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四次重大历史变迁。 《红楼梦》研究在这个时期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辉煌。

　　这一个时期的《红楼梦》研究首先表现出集团性和组织性。 １９８０年春 《红楼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隶属于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国家性的最高学术机构之一。 同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 专门的《红楼梦》研究学术刊物《〈红楼梦〉学刊》则在１９７９年底就出版了创刊号， 此后每年四期，成为重点国家学术刊物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创办了《〈红楼梦〉研究集刊》，出版了十几期后停刊。 地方性的红学刊物则有贵州红学会创办的《红楼》，１９８６年以来一直坚持出刊。香港从１９８ ４年开始出版《红学文摘》，后停刊。 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后，一些省市如辽宁、 黑龙江、贵州、江苏、山西、上海等也成立了相应的红学研究会组织。 １９８３年在北京香山卧佛寺成立了中国曹雪芹学会。各种《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 仅全国性的讨论会就有１９８０年在哈尔滨， １９８１年在济南，１９８２年在上海，１９８３年在南京，１９８５年在贵阳， １９８８年在芜湖，１９９４年在莱阳，１９９６年在辽阳，１９９８年在天津，１９９９年在金华等多次。 其中１９８３年南京会议是纪念曹雪芹逝世２２０周年学术讨论会， 规模最大，到会人数最多，讨论问题最广。 此外还召开了四次国际性《红楼梦》研讨会。除第一次由美国学者周策纵发起组织， １９８０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首府麦迪逊召开， 周汝昌、冯其庸和陈毓罴代表中国大陆红学界赴会外，其它三次都是在中国大陆召开， 分别是１９８６年哈尔滨讨论会、１９９２年扬州讨论会和１９９７年北京讨论会。 此外还有几次较小规模的海峡两岸《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召开。 各省市等地方性《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也举行过不少。 《红楼梦》研究所组织过赴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红楼梦》学术资料和文物展览活动。北京、上海等地建造了大观园，河北 正定县修建了荣国府， 是后来拍摄影视《红楼梦》的重要基地，并成为著名游览景区。 后来北京又修建了雪芹祠庙，南京建造了曹雪芹塑像，扬州建立了《红楼梦》展览馆，丰润、辽阳也相继建立了曹雪芹纪念堂馆等。 这些会议和活动都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影响， 使《红楼梦》研究具有了更强烈的全国性、国际性和群众性参预性质。

　　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二十年来除《〈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和《红楼》发表的论文之外， 全国各种学术报刊也发表了许多与《红楼梦》研究相关的论文， 其中一些重要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所转载。 这个时期出版的有关红学论著大约有上百种。概括地说，这二十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关《红楼梦》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等基础背景情况的考辨和研究， 第二部分是有关《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的分析和评价， 第三部分是各种原始工具书的整理、编纂和出版以及影视改编《红楼梦》 等活动。

　　二十年来在红学界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红学学术争论， 绝大多数是属于文献的发现考证及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 这与“十七年”时期的争论热点基本上属于思想理论范围形成了鲜明对照。 以《红楼梦》研究所为代表的在京的一些红学研究者， 主要在文献的发现、整理和考证方面比较擅长，这与七十年代发现了许多红学文献资料也有密切关系。 八十年代初期围绕着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陆厚信绘“雪芹小像”的真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认为小像画的是曹雪芹即小像是“真”的代表人物是周汝昌和宋谋　。冯其庸、陈毓罴和刘世德等则认为小像是伪造的。小像原持有者郝心 佛开始说是曹雪芹像，后来又说是涂改俞楚江（号雪芹）画像而成。 尽管后来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宣布小像不是曹雪芹像而是俞雪芹像， 但据某些知情人说， 郝心佛是迫于某种压力作了伪证（文载《商丘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１、２期合刊号及第３期）。 总之，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最后得到解决，只能说一个时期内不少人相信了河南省博物馆调查报告的权威性。

　　其次是围绕着１９７７年发现的一对红松木旧式书箱是否是曹雪芹的遗物展开争论。 仍然是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冯其庸曾发表《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 邓遂夫还根据书箱上的题字考证出曹雪芹的续弦妻子的姓名叫李芳卿，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如蔡义江等认为书箱是赝品。 围绕着北京香山正白旗舒家老屋是否“曹雪芹故居”也曾有所争论， 但见之于文字的不多， 大多数红学研究者都认为这所旧房子与曹雪芹无关，只是碍于某种缘故不愿着文辩证反驳而已。 主张这处旧房子是曹雪芹故居的代表性著作是１９８２年出版的胡德平着《〈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故居的发现》。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期有围绕着戴不凡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石兄”，曹雪芹只是加工者的观点展开的争论。