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诠释《红楼梦》， 其意义首先在于引进了西方文化的理论视野，不管在具体分析上是否得当，这种视角的革新本身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在对悲剧观念等问题的分析上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显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 当然， 《〈红楼梦〉评论》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还没有提供给王国维有关版本和作者等的考证研究作为前提条件， 因而他笼统地将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孤立的文本来作评论， 既没有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也不可能结合作者的身世、思想加以观照， 这就使他的评论和分析有了先天的致命缺陷。 其次，王国维受制约于自己的气质人生观，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来框套《红楼梦》， 这样得出的结论，无论对曹雪芹原著还是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都是有所扭曲的。 正如叶嘉莹所指出的：“本来，从哲学观点来批评一部文学作品，其着手的途径原是正确的。 只不过当批评时， 乃是应该从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来探寻作品中的哲学意义， 此一哲学含义，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虽大可以有相合之处， 然却不可先认定了一家的哲学，而后把这一套哲学理论，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学作品上去。”（叶嘉莹《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 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 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几乎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同时出现的侠人和陈蜕评论《红楼梦》的文章， 虽然没有王国维那样强的学理性，却更能触及到《红楼梦》内涵的反叛性超前性思想向度。 特别是陈蜕，他认为：“《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 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 谓之东方《民约论》，犹未知鲁索能无愧色否也。”（陈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尽管陈蜕的说法缺少严格的逻辑论证， 有些说法不是那么准确， 却最早表现了对《红楼梦》思想本质的深度契合，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１９１６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索隐派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索隐其实也是一种考证，只是这种考证从方向上就有很大的偏颇。 他们把《红楼梦》的内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社会人物漫无边际地加以附会，用明清的历史史料臆断小说文本。 因而这些著作表面上看似乎很“严谨”， 重视“证据”，其实却是“猜笨谜”。

　　索隐派的出现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时代的诱因。 如蔡元培是一个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认为《红楼梦》“持民族主义 甚笃 ”，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 他把对《红楼梦》的索隐与反对清王朝的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是离开了《红楼梦》的文本实际的， 却与当时推翻满清王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形势合拍。 同时，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确实有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隐派的某些说法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 从学术的角度上观照也不能完全抹杀。 此外如索隐派对汉民族“民族性”的执着， 也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汉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有深层意识上的重迭。

　　但索隐派对《红楼梦》的观照毕竟从根本上违背《红楼梦》的文本真实，因而胡适１９２２年出版《〈红楼梦〉考证》， 接着１９２３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辨》， 从考证《红楼梦》的版本和作者以及深入《红楼梦》文本的艺术实际出发， 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着、后四十回为高鹗续的基本结论， 索隐派的“旧红学”就基本上被自传说的“新红学”所取代了。 新红学讲究“科学的方法”，即杜威的“实验主义”。 从现象上看，索隐也讲“证据”，自传说其实也是 “索隐”，不过索的是曹雪芹的“隐”。 关键问题是从发现研究版本入手的新红学比臆断附会的旧红学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 因而就能为更多的人所信服。 从时代背景上观照，旧红学受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反清民族革命的强烈影响， 新红学则是标榜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胡适和俞平伯同为“新红学”的开创人， 其实胡适与俞平伯是有重要区别的。 胡适关心和致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则更多地深入了《红楼梦》文本的文学实际。 俞平伯自觉的文学鉴赏的眼光，是胡适所不具备的。

　　因为《红楼梦》主要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红楼梦〉考证》主要是历史学向度的， 《〈红楼梦〉辨》则突出了文学性向度。

　　一直到１９５４年，新红学都是《红楼梦》研究界的学术主流。 尽管索隐派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如１９２７年出版了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１９３４年出版了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自传说、新红学主导《红楼梦》研究的大形势了。 １９３０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到《红楼梦》时， 是以接受新红学的考证结论为评说基础的。 鲁迅的贡献是他深邃的思想家眼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和杂文中论到《红楼梦》的许多精辟见解， 都在思想精神气质上更能触及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思想本质真实，这一点无论胡适还是 俞平伯，都是无法相比的。 倒是陈蜕的认识在思想向度方面和鲁迅有接近之处。

