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在《红楼梦》中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反面人物。他野心勃勃，善于钻营，是一个庸俗而又阴险的封建官僚政客典型。按曹雪芹的原来构思，他后来终至于劣迹败露，枷锁加身，自食恶果[1]。然而，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写法上却完全打破了流俗小说所惯用的老一套。最明显的是贾雨村的出场。

　　在小说中，刚出场的贾雨村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坏的。作者是这样开始介绍他的身世的：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2]

　　流俗小说写一个原来出身于书香门第，而后来家道衰落．潦倒窘困的书生，通常是为了引得人们的好感和同情；而看惯了那些“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书的读者，也容易凭着老经验猜想这可能是一个正派人物，虽然暂时贫困，将来总能“出山”，会有一番作为的。看了作者对贾雨村仪表容貌、举止言谈的描写，这一印象就仿佛更有根据了。

　　贾雨村有着一表堂堂的长相，而且它还是通过一个丫鬟的十分惊奇的眼光反映出来的：

　　 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

　　如果依照《麻衣相法》一类书来论相，贾雨村无疑是非常标准的贵相。这样难得的面相，将来也就注定会有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的“人间万姓仰头看”的显赫前程。即便读者一点也不懂得面相，也会受到旧小说传统写法的影响，而觉得这确实象一个正派人的模样，因而自然会以为贾雨村是一个沦落风尘的英雄豪杰之士了。

　　贾雨村与甄士隐见面时总是彬彬有礼，但却不阿谀谄媚。士隐具酌邀饮，他也“并不推辞”，而是笑着说：“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态度不亢不卑，何等豁达大方；席间乘醉吟咏，气振兴豪，更毫无局促拘谨之态。甚至，当甄士隐为了替他功名前程开辟飞腾之途而慷慨相助时，他也“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这样的行事，颇象历史故事中所常见的侠义之士，他们懂得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的道理，而且总是在受恩之际，已默然有誓在胸了。这样，读者也就以为雨村将来对士隐必定是有以厚报的。雨村没有等到士隐为他选择的“黄道之期”，就连夜启程进京了，他托人留下话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这也会使人觉得贾雨村这个人读书明理，办事决断，不拘虚礼，不信时宪书上那套“黄道黑道”的无谓的话。

　　至于贾雨村为娇杏丫头的两次回顾而动心，并因此缱绻相思，吟诗咏怀，希望有朝一日能志酬愿遂，这就更是看惯了佳人才子故事的人所喜欢的了。贾雨村既然才貌双全，再加上如此多情，那么，接着要写的故事，无论是英雄美人的奇遇或者是风流才子的韵事，都已完全够条件了。

　　这就是曹雪芹在塑造贾雨村这个人物形象时，给人们留下的最初印象。

　　当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对贾雨村的刻划逐渐深化了，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品行和思想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原来以为贾雨村真会把甄家丫头当作“风尘中的知己”，作者写这一情节也许是要编一个有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可是事实不然，贾雨村一旦乌帽猩袍加身，也便有了妻室，只是偶然过路看见娇杏丫头，才又动了念头，化些银子将她买来作了二房。原来以为贾雨村将来会大大报答甄士隐的。事实也完全相反，他明知薛蟠“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家里“姬妾众多，淫佚无度”，英莲被劫掠而去，必然不幸，但他仍旧置其大恩人的唯一女儿的命运于不顾，让她落入狼窝，以此作为干谒四大家族的进见礼。原来以为贾雨村是个知书明理的正派人物，不料他进入官场后，徇私枉法，奸诈贪酷，乱判葫芦案，逼死石呆子，连平儿都骂他是“没天理”的“野杂种”。原来以为贾雨村日后必定大富大贵，前程无量。又谁知这个几经宦海浮沉、总算飞上高枝、得以补授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的新贵暴发户，结果还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呢?

　　曹雪芹肯定对千篇一律的淫滥作品是深恶痛绝的。在那里，没有生活，没有真实，没有艺术，有的只是为迎合“市井俗人”口味或者为了不背于名教，而胡编而凑的、大不近情理的老一套。所以，他在小说中，通过各种形式，不止一次地嘲笑过它。在对贾雨村这个形象的出场描绘上，他那不同于传统的、出人意料的写法，实在也嘲弄了那些趣味庸俗、见解浅陋、头脑僵化而又自作聪明的读者。

　　当然，曹雪芹并非为了追求新颖、奇特，而故意写得与众不同的。他在创作上所坚持的美学原则只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在现实生活中，本来，为什么坏人不可以有好的长相而非要长成獐头鼠目不可呢?为什么一个人的品质好坏、灵魂美丑，非要处处露在面上，让人一眼就看清不可呢?为什么写一个好人要完全都好，坏人要完全都坏呢?现实并非如此。那末，是为了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和更具有倾向性吗?然而，离开了生活的真实性，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集中、强烈和典型呢?难道我们今天韵文艺，就必须作者自己出面，来直接表明倾向吗?为什么不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撷取精英，塑造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呢?

　　由此，我们想到鲁迅的话：“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确实，《红楼梦》可供借鉴的艺术经验很多，“敢于如实描写”，写真人，写活人，而不是写“完人”、写小丑，恐怕是很重要的一条，它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1]甲戌本第一回《好了歌注》“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脂评：“贾赦、雨村一千人。”可知他后来是获罪被拘系的。

　　[2]本文中所引的小说文字系用脂评系统的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等几种本子互校的，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