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雪芹的《红楼梦》(八十回本)脱稿于十八世纪中叶，它所描绘的正是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把《红楼梦》同它那个时代欧洲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略加比较，就不难见出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欧洲，十八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所谓“启蒙”，就是“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之“蒙”。当然，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并不尽同，甚至彼此的差异还相当悬殊。倘同中国的社会生活相比，则更是各各不同。但是，在我们回顾这个世纪各国千差万别的社会情状时，毕竟还是可以发现这个时代不仅向欧洲各国，而且也向古老的中国提出了某些相似的历史要求。

    十八世纪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它滥觞于法国，但旋即泛滥全欧，成为当时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启蒙运动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当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是已经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二是宣扬君权神授的反动的教会势力。所以，启蒙运动主要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反封建反神权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在法国，启蒙运动就为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扫清了道路。

    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四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在《英国通信集》里从政治、法律、宗教等各个方面对法国的封建制度及其整个上层建筑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孟德斯鸠认为路易十四建立起来的法国绝对君主制度完全“违反人性”，他反对教会利用上帝插手人间的政治。孟德斯鸠主张法制，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就是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础。伏尔泰预言封建制度必然会灭亡，被他视为社会“蛀虫”的封建贵族也必然会毁灭。

    把启蒙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的是“百科全书”的主将狄德罗。他对封建制度和神权谬说的揭露和批判，较之他的先驱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还要深刻和彻底。伏尔泰是个自然神论者，他并不完全否认神的作用，而狄德罗则根本否认上帝的存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卢梭并不一般地否认私有制，他反对的是封建的私有制。他在《民约论》里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的起源问题。卢梭认为国家是全体社会成员为了维护共同的社会利益通过一致同意的约定才产生出来的。例如他说：“人民设立封建领主是为着保护自己的自由。”一旦封建主不能保护人民的自由，甚至成了剥夺人民自由的压迫者时，他就破坏了原来的约定。卢梭说如果这样，人民就有权。用暴力来驱逐他，推翻它。卢梭的《民约论》不仅直接号召人民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封建君主的残酷统治，而且还给人民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根据：造封建主的反有理，推翻封建统治无罪。卢梭还第一个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评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历史功绩时说道：“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六至五七页)

    英国的资本主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快。英国在1649年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运动。这是一次矛头指向君主制、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之后不久，英国又爆发了“光荣革命”。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就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最终地确立了起来。所以，英国的启蒙运动和法国不同，它已经不是在为资本主义披荆斩棘，而是为了彻底扫荡封建残余。英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是几位著名的文学家：斯威夫特、菲尔丁、哥尔斯密和谢立丹等。他们主张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不承认宗教的权威。他们基本上和伏尔泰一样，信奉“自然神论”。所谓“自然神论”，就是仍相信神的存在，不过这个神不是上帝。

    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较之英国、法国要迟缓得多。在整个十八世纪，德国还分裂为大大小小三百来个各自独立的封建公国或王国。当时在德国全境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都凋敝不堪，而贵族和王公大臣又骄奢淫侈，挥霍无度。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胜其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三页)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德。于是在法国的影响下，德国也出现了启蒙运动。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德国的启蒙运动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逊于英、法。德国的启蒙运动，如果把狂飙突进也视作它的继续，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高特舍特为代表，只限于对封建制度表示出某些不满，希望贵族阶级的统治集团能进行一些改良。第二阶段以莱辛为代表，主张废除封建制度，要求全国统一。第三阶段以歌德、席勒为代表，不过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一个文学运动。对于整个十八世纪的德国，恩格斯作过这样的述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按：“文学”似应译为“学术一一引者)方面却是很大的”，德国不仅产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而且产生了歌德和席勒。恩格斯接着指出：“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同上引)。

    在十八世纪，俄国的情况还不如德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初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番改革。为了打开通向西欧的一扇窗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其后命名为彼得堡的一个出海口从瑞典人手里夺了过来。彼得大帝扶植新兴贵族地主和商人，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加强封建农奴制。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标榜学习法国，实行所谓的开明君主制度。启蒙运动在西欧，矛头对准的是封建制度，而叶卡捷琳娜却把它拿来作了沽名钓誉的政治摆设。俄国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是思想家和作家拉吉谢夫。他在留学德国期间，受了卢梭和马布里等人的思想影响，回国后写了一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揭露了沙皇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种种黑暗。但是俄国在十八世纪并未产生象西欧那样的启蒙运动。俄国真正的启蒙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较之西欧，整整晚了一个世纪。