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戴不凡把脂批中对补天顽石幻化的通灵玉的称呼“石兄”说成是《石头记》的作者进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是没有根据的。 张锦池等人都结合文本实际作了反驳。 这次讨论中戴不凡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年龄“忽大忽小”等所谓文本的矛盾现象作为论据， 表现出红学界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搞考证的学者在对传统文学的审美修养和艺术感悟能力方面有严重欠缺， 比起俞平伯、周汝昌来差距很大， 因而在考证时往往脱离了文本的审美实际，所谓“科学考证”往往并不很科学， 考证的过程和结论都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却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争论“热点”。 这种消极倾向在此后整整二十年中都反复发作，不断发生。 １９９２年在河北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曹雪芹的“墓石”而引发了红学界的激烈争论。 因为这块墓石上有“壬午”字样， 所以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壬午年的刘世德等极力主张墓石是“真”，而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癸未年的周汝昌则坚持墓石为“伪”。 其它一些有影响的红学家也见解各不相同。 如冯其庸改变了原来相信的癸未说，支持墓石为真的主张。 蔡义江则认为墓石是伪。不过墓石的发现过程以及墓石的形制等确实有许多疑点， 墓石是真是伪仍然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接下来还有几次较大规模的激烈争论。 一次是关于脂批本的真伪问题。欧阳建以甲戌本抄本《石头记》在“玄”字上没有避康熙皇帝名讳为由， 提出已经发现多年并被红学界一致认可的各脂批本《石头记》都是后人伪造的论点。 欧阳建先后出版了《红学新辨》、《红学辨伪论》和《红学百年风云录》（与曲沐、吴国柱合着）， 建构了一个红学发展史的新体系，那就是从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以来的近百年红学研究， 都受了伪造的脂批本的蒙蔽， 因而由此而来的种种红学论述都是错误的，只有彻底揭示这个历史错案，才能有对《红楼梦》真正的科学研究。这个观点与 另一个观点紧密相联系， 即不承认后四十回乃续作，说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的原作。 与这种观点大同小异的还有宛情的《脂砚斋言行质疑》、克非的《〈红楼〉雾瘴》和朱眉叔、董文成等人的一些论文。 由于新红学的考证结论已经被认可了近百年，欧阳建等人的新说自然有一种轰动效应。 但大多数红学研究者不接受这种观点而纷纷着文反驳。 在争论中出现一些情绪化的非学术性的因素。 尤以张国光支持的《湖北日报》与欧阳建之间诉诸法庭的一场官司轰动一时。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非学术性纠纷，如张国光是高度赞扬后四十回续书的， 在这一根本观点上其实与欧阳建等人的观点相当吻合。 客观地说，脂批本伪造和后四十回为曹雪芹原著说的观点无论从思想方法还是论证方法方面都是有较大片面性和缺陷的， 因而缺乏切实的说服力量。 特别是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本质差异缺乏鉴别能力， 更是落后于新时期广大读者已经大大提高了的审美接受水平的。 不过作为一家之言，当然应该允许其存在，辩驳双方一度出现某些意气用事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由于新红学已经独领风骚近百年，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 出现某些片面性的逆反式思维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从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红楼梦》里隐藏着重大的历史内幕的观点， 说林黛玉的原型是竺香玉，而竺香玉是曹雪芹的恋人，他们共同谋杀了雍正皇帝。 霍国玲姐弟在九十年代连续出版了《〈红楼〉解梦》一、二、三集，一度曾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效应。 《〈红楼〉解梦》无论从思想方法还是论证方法上都是索隐派在新时期的再现， 只是其观点比老索隐派更离奇。 如果说老索隐派还有当年反对满清的民族革命的思想背景的话，新索隐派则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独特视角了。 《〈红楼〉解梦》的观点受到了许多红学家的反驳是势所必然的。 当然《〈红楼〉解梦》在收集和梳理清代的历史史料方面也有其一定贡献。 王国华写了一本《太极〈红楼梦〉》（１９９５年中国国际广播公司）， 从《红楼梦》的“对称结构”引申出《红楼梦》中还有一部“太极”文本的观点。 说《红楼梦》具有对称结构本来是有其文本合理性的， 但引申出“太极”文本来则显得离奇。 王国华的观点也引起了争论和反驳，其中也掺杂了一些红学界内部的非学术性纠纷。 王国华为“雪芹祠庙”在京城的建成贡献了很大力量，这也扩大了曹雪芹与《红楼梦》在社会上的影响。 围绕着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争论也很热烈。 在五十年代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后，“丰润说”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 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出现了“辽阳说”， 到九十年代以冯其庸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辽阳说”大力倡导，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 而１９９３年河北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与曹鋡墓碑， 历史学家杨向奎提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的观点， 《文艺报》又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发表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和刘润为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 王文认为曹寅之子中有曹颜者，即从丰润曹鈖之子曹渊过继改名而来；刘文进一 步认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 即从丰润过继给曹寅而改名为曹颜、后又回归丰润的曹渊。 