　　１９３１年李玄伯发现故宫中保存的曹寅父子的奏折， 写出了《曹雪芹家世新考》， 使自传说、新红学又获得更多史料支持，并进而提出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的论点，是后来关于曹家祖籍论争的滥觞。 １９４２年李辰冬出版《〈红楼梦〉研究》， 在接受“自传说”的基础上，对曹雪芹的人生观、 《红楼梦》的人物分析、《红楼梦》的世界、《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是立足于新红学考证成果基础上对《红楼梦》作思想艺术观照而比较有价值的早期成果。 １９４８年王昆仑以太愚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 后来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又改写再版。

　　这本书显示了阶级分析的立场和观点， 有不少论述是新鲜警醒的，在读者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书的缺点是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之思想本质和美学本质的区别虽然有所认识，但还不是十分明确和深刻。 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因为关于八十回后佚稿的 研究那时的总体情况还相当肤浅。 此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人物如梁启超、 陈独秀、汪精卫等也都有谈论《红楼梦》的文章， 其倾向大抵都是把《红楼梦》和他们当时的思想政治主张牵扯在一起，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认识意义，所谓文以人传。

　　总体上看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红楼梦》研究情况， 最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当然是王国维、 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以及鲁迅这几位大师级人物。 新红学取代旧红学，自传说取代老的索隐派，是红学发展史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性方面对《红楼梦》认识最深刻的是鲁迅，在艺术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谛的要数俞平伯。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文学气质比较弱的， 蔡元培关心的是反清的历史学向度，胡适更注重的是 “科学方法”， 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向前发展，但都不是审美研究，其实都无缘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而王国维 ，由于时代和个人气质的局限， 虽有引进西方哲学理论视角的历史贡献，对《红楼梦》本身的具体思想和艺术认知也是有较大缺陷的。　　二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 台湾则成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据点。 这是２０世纪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五四”启蒙运动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历史转折。 所有的文化思想学术研究都不能不受这个大形势的制约和影响。 王国维、蔡元培和鲁迅已经去世，新红学的两位创始人，胡适去了台湾，俞平伯留在了大陆。 １９５０年，俞平伯把《〈红楼梦〉辨》略作修订，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于１９５２年重新出版。 １９５３年《红楼梦》首次由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后， 俞平伯又在各地报刊陆续发表《〈红楼梦〉简说》等文章，这些文章既是他三十年研究《红楼梦》主 要观点的概括，又表达了一些新看法。 总的来看，他对《红楼梦》的“传统性 ”在微观上的考证和“独创性”的抽绎分析， 都表现了对曹雪芹和《红楼梦》在艺术性方面的深度把握， 但在思想性上的认识仍然是模糊和肤浅的。 这其实是由俞平伯的个性、气质、学养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俞平伯是个“晚明名士”型的人， 他的思想和美学渊源属于周作人所代表的那种“ 闲适”流派， 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流露出来的反叛心态有很大的距离。 而周作人和俞平伯所具有的思想倾向和美学风格，又是与通过“武装斗争”和“阶级革命”建立了新政权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的。

　　１９５３年周汝昌出版了《〈红楼梦〉新证》。 这部书立刻以其巨大的篇幅、丰富的史料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 被称为新红学的“集大成”式的著作。 《〈红楼梦〉新证》特别在《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 并由一些不易经见的数据出发得出某些新观点，如论证了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 提出曹雪芹的卒年是乾隆癸未（１７６４）而非壬午（１７６３）等， 都是后来红学研究中长期讨论争鸣的重要问题。

　　从表面上看， 《〈红楼梦〉新证》是《〈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而且似乎把“家史自叙传”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但《 〈红楼梦〉新证》在思想向度上与《〈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研究》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的。 例如在《写在卷首》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 奴隶问题、专制问题、 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 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换言之：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实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 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 ”《〈红楼梦〉新证》对后四十回续书的激烈否定，也是着眼于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在思想性方面的巨大差异。 胡适注重的是“科学方法”， 俞平伯贡献最大的是“艺术性”，周汝昌则特别突出了“思想性”，后来又上升到“文化性”，这是新红学发展的三部曲。 尽管他们表面上都是“考证派”。