    中国的封建社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封建制度都要长，甚至比有些国家的全部历史还要长。到十八世纪，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有了三千年的历史。在明代万历年间(一五七三至一六二。年)，也就是在英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运动爆发前约半个世纪，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内已经出现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那时不仅有了比较发达的为市场生产的手工业，而且也相应地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业工人。《明实录》上就有关于万历年间苏州纺织业的记载。它说：“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至于商业经济及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商业城市、集镇的繁华情况，则更非万历以前可以同日而语。

    明末，女真入关及清王朝的建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最初的萌芽时期，就走了一段很长的“之”字形的道路，拐了两个大弯。明末清初，中国的封建经济以及从明代万历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清末，光绪帝迫于时势，力图变法维新，但又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将襁褓中的维新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总的来说，各朝的当权派极力维护的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

    在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说，资本主义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现象，一股相当广泛的世界潮流。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清教徒运动、“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牢固地建立了起来。法国的路易十六，曾竭力反抗这个历史潮流，结果象英国的查理一世一样，被推上了断头台。历代的清王朝虽然利用它们的反动权势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们却始终不能阻止它的发展。清王朝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给它安排好了的历史命运。

    被压在清王朝这座“青埂峰”下面的萌芽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内外的条件是那样的恶劣，但它还是在艰难险？？？？中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开辟道路。关于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我国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发轫情况，邓拓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这篇文章里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证。邓拓同志的结论是：(一)在十八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二)中国已经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三)曹雪芹“显然是受了当时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影响”。王亚南同志在同年发表的《<红楼梦>现实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一文里，对邓拓同志的第一、第二两个结论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对第三个结论表示了他的不同看法。但是，王亚南同志对于邓拓同志文章里所提供的那些论据，却是表示赞同的。

    《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它所反映的康乾时期的社会生活，都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封建经济逐渐解体而走向衰亡。但是，造成封建经济逐渐解体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和文章，真是汗牛充栋，多得难以胜数。但是，相当多的文章在说明那象征清王朝的荣宁二府必然衰亡的原因时，总是归结为政治上的黑暗与腐朽，生活上的骄奢和糜烂。这固然是两个重要的原因，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义和团革命运动都曾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但是农民阶级毕竟不是当时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满清封建王朝的真正掘墓人是代表当时新兴阶级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是在《红楼梦》所描绘的那个时代开始形成和逐渐成长起来的。贾宝玉就是代表这个新兴阶级的思想的，他就是这个阶级的新思想的萌芽。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但丁相似，既是旧时代最后一个，同时又是新时期最早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二)

    从上文对法、英、德、俄和清王朝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十八世纪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历史向它们提出来的一个共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的经济条件不是处在同一的水平线上，因此，各国之间又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例如，英国在十八世纪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法国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不过在这个国家里，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已经非常尖锐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摆在法国面前的是，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无权，也没有什么力量。它想革命但又怕革命。它还在迟疑和等待。至于俄国和中国，在十八世纪还根本谈不上实现资本主义革命和为这种革命作准备的问题。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比中国快一些。所以，在一八二五年，俄国就爆发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而中国萌芽中的资本主义，还只是漫漫长夜里天边透露出来的一点黎明的曙光。

    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和中国的文学作品都非常生动和真实地反映出了各自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形象地再现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面貌。小说的主人公鲁滨孙就是英国在海外开辟殖民地的一个先行者。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的第一卷“小人国”里，揭露了英国贵族阶级的残余势力，而在第二卷“大人国”里，作者着力渲染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个“理性王国”。十八世纪下半期英国作家菲尔丁的名作《汤姆·琼斯》描写的是弃儿汤姆和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苏菲亚通过各自的痛苦遭遇，最后得到美满结局的恋爱故事。作者在小说里鞭挞了荒淫无耻的贵族社会，批判了人们头脑里的门第观念。塑造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赞美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社会和歌颂越出门第偏见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几个基本主题，也是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主流。