杨向奎在王、刘二文之后又发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发现》一文， 认为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问题“七十年来的悬案至此解决”。这就形成了所谓“新丰润说”的《红楼梦》原始作者说。 “新丰润说”带有很大的推测性质，说“悬案至此解决”显然言过其实。 但接下来的大规模论争又把中央电视台１９９５年３月播放的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牵扯进去， 某些学者在论争中把老丰润说与新丰润说混为一谈，又使论争中更多了一些非学术因素。 其实原来的丰润说与“新丰润说”是完全不同的话题， 丰润说与辽阳说也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祖先在入辽以前的那一段历史， 而辽阳说则坚持只应该从入辽以后谈起。 辽阳说的代表性著作是１９７８年初版后又修订新版的冯其庸着《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及张书才、刘世德、李广柏等人的一些论文，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王畅着《曹雪芹祖籍考论》则成为丰润说的最新代表性论著。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李奉佐着《曹雪芹祖籍铁岭考》对曹家与辽宁铁岭的历史源缘作了深入的考证。 这场争论最后也没有结果，不过通过争论，双方把思路、论据和论证等都发挥得很充分，为后来关心这 一问题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客观上也扩大了红学和曹学的影响。 此外还有红学的定义、 《红楼梦》的思想指归是“拯救”还是“逍遥”、探佚学的本质、曹雪芹一联残句之“全璧”及西北发现的所谓曹雪芹的“佚诗”之真伪、 《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俯等限于少数学者参加的学术争论。 其中刘小枫与梁归智关于《红楼梦》思想宗旨的讨论以及陈维昭与梁归智关于红学探佚学本质的争论具有比较强的理论色彩。 九十年代中后期，则有关于《红楼梦》原稿是“二稿合成”抑或是“旧稿新裁”的争论。 二稿合成论者以杜春耕为代表， 主张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是“旧稿”《风月宝鉴》和“新稿”《石头记》的“合成”，其它一些红学家则 主张曹雪芹只是在旧稿基础上修改成书。 这种争论实际上又涉及到曹雪芹的著作权和《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是老话题的新争论。 沈治钧的论文《“新宝玉”和“旧宝玉”──〈红楼梦〉成书过程初探》（《〈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就是这方面具有新意的一篇。 以上各种争论的出现，反映了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也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学术环境的愈来愈宽容以及学术活动的民主化、多元化和大众化倾向。 从这种角度来说，各种争论也都把所争论的问题推向一个更深广的层次， 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更广泛的社会热情，扩大了《红楼梦》的社会影响。 当然相应地民主化和大众化倾向中必然伴随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文化泡沫现象也在所难免。 其学术观点的是非正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自然会作出选择。 不过一个明显的特点是， 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争论基本上都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比较远，反映了这一个时期相 当一批学者们的学术个性以及在思辩和审美素养方面的欠缺。 出现这种情况，既有一个时代学者群体的学养素质、知识结构等原因， 也有历史氛围和红学发展的时段性等多方面的复杂影响。围绕着以上各种论争， 出版了一些论文选集，如《〈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曹雪芹墓石论争集》等，对积累历史资料有所裨益。 以《红楼梦》研究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如冯其庸、 胡文彬、吕启祥、邓庆佑、杜景华、 林冠夫、王湜华、顾平旦、丁维忠、杨乃济、张庆善等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版本等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除了个人的著作之外，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新校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红楼梦〉大辞典》上。 胡文彬与周雷编撰了《台湾红学论文选》、《香港红学论文选》、《海外红学论集》和《红学世界》，对介绍中国大陆以外 的红学研究成果起了积极作用。 胡文彬在联系红学界各方面力量和组织红学活动方面贡献较大， 在收集资料、介绍海内外红学动态、考证红学发展史中一些具体问题上也用力甚勤， 至２０世纪末已经出版了个人红学著作十多种，及编着多种。 郭豫适和韩进廉基本上同时完成和出版了两部红学史着作《〈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及《续编》和《红学史稿》， 总结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红学发展历程。 比较而言，郭豫适比韩进廉的著作在思维方法和学术观点上受时代的局限更大一些。 