　　１９５４年“五四”前夕， 李希凡和蓝翎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了批评性意见。 这篇文章投稿《文艺报》无回音后，在《文史哲》上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此文在《文艺报》转载。 之后，李、蓝又写了《评〈红楼梦研究〉》，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李、蓝的文章主要从思想性方面批评俞平伯， 应该说也是抓住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某些不足之处的， 当然他们的理论水平并不太高，论述中也有简单化的毛病。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是这场学术讨论被执政党的领袖提高到了 整合意识形态的政治层面，由此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政治运动。 历史地观照， 建国初期执政党从整合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出发而掀起文化思想批判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当然《红楼梦》研究被挑中作为典型案例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 李、蓝最初发表的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分析《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尽管幼稚粗糙，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他们的确比俞平伯更多地接近了《红楼梦》本身所具有的某些对传统思想的反叛、异端的内容。 李、蓝的文章是承认新红学在考证方面的历史贡献的， 他们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思想层面的不足作批评还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围。 但是当这场学术争论很快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后，种种偏颇和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从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５年上半年的“批俞运动”， 其文字结果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至四集共１２９篇文章。 这些文章的绝大多数都把学术与政治混淆在一起， 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更谈不到严肃的学理性了。 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后来也结集于１９５７年出版，共收论文１７篇，即《〈红楼梦〉评论集》。 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俞平伯的批判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如果说这场批判运动还有某种学理性的潜在合理因 素的话， 那就是它特别突出了《红楼梦》的思想性之重要，尽管由于其政治运动性质的限制， 又不可能把对《红楼梦》思想性的研究引向真正的准确和深刻。 李希凡也曾“奉命”写了一篇《评〈红楼梦新证〉》的文章，把周汝昌和俞平伯加以区别， 说明毛泽东感受到《〈红楼梦〉新证》重视“思想性”的特点。

　　新红学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此后长达近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内， 新红学、自传说都被烙上了政治的耻辱性红字。

　　但新红学的考证性结论其实还是沉淀了下来， 如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分别为两个作者所写， 前八十回与曹雪芹的家世有“文学典型”与“生活原型 ”的关系， 乃至曹雪芹家世祖籍、生卒年等的争论，其实都是承新红学、自传说的余绪的。 只是此后一般都不再提这些问题源于何处了，这当然是不公平的，非学理性的。

　　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发表了《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 邓拓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对《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作了进一步研究，这对后来从时代背景和思想层面更深入地分析《红楼梦》是有推动作用的。 １９５６年何其芳发表了《论〈红楼梦〉》， 对李希凡和蓝翎１９５４年写的《评〈红楼梦研究〉》、 《论〈红楼梦〉的人民性》以及邓拓的文章中所表达的“市民说”提出不同意见。 “市民说”的核心论点是：曹雪芹以“ 新兴市民”的代表写了一部“市民文学”，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的萌芽”， 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 期“工商业者”（即“市民” ）的“反封建要求”。何其芳认为贾宝玉的“平等观念” “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 而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将心比心”的思想。 何其芳对“市民说”的批评得到曹道衡、刘世德和邓绍基等人文章的呼应。 由此又引发了何其芳与李希凡关于贾宝玉、林黛玉典型意义的长期激烈争论。 何其芳在《论阿Ｑ》和《论〈红楼梦〉》中提出了典型“共名” 说， 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抽象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的化身”，“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典型人物， 它们那样容易为人们所记住，不仅概括了一定的阶级的人物特征以至某些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 而且“可以超出他的阶级和时代”，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名字就“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一个共名”。 李希凡写了《典型新论质疑》，后来又写了《阿Ｑ、典型、共名及其它》， 对何其芳的“共名”说作出反驳，强调“阶级性”，说“共名”说是“人性论”。 李希凡与何其芳的争论是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强调阶级斗争的阶级论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展开的， 他们的文章都有某种就理论说理论而脱离了《红楼梦》文本实际的倾向。 两个人的文章中都不乏引经据典，比较而言，由于何其芳有浓郁的诗人气质， 他更多地吸收了俄罗斯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文艺思想，对《红 楼梦》的分析更有深度，文章也有一种情感色彩，因而更能得到读者的认同。 李希凡则教条主义的倾向更明显一些。

　　蒋和森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了《〈红楼梦〉论稿》， 其中提出“共感”说，与何其芳的“共名”说比较接近。 《〈红楼梦〉论稿》用一种抒情性的笔调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 在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提倡“ 火药味”的时代氛围下， 显出一种清新气息，因而一方面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人性论”的批判指责。 《〈红楼梦〉论稿》是六十年代发生了巨大群众性影响的《红楼梦》研究著作， 但它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和立论没有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 因而在学术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它的思想深度也不如何其芳的《论〈红 楼梦〉》。