    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的学术著作一样，在无情地揭发批判封建王朝的黑暗和教会势力的反动的同时，尽情地歌颂人的价值，强烈要求个性的解放以及宣扬自由与平等的可贵。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表面上写的是波斯的贵族生活，骨子里指的就是法国的专制制度。他不仅直接攻击封建暴君路易十四，而且还把矛头直接指向罗马教皇。伏尔泰在《布鲁图斯》这个剧本里，以激越的语言，火一般的热情宣传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布鲁图斯是传说中的古罗马的一个元老，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把新生的共和国出卖给了原来的罗马暴君之后，他铁面无私，大义灭亲，判决了自己儿子的死刑。苏珊娜是狄德罗书信体小说《修女》的女主人公。天主教剥夺了这个善良而纯洁的少女自由生活的权利，把她关在修道院里。苏珊娜受不了女修道院长对她的迫害，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苏珊娜后来走投无路，落在同教会勾结在一起的法院手里，但她勇敢地表示：她宁愿自杀，也决不回到修道院里去。卢梭的《新爱洛绮斯》写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姑娘尤丽，她爱上了与她社会地位不相称的家庭教师普洛。尤丽的父亲出于封建的等级偏见和门第观念，强行拆散了这对情人，把她嫁给了一个贵族。尤丽后来把她曾与普洛相爱的情况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德·伏勒玛，后者竟把普洛请到他们的家里。尤丽虽然可以同普洛朝夕相见，但她毕竟已是有夫之妇，而不能与普洛结合。这种感情上的负担终于导至尤丽的夭折。狄德罗在《修女》里控诉了教会对人性的摧残，卢梭在《新爱洛绮斯》里把女主人公尤丽的毁灭，归罪于封建社会的森严的等级观念。

    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代表作，一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二是席勒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维特和绿蒂的爱情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绿蒂已经和别人订了婚。维特是当时德国社会中刚刚觉醒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他看不惯德国封建社会中的那些腐败现象，因此精神上感到极大的苦闷，但又找不到出路，结果被迫自杀。《强盗》的主人公卡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他的弟弟想继承他父亲的职位，挑拨卡尔和父亲之间的不和。卡尔于是拉起一伙人上山为盗。他想除尽人间的不平，就采取杀富济贫的办法来改造这个社会。恩格斯说《强盗》“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可是，当卡尔的弟弟阴谋暴露，自杀身死之后，卡尔却放下了他的武器向官府自首了。《阴谋与爱情》诉说的是贵族青年菲迪南和穷音乐师的女儿露易丝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成了菲迪南的父亲政治上钻营的绊脚石，因而遭到破坏。席勒通过露易丝的嘴痛苦地喊道：“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l”这番话喊出了当时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人人平等的心声。菲迪南中了他父亲的阴谋诡计，误以为露易丝对他变了心，于是将她毒死。露易丝死前道出了真情，菲迪南后悔已经不及，就自戕身死。维特的自杀，卡尔的自首，露易丝和菲迪南的死，一方面说明他们是德国资产阶级早期思想上的代表，另一方面又表明，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他们还不可能有别的结局。法国大革命后，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搬上了法国的舞台，受到法国观众的热烈的赞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激起了革命群众对封建社会的无比愤怒。

    曹雪芹的《红楼梦》描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兴亡史。以贾府为核心的这四大家族，就是清王朝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高墙深院里的荣宁二府，表面上真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之乡”，实际上却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曹雪芹从荣宁二府在经济上对穷苦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剥削；政治上对平民百姓、丫环弱女的残酷迫害；伦理道德的虚伪和腐败，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与堕落等各个方面愤怒地揭发了这个封建大家族的罪恶。

    《红楼梦》的感人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对封建社会的揭发和批判上，而且在于作者通过他所精雕细刻的两个人物即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命运，对封建社会所采取的那种决绝的态度。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两个贵族青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却同那个养育他们的封建家庭，甚至于整个封建社会南辕北辙，水火不容。林黛玉的死，贾宝玉最后的“断绝尘缘”和“弃家出走”，都表现出了对于人生理想的执着不二的精神。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是什么呢?