刘梦溪也是七十年代末即投身红学研究， 早期的《〈红楼梦〉新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算论述比较全面的一部著作， 但也有明显的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编纂《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及后期著作《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影响较大， 有上升到文化史的高度总结红学的意图， 有一些新见，但思想穿透力不够，眼光主要局限在那些热闹的争论上， 对《红楼梦》的思想精神和艺术审美则缺少真知灼见，因而未能抓住最关键的问题作鞭辟入里的分析。 冯其庸是八十年代以来影响相当大的红学学者， 他长期担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 后来又担任中国红学会会长，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各种红学活动的开展起了较大作用。 他个人的红学著作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 《梦边集》、《漱石集》、《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等十多种， 并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和《八家评批〈红楼梦〉》等。 其中最有个性的研究是对曹雪芹家世和对《庚辰本》等版本的考证。他是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代表性学者， 坚持庚辰本为最好的《红楼梦》版本的观点。 八、九十年代在《红楼梦》版本、脂批、《红楼梦》成书过程和曹雪芹家世及佚着等问题的考证研究方面有影响的红学著作还有以下一些： 吴恩裕《曹雪芹佚着浅探》和《曹雪芹丛考》、陈毓罴与刘世德合着《〈红楼梦〉论丛》、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台湾）、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 胡文彬与周雷合着《红学丛谭》、顾平旦编《大观园》、 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郁增伟《微论〈红楼梦〉》（香港）、 高阳《高阳说曹雪芹》（台湾）、舒成勋述、胡德平整理《曹雪芹在西山》、 胡德平着《三教九流的香山世界》、徐仁存和徐有为合着《程刻本 〈红楼梦〉新考》（台湾）、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应必诚《论〈石头记〉庚辰本》、 吴新雷《曹雪芹》和《曹雪芹江南家世考》、 岑佳卓编着《〈红楼梦〉探考》（台湾）、陈诏《〈红楼梦〉小考》、 李百春《〈红楼梦〉作者问题论稿》、王毓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 胡文彬《列藏本〈石头记〉管窥》、梅节和马力合着《红学耦耕集》（香港）、 陈庆浩《脂砚评语研究》（法国）、皮述民《〈红楼梦〉考论集》（新加坡）、 邓遂夫《红学论稿》、胡邦炜《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集》和《红楼祭： ２０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孙永旭《曹雪芹的早期传奇创作》、 朱淡文《〈红楼梦〉论源》、辽阳红学会编《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王畅、冯保成编《曹雪芹祖籍论辑》、曹雪芹研究会编《曹学论丛》等。 徐恭时与郑庆山在《〈红楼梦〉学刊》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考证论文， 徐恭时的涉及面较宽，郑庆山主要集中于《石头记》版本考证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王利器着有《李士桢李熙父子年谱》和《耐雪堂集》等有关曹学红学的数据、论著， 显示了比较扎实的搜集和考证功夫。 张书才利用工作环境之便，挖掘出有价值的与曹家历史有关的资料。 作家端木蕻良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并有论文集《说 不完的〈红楼梦〉》，这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书，但有不少精到的见解，显示了老一代学人在文化素养和艺术感受方面有非凡功力。 台湾作家高阳出版了历史小说《曹雪芹别传》和《红楼梦断》。 启功发表过有影响的红学论文， 并指导出版了质量很高的程甲本《红楼梦》的注释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出版）。 属于数据、工具书性质的除前述《〈红楼梦〉大辞典》等外， 还有那宗训编《〈红楼梦〉研究书目（初稿）》及《续编（初稿）》（美国）、 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 宋隆发编《〈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台湾）、那宗训编《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台湾）、 潘铭燊编《〈红楼梦〉人物索引》（香港）、 顾平旦主编《〈红楼梦〉研究论文数据索引》、赵国璋和谈凤梁辑《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 王卫民辑《〈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录》、 朱一玄编着《〈红楼梦〉资料汇编》、《〈红楼梦〉人物谱》、《〈红楼梦〉脂评校录》、何蕴理编 《〈红楼梦〉亲眷谱》、杨为珍和郭荣光主编《〈红楼梦〉辞典》、 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 施宝义等编《〈红楼梦〉人物辞典〉、上海市红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红楼梦〉鉴赏辞典》、 贺新辉编《〈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 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高增良编《〈红楼梦〉四字格辞典》、 高歌东、张志清编《〈红楼梦〉成语辞典》、丰润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丰润曹氏家族》、 北京燕山出版社《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等 。 