　　吴世昌１９６２年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到中国大陆。 他此前用英文著述的《〈红楼梦〉探源》１９６１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继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之后又一部颇见功力的考证性专著。 在版本、作者家世、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比较等方面都有独立见解和新的论说， 成为学术上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到１９８０年底又出版了《〈红楼梦〉探源外编》，基本上是《〈红楼梦〉探源》的补充和延续。 不过在今天看来，《探源》与《探源外编》中的一些具体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吴恩裕于１９５８出版了《有关曹雪芹八种》， １９６２年出版了《曹雪芹的故事》， １９６３年出版了增订本《有关曹雪芹十种》，对和曹雪芹有关的一些书籍、文物、传说作了介绍、考证和研究， 填补了曹雪芹在生平方面的一些空白。 到了七十年代，吴恩裕又发现了“曹雪芹遗着”《废艺斋集稿》以及据说曹雪芹用过的两只书箱等文物资料， 则引起了红学界激烈争论，其真伪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吴世昌与吴恩裕都是六、七十年代有影响的考证派红学大家， 与周汝昌一起被称为红学界的“两吴一周”，代表了那个时期考证派红学的最高水平。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十七年”中， 还有其它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红学论著。 比如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包括六篇文章，以人物分析为主。 吴组缃于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３年分别发表论文《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和《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这些著述都是立足于典型形象、阶级分析等新文艺理论的学理立场的， 摆脱不了“追求个性解放”“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爱情婚姻悲剧”等流行言说的套路。 相比之下，俞平伯于１９６３年发表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则是一篇深入《红楼梦》文本实际， 彰显出曹雪芹创作艺术真谛的力作。 不过，这篇名文仍然是于艺术性的阐扬见长，于思想性的发明较弱。 周汝昌于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曹雪芹》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曹雪芹的传记， 是后来他一再重写的《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和《曹雪芹传》的雏形。

　　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３年之际， 围绕着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形成了一次不小的《红楼梦》研究热潮。 其间展览有关文物２４００多件， 发表红学文章１３６篇（不完全统计），重版了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出版了一粟（周绍良和朱南铣合用笔名）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等， 上演了十余种《红楼梦》戏曲和电影， 其中１９６１年拍成电影的越剧《红楼梦》，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也使肯定后四十回续书的“功绩”以及确定《红楼梦》的主题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反对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 的学术观点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巩固。 因纪念活动引发，围绕着大观园原址何处和曹雪芹卒年是壬午还是癸未等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 关于曹雪芹卒年的争论， 周汝昌主“癸未说”（１７６４），吴恩裕、吴世昌、曾次亮等赞成； 俞平伯主壬午说（１７６３），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等赞成。 争论的结果是赞成癸未说的学者增多。但就在纪念活动还在进行的过程中， 由于政治上兴起了强调“阶级斗争”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极左思潮，《红楼梦》研究领域又面临一片肃杀之气。 俞平伯、何其芳等著名红学家和这次纪念活动本身都遭到了攻击批判。

