一管之见,错谬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注释:

  1 见《红楼梦》二卷本第2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凡引原文均出此书,不再注明。重点为笔者所加。

  2张毕莱《略说王昆仑的贾宝玉论》,《群言》1985年第9期。

  3位行文方便,笔者将原文中一律所用的代词他,根据其所指代对象分别改为“她”、“它',下同。

  4清涂瀛《红楼梦赞·贾宝玉赞》,见一粟编《红楼梦卷》。

  5(日)依田新主编《青年心理学》。

  6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二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7 王蒙:《贾宝玉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见《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2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原载】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六年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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