脂批中有涉及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情况的提示，过去的一些野史笔 记， 以及种种传录中也提到一种八十回后情节迥异于程高本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因此新红学的著作中，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还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或者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都有初步探讨八十回后佚稿情节的文字。 五十年代批俞运动后，这种探讨 被批判为“烦琐考证”和“唯心主义”，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 。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蔡义江着《〈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在分析《红 楼梦》的诗词时，涉及每一首诗词的“谶语”意蕴，实际上表现出对八 十 回后原著佚稿的研究兴趣。 １９８３年出版了梁归智着《〈石头记〉探佚 》，是第一本专门集中探讨佚稿的研究著作。 周汝昌在《〈石头记探佚〉 序》中首次提出了“探佚学”的概念， 标志着对原著佚稿的研究成为红学 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此后围绕着这个课题，有不少论文和著作发表。单以 著作论， 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计有张硕人《〈红楼梦〉研究点滴》（１ ９８３， 泰国）、梁归智《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１９８ ７）、 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１９８９）、杨光汉《〈红楼梦： 一次历史的轮回》（１９９０）、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增订版（ １９９２）、 王湘浩《〈红楼梦〉新探》（１９９３）、刘心武《秦可卿 之死》（１９９４）、 周汝昌《〈红楼梦〉的真故事》（１９９５）等。 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几本以探佚为指向的新作续书， 先后有张之《〈红楼梦 〉新补》（１９８４）、 周玉清《〈红楼梦〉新续》（１９９０）、都钟 秀《〈红楼〉遗事》、 （１９９４）石建国《〈红楼〉佚貂本事》（１９９６自印）、刘心武《〈红楼〉三钗之谜》（１９９９）。 萧赛的《〈红 楼〉外传》（１９８５）则是一部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潮影响而“贬宝黛， 颂丫鬟”的作品。续书的成功与否不仅与探佚研究有关，更主要的是由 续书作者的艺术灵感、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平来决定的。 从总体水平来说，这几本续作都无法取代后四十回程高续书， 其中以刘心武的《〈红楼〉三钗之谜》艺术性较强。 新续作的成功与否当然并不能作为评判探佚学得失成败的根据，也不能影响探佚学的继续发展。 探佚学的大成使自新红学以来即滥觞的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观念达到了一个新层次。 以探佚为根据来观照《红楼梦》，无论思想、人物或艺术特征等，都与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截然不同。 探佚立足于对前八十回的深度细读， 因此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构思、立意、文心等深刻思想和微妙艺术都有新的发现， 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探佚研究者们也可能有不同意见， 也难免某些想入非非的臆测，但这并不影响探佚学促成对《红楼梦》思想和审美视角转换上的改变。 所以探佚学的影响力主要还不在于对原著八十回后情节轮廓的勾勒， 而在于因此对“两种《红楼梦》”之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带来了革新。 尊曹与尊高两派红学也因此更加对垒分明。 探佚学的理论意义在梁归智１９９２年版《〈石头记〉探佚》和２０００年版《箫剑集》中有比较深入的阐释和论述。 探佚学的一个社会性的具体实现是八十年代中期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 八十回后的故事改编虽然也吸收了某些程高续书的情节， 但在基本思路上却采取了探佚的方向（周岭执笔编剧）。 由于时代的局限、编导者的思想艺术水平等多种原因， 电视剧的改编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并引起了争论，由于历史的习惯势力， 争论也是必然的，客观地说八十回后的改编也不是非常成功，当然也有闪光之处，如“探春远嫁”一集就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这次电视剧的改编取向标志着红学发展的一个台阶， 与六十年代越剧电影《红楼梦》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的红学研究水平。 在电视剧之后又有六集电影《红楼梦》出现， 是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的故事格局来改编的，虽然电影有一些名演员担纲， 但电影的反响远远不及电视剧，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探佚学的影响不可忽视。 电视剧与电影两种影视《红楼梦》在八十年代出现，生动地反映了“尊曹”与“尊高”两派红学研究的并存与对垒， 也反映了红学研究的历史性进程。这种并存与对垒将在 新的世纪继续存在下去，反映了多元、民主、自由选择的审美价值观日益深化和普及， 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这个时期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绘画、工艺、建筑等方面也有不小的成就。 如刘旦宅与戴敦邦的《红楼梦》人物画，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而在北京修建的大观园与在河北正定修建的贾府等都是足以垂范后世的艺术创造。 研究评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等方面的论文论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发表出版了不少。 争论比较明显而且持续不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续书的不同评价， 体现了尊曹和尊高两种基本价值取向。 １９８７年问世的张国光的论文《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收入武汉出版社《古典文学论争集》）和１９９２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宋浩庆着《〈红楼梦〉探──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赏析》是高度推崇后四十回续书之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梁归智１９９２年版《〈石头记〉探佚》中的“思理编”则 是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而崇曹贬高的代表性作品。从总的趋势的来看， 在思想艺术研究方面，无论崇曹或崇高，越往后对原著与续书两种《红楼梦》的区分越严格。 另一方面，越往后引进西方的思潮理论视角应用到《红楼梦》研究上越多。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以论述《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为主或兼及其它的著作主要有： 蒋和森《〈红楼梦〉概说》、 王朝闻《论凤姐》、徐迟《〈红楼梦〉艺术论》、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 郭豫适《〈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陈诏与孙逊合着《〈红楼梦〉与〈金瓶梅〉》、 张锦池《〈红楼〉十二论》、舒芜《说梦录》、 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张毕来《〈红楼〉佛影》、《贾府书声》和《谈〈红楼梦〉》、 邢治平《〈红楼梦〉十讲》、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处编《〈红楼梦〉艺术论》、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红楼梦》研究组编《〈红楼梦〉 论集》、扎拉嘎《〈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 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台湾）、苏鸿昌《论曹雪芹美学思想》、 邓云乡《〈红楼〉识小录》和《〈红楼〉风俗谈》、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 林兴仁《〈红楼梦〉的修辞艺术》和《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余英时、周策纵等《曹雪芹与〈红楼梦〉》（台湾）、 康来新《石头渡海──〈红楼梦〉散论》（台湾）、陈诏《〈红楼梦〉谈艺录》、 岑佳卓《〈红楼梦〉评论》（台湾）、卢兴基等《〈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王昌定《〈红楼梦〉艺术探》、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 白盾《〈红楼梦〉新评》、傅憎享《〈红楼梦〉艺术技巧论》、 薛瑞生《〈红楼〉采珠》、青水《〈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邮票赏析》、 陈潞《醉翻风月案──〈红楼〉拾穗》、胡风《〈石头记〉交响曲》、 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冯尔康《曹雪芹和〈红楼梦〉》、 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姜耕玉《〈红楼梦〉艺境探奇》、 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贵州省红学会编《〈红楼〉探艺》及《〈红楼梦〉人物论》、 杜景华《〈红楼梦〉艺术管探》、 吴颖《〈红楼梦〉人物新论》、曾扬华《〈红楼梦〉新探》与《漫步大观园》、欧阳奋强等《 宝黛话〈红楼〉》、周雷、刘耕路与周岭编《〈红楼〉入门》、 大勤与晓颂编《荧屏〈红楼〉》、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 李传龙《曹雪芹美学思想》、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汪佩琴《〈红楼〉医话》、李广柏《〈红楼梦〉的奇与美》、浮生《评〈红楼梦〉文艺》、 尤飞《林黛玉的爱情》（台湾）、史任远《〈红楼梦〉新论》（香港）、 普拉克斯《〈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那美惬《〈红楼梦〉评价》、 荣之颖《〈红楼梦〉中之女性》等（浮生、普拉克斯、那美惬和荣之颖四种著作《〈红楼梦〉大辞典》著录， 未知出版地区和单位）。 此外各次红学讨论会后大多编辑有会议论文集出版。这些著作中， 邓云乡的《〈红楼〉识小录》与《〈红楼〉风俗谈》切实而生动地介绍了有关《红楼梦》的历史、民俗等背景知识， 显示了深厚的文化素养，获得一致好评，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胡风的《〈石头记〉交响曲》反映了一个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在特殊环境下阅读《红楼梦》的思考感受， 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与文化意义。 林兴仁的《〈红楼梦〉的修辞艺术》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对文本修辞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分析， 与其它一些泛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著作有所区别。 此外聂绀弩、陈玉刚、张俊、沈天佑、郭预衡、 袁世硕、马国权、邓魁英、陈熙中、廖仲安、傅继馥、李春祥、朱彤、 丁广惠、王启忠、刘敬圻、庄克华、乔先之、何永康、邸瑞平、宋谋　、 赵景瑜、何林天、周寅宾、黄进德、陶建基、彭昆仑、胥惠民、石昌渝、 胡小伟、程鹏、周岭、邹进先、胡绍棠、史直生（阎肃林）、李厚基、 吴美渌、胡经之、郝延霖、马瑞芳、唐富龄、严云受、张春树、冯子礼、 梅玫、顾鸣塘、王伯英、王政、王悦、万萍、罗宪敏、俞晓红、刘宏彬等人都在八十年代发表过有影响的论文或参加组织红学活动， 其中有的作者其论文后来结集出版。 海外的红学研究最有影响的红学家是组织了第一次国际红学讨论会的美国的周策纵， 他的红学研究兴趣主要在考证方面。 美国的唐德刚、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日本的伊藤漱平、松枝茂夫、前苏联的孟列夫（缅希科夫）、 李福清（里弗京）和庞英等都是有影响的红学家， 前四人的研究成就主要在考证方面，孟列夫是俄译本《红楼梦》的翻译者，并和李福清首先报导了列藏本《石头记》的消息。 庞英发表过研究列藏本《石头记》的系列论文。 