　　“十七年”期间《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资料得到搜集、 整理和出版。

　　如影印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脂砚斋四评〈石头记〉》（庚辰本）、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石头记》（商务本）、《红楼梦》（作家出版社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以及敦诚的《四松堂集》、 敦敏的《懋斋诗抄》、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明义的《绿烟琐窗集》、 裕瑞的《枣窗闲笔》、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高鹗的《高兰墅集》等。 广大的读者因此更容易接触到《红楼梦》研究的原始材料，这就为八十年代以后具有更广泛群众基础的《红楼梦》 研究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除了前已述及的吴恩裕发现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是学术事件之外， 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５年由江青的一篇“讲话”而掀起的“评红”运动则是极左政治影响下的非学术产物，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毫无学术价值的“评红”文章。 不过，客观上这也起到了扩大《红楼梦》社会影响的作用， 一些《〈红楼梦〉注释》、 《〈红楼梦〉诗词评注》等数据的编撰流传起到了向人民群众普及《红楼梦》的作用，也为八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作了某种准备。 如此时本为搞批判而成立的“《红楼梦》大批判小组”就是后来“《红楼梦》 研究所”的前身， 八十年代不少有影响的红学专家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走上研究《红楼梦》的道路的。 八十年代前期有影响的一些红学著作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 如张毕来的《漫说〈红楼〉》（后来张毕来又出版了《〈红楼〉佛影》、《贾府书声》等著作）， 戴不凡关于“石兄”而非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文章， 王朝闻的《论凤姐》，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等。 同时，一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也在这个时期发现， 如吴新雷发现了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刊蓝应袭纂修的《上元县志》卷十五载《曹熙传》， 冯其庸和李华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未刊稿本《江宁县志》中的《曹熙传》和康熙六十年（１７１２）上元县知县唐开庆等纂修的《上元县志》中的《曹熙传》， 辽阳文物管理所保管的碑刻中发现了刻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姓名、职衔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和《重建玉皇庙碑记》两块石碑，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出版《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和《李熙奏折》，都是考证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史料。 １９６５年发现高鹗诗集《月小山房遗稿》和１９７５年发现程伟元的遗着及有关生平资料， 则对研究高鹗和程伟元提供了宝贵史料。版本方面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如己卯本 《石头记》残卷， 戚蓼生序《石头记》底本，徐传经批本，桐花凤阁主人批本，黄小田批本《红楼梦》，哈斯宝批本《新译〈红楼梦〉》等。 以上各种发现对于促使《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和作者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的另一部分台湾和香港地区， 由于政治氛围的不同，则是另一番景象。 在六十年代，胡适、林语堂、苏雪林、李辰冬等都曾围绕着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优劣同异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学术争论。 这些争论一般不涉及政治因素，但也缺乏比较高的学术和理论水准。 如林语堂１９６６年出版的《平心论高鹗》并不进行版本的考证鉴定， 只凭自己肤浅的感觉就倡言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作， 苏雪林１９６７年出版的《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甚至说曹雪芹原作“文笔之恶劣， 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 。” （苏雪林《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 《〈红楼梦〉研究专辑》之《红学论战──以李辰冬、苏雪林为中心》卷， 台湾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表现的学术态度的不严肃和学理水平之低都让人感到诧异。 相对来说，李辰冬和宋淇的见识则显得实事求是，敏锐深刻。 １９５５年香港出版曹聚仁的《新红学发微》， １９５６年香港出版赵苕狂的《〈红楼梦〉人名词典》， １９６０年新加坡出版任辛的《〈红楼梦〉简说》，台湾出版朱虚白的《〈红楼梦〉人物评传》， １９６２年日本出版大高岩的《〈红楼梦〉研究》， １９６６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斯彭斯的《曹寅和康熙皇帝》， １９６６年台湾出版墨人的《〈红楼梦〉的写作技巧》，１９６７年台湾出版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 李君侠的《〈红楼梦〉人物介绍》， １９６８年日本出版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有笔谈《红楼梦》的内容， １９６９年台湾再版李君侠在香港出版的《〈红楼梦〉人物介绍》等。 七十年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还有台湾出版的潇湘的《〈红楼梦〉与禅》、 吴灵均的《灵山忆语谈〈红楼〉》、 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龙飞的《林黛玉的爱情》、幼狮月刊编辑委员会的《〈红楼梦〉研究集》，香港出版的金ù琲N的《〈红楼梦 〉评论》等。 １９７０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了大型资料汇编《〈红楼梦〉专辑》，基本上囊括了台、港及海外地区《红楼梦》研究的概况。 赵岗从六十年代开始研究《红楼梦》， 以考证版本和曹雪芹家世为主发表了不少着作， 如１９６３年香港出版的《〈红楼梦〉考证拾遗》，１９７０年香港出版的《〈红楼梦〉新探》， １９７５年台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新编》和《〈红楼梦〉论集》。 １９６７年由潘重规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 编辑《〈红楼梦〉专刊》，后来还开展了“《红楼梦》展览会”、“香港所见《红楼梦》研究资料展览” 等学术活动。

　　潘重规本人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解》， １９６６年出版了《红学五十年》， １９７４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辨》和《红学六十年》，他的红学观点基本上是属于索隐派的。 １９７２年在香港出版的旅法学者陈庆浩的《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 １９７７年台湾出版的张爱玲的《〈红楼〉梦魇》， 萨孟武的《〈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高阳的《〈红楼〉一家言》， １９７８年台湾出版的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等，也都是有影响的红学著作。 此外李知其于七十年代在香港自费出版的《〈红楼梦〉谜》是一部索隐派的著作， 与老索隐派的观点大同小异。

　　尽管大陆有严重的极左思潮干扰， 但比较五十至七十年代两种不同政治氛围下的《红楼梦》研究， 中国大陆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远远超过了台湾、香港和海外地区的。 尤其在版本、作者家世等数据的发掘和研究以及《红楼梦》的思想性的探索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原载】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