    (1)宝、黛之间的爱情不是建筑在郎才女貌上，而是基于对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追求上。《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和张生的一见倾心的爱情，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后来的种种纠葛，虽然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宝、黛的赏识。但是在精神境界上，崔、张的格调是远远不如宝、黛爱情的崇高的。歌德笔下的绿蒂热爱维特，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摆脱四周那种庸俗的生活。《阴谋与爱情》里的露易丝心里明明爱的是菲迪南，可是在一场突然袭来的政治阴谋面前，却做出了违心的事，以致给她自己和菲迪南造成了难堪的结局。比起这些人物来，林黛玉比崔莺莺有思想，比绿蒂勇敢，也比露易丝沉着冷静。林黛玉宁愿以生命作代价去换取自由、幸福生活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只有苏珊娜(狄德罗的《修女》)这个少女的形象可以同她媲美。苏珊娜从修道院里逃出来遭到法院的追究时，曾公开表示：如果把她再送回修道院去，她就宁愿去寻自尽。这和林黛玉在“葬花词”里所表示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泥沟”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2)贾宝玉和林黛玉反对封建的科举制度是为了求得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解放。清代的康熙皇帝大肆宣扬程朱理学，极力提倡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巩固他的封建统治。这种以理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同西方从中世纪以来就盛行的以神学作基础的教会制度一样，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即神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启蒙时代更越演越烈。我们从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相同的社会现象：欧洲的反封建的斗争是同反教会制度及神学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反封建是同反科举制度和理学结合在一起的。孟德斯鸠不仅揭露了教会的罪恶，而且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贾宝玉则把科举制度视为制造“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蠹之流”的社会渊薮。他把理学家捧为经典的“四书”说成是前人的杜撰，不屑一顾，甚至主张把它们付之一炬。倘就这一点而言，贾宝玉对“四书”的这种态度，比起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黎伽对《圣经》的态度，还要激越得多。

    (3)贾宝玉同情弱小和尊重女性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人道主义固然主要表现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但并非一切形式的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例如，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而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就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的封建礼教；欧洲一些所谓“先知”宣传的“女人死后不能进天堂”，就是外国的封建“礼教”。法国大革命颁布的《人权宣言》，主张人人平等，这里就包含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内。资产阶级能不能实现这个主张，或者实现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就主张男女平等来说，这确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贾宝玉的尊重女性是直接违背封建礼教的。所以他的这种思想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性质的。

    贾宝玉倒并非凡是女性，他都尊重。他尊重的是那些没有沾染上庸俗市侩习气的女性。在这一点上，他又是不分贵贱的。贵族小姐史湘云和薛宝钗劝他热心仕途经济，他对她们就不那么尊重。丫环司棋、鸳鸯，尤其是晴雯敢于维护作人的尊严和作人的权利，他就对她们表现出了深深的敬意。迎春出嫁后，不堪中山狼孙绍祖的蹂躏，回家来哭诉。宝玉就主张不放迎春再回孙家。贾宝玉对于迎春婚后生活的不幸的同情，就是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夫权制的蔑视。晴雯被王善保家、袭人和他母亲王夫人迫害致死之后，他满腔义愤写的那篇悼念晴雯的《芙蓉女儿诔》，简直就是一篇铮铮有声反对迫害弱女子的声讨书。虽然迫害晴雯的都是女人，但这些女人是站在维护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立场来迫害晴雯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些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来看，正是《红楼梦》所描绘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方兴未艾那个时代的反映。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虽然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是俄国人十分熟悉的“旧秩序”，而那个“‘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刚刚开始安排’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册第三一三页)然而，托尔斯泰却以他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刻画出了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红楼梦》比《安娜·卡列尼娜》不仅要早一百多年，而且中国的封建旧秩序还只是显露出行将“翻一个身”的某些重要征兆，资本主义的关系也还只是开始在萌芽。由于曹雪芹严格地忠实于生活，所以他能够从还不很明显的生活现象中发见时代的动向。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两只雏燕，他们带来了严冬就要过去，春天就要到来的消息。

    象《红楼梦》这样思想性如此深刻，艺术性又如此完美的文学作品，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中，是没有一部能够望其项背的。只有在十九世纪，欧洲和俄国才产生了可以同它媲美的文学作品。但那已经是在它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之后的事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