对《红楼梦》文本之思想艺术研究表现出不凡水平的红学家要数香港的宋淇， 他对《红楼梦》文本解读的许多见解具有长远的启发意义。 香港的梅挺秀、马力、潘铭燊等都是活跃的研究者，潘铭燊曾主编《红学文摘》，沟通两岸三地的红学研究。 台湾的康来新组织过两次来大陆的“《红楼梦》之旅”活动，有一定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汉学家， 或运用西方的某种理论解读《红楼梦》，或把《红楼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或介绍宣传红学知识，都起到了促使世界人民加深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用。 截止２０世纪末，《红楼梦》已经被全译成２３种文字， 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并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而了解伟大的中华文化奠定了文本基础。 从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红楼梦》研究呈现出更强的社会性、广泛性和多元性态势。 传统的红学界争论着墓石真伪、脂批本真伪、曹雪芹祖籍、《红楼梦》“二稿合成”等“考证”层面的问题， 显得很热闹，同时各种资料的发掘发现工作更为深入。 但更多的红学论文和著作已经不把注意力局限在这些方面了， 一些比较年轻的研究者开始热衷于引进西方的各种文学、文化和哲学思潮来解读《红楼梦》， 对《红楼梦》感兴趣的各种不同领域的读者都写出他们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感受， 问鼎红学一阵后就退出红学，你进我出他来，红学的大门更敞开了，出入也更随意了， 越来越显示出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倾向。 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双飞翼》和评点本《红楼梦》表现了一个睿智的作家对《红楼梦》的解读， 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但毕竟不是专家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比较有一定学术含量或智慧闪光的， 论文如罗纲和陈庄合撰的《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红楼梦〉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和作家陈村的《意淫的哀伤》（《文学报》第４３０期）等， 著作如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周书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李一之《〈红楼梦〉艺术与珍奇》、 郭若愚《〈红楼梦〉风物考》、 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王彬《〈红楼梦〉叙事》、冯子礼《从美的角度审视大观园文化》、 陈益源《从〈娇红记〉到〈红楼梦〉》、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吴竞存《〈红楼梦〉的语言》、赵建忠《〈红楼梦〉续书考》、 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周五纯《〈红楼梦〉人物新论》、 王人恩《〈红楼梦〉新探》、陈曦钟《〈红楼〉疑思录》、 李广柏《曹雪芹传》、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饶道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 王关仕《微观〈红楼梦〉》（台湾）、皮述民《苏州李家与〈红楼梦〉》（台湾）、梁归智《箫剑集》等。 此外一些老红学研究者的论文结集出版， 如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证》、 蔡义江《蔡义江论〈红楼梦〉》、张锦池《〈红楼梦〉考论》、朱彤《〈红楼梦〉散论》、宋淇《〈红楼梦〉识要》等， 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海外的红学著作也在中国大陆再版。 严中的《〈红楼〉丛话》与《〈红楼〉续话》则以补白的形式记录了红学界的种种历史纠葛、佚闻等，有一定的红学史价值。 乔福锦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红楼梦》是“反 面《春秋》”和“《诗经》古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２０ 世纪有三种当代人评点的《红楼梦》，都在九十年代出版。 王蒙的评本（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以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为评点对象， 没有明显的回前评、回后评和夹评的区别， 主旨在借《红楼梦》文本表达人生感悟。梁归智的评本（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以严格区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为旨趣， 前八十回每回有回前评、回后评、夹评， 后四十回只有回前评，重点在深入揭示曹雪芹原著的文心艺韵与辨别后四十回不同于前八十回的差异。 王志武的评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以揭示“多重悲剧”为旨趣， 评点以前八十回为主，有回前评、回后评和夹评，后四十回只有回前评和少量夹评。 这三个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对进入《红楼梦》文本的影响， 也代表了经过近百年研究之后中国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接受水平。 此外蔡义江校注的《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在文字校订和注解方面都有特色，具有较大影响。 黄霖校注的脂砚斋评《红楼梦》（齐鲁书社１９９４年）将现存脂批全部辑录， 使带有全部脂批的《红楼梦》第一次在一般读者中得到了普及。 另外还有各种层面的对《红楼梦》文本和 红学的论说解读、资料新编、诗词题咏、文艺作品改编、工艺创作等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著述和作品问世， 各种群众性的红学活动举行， 其中天津市和平区一个街道较早成立了红学研究会组织并长期进行学术活动。 九十年代前期面世的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具有比较深的文化内涵和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全国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各种普及本《红楼梦》，已经有一百多个不同的版本行世， 此外清代以来的各种《红楼梦》续书也被一些出版社重印。 这些情况体现了市场经济时代对《红楼梦》研究活动的深刻影响。 到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各种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的阅读理解使《红楼梦》研究形成了群议喧哗、 众神狂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相应地，在世纪之交，红学界展开了对《红楼梦》产生以来，特别是新红学以来近百年红学发展历史的反思，发表了许多文章。 其中以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一文反响最大， 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此外梁归智《〈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俞平伯其人与〈红楼梦〉研究》、《“思想派”抑或“考证派”？ ──关于周汝昌先生红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杜景华《新世纪红学》、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红学》、赵润海《〈石头记〉自传说的检讨》等也有相当 的理论深度。纵观２０世纪的红学研究，周汝昌是从事研究时间最长、成就最突出、贡献最大的红学家。 在《〈红楼梦〉新证》之后，他又出版了《献芹集》、 《〈石头记〉鉴真》、《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等十几部红学著作， 并花费三四十年功夫校订成功极有学术价值的《红楼梦》版本《〈石头记〉会真》。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涵盖了红学的方方面面， 从版本的鉴别校订，到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证，从文本的思想探索到艺术鉴赏， 从恭王府与《红楼梦》的关系，到各种红学文物的搜寻考据，都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研究。 他还特别注意提携后学，奖掖同道，推动红学事业的向前发展。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能把背景的考证和文本的思想艺术探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进一步上升到文化的层次，提出“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等高屋建瓴的论题， 富有体验性和创造性。 他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因此也常常引起争论，成为引发学术争鸣最多的一位红学家。 回顾到这里，似乎应该对２０世纪的红学历史作一个总结性的评判，并对新世纪的红学发展有所瞻望。 但预测未来是最危险的事，而总结性评判也相当敏感。 大体来说，２０世纪的红学基本上是考据家的天下，以考证方面的成就最值得称道。 尽管各种考证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很难说已经得出一致的结论，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现、研究、讨论， 无论小说的版本还是作者家世或者时代背景方面的情况，确实都已经相当深入，积累的资料也已经很丰富。 这种考证正是进入《红楼梦》文本的基础和必须条件， 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和判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文本的解读方面，则 体现了２０世纪时代政治思想风云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红楼梦》的解读史也就是一个侧面的中国２０世纪的思想史、意识形态演变史。 就单纯的文本欣赏而言，无论思想或艺术，２０世纪末的读者， 比起２０世纪初的读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接受理解显然也已经有本质可以说迈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台阶。 ２１世纪的《红楼梦》研究， 将面临一个多元化的前景，考据不可能再像在２０世纪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但还会进一步深入。 文本的接受则可能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是受市场化影响的普及层面， 比如一般的阅读和戏曲、舞剧、影视等的改编等， 另一个领域是将《红楼梦》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紧密联系起来的学理层面， 努力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国民文化精神和灵魂的象征，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家园”。 ２０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些 具体争论话题在新世纪仍将继续， 特别是关于“两种《红楼梦》”的不同 认同，但这些争论将会在一个新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上展开。 《红楼梦》研 究、红学在新世纪到底将呈现怎样的风貌， 具有怎样的文化品位，除了大 的社会政治格局的变迁影响之外， 那就要看新世纪将会有一支怎样的《红 楼梦》研究的队伍， 以及“国学”与“西学”的彼此吸收契合在《红楼梦 》研究中能达到何种深 度，在多大程度上能把红学的小学术史背景融入整 个现代人文知识系统之中，达到“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有机结合。 由 于笔者眼界有限， 掌握的资料不全，对２０世纪红学的回顾可能有所偏颇 和遗漏，但轮廓是大体不错的。 在写作此文时参阅了《〈红楼梦〉大辞典 》、韩进廉《红学史稿》等相关工具书和著作，特此说明。 　　

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