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的长廊中，爱情的确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在此领域历经数千年的耕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激励着一代代文学青年为争取爱情自由而斗争．曹雪芹和小仲马两位艺术大师的扛鼎之作《红楼梦》、《茶花女》 塑造的林黛玉和玛格丽特犹如一对明星，遥相辉映在地球的东西半球，丰富着世界人民的情感生活。在文学走向世界化的今天，本文试图对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从中西爱情悲剧的领域寻找一点积淀着传统文化的基因。

一

　　在文学史上来看，不论那一种悲剧格局，一般受害者都是女性。《红楼梦》和《茶花女》 恰好是异曲同工，分别运用中国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西方艺术的“再现”手法，塑造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传神之形和玛格丽特真切感人的悲剧女性形象。

　　西方文化提倡“理性分析”，尊重客观生活，对人物力图“再现”其生活真实。在塑造茶花女这一人物时．作者认为“只有深入研究了人之后，才能创造人物”．玛格丽特正是作者研究巴黎，研究人以后写出的法国七月王朝时巴黎花花世界里一个红极一时的妓女的悲惨遭遇。作者把这一“典型环清中的典型人物”放在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力图“再现”这一悲剧人物．通过阿尔芒的眼睛，作者首先写玛格丽特“不落案臼，总是独个儿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从而说明主人公独特的“这一个”。在塑造玛格丽特的形象时，作者把她当作“艺术品”进行描摹。在阿尔芒的眼中，她的身材“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都是无可挑剔的”，她的头“是一件绝妙的精品”，脸则是“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脸蛋”, “黑色的头发，像波浪一样卷曲着”。对于玛格丽特的外貌描绘．作者是浓墨重彩，精雕细刻地“再现”了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一样的“绝色女子”。

　　林黛玉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阆苑仙葩”，其“传神”的美与中国文化重视“直觉”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形之神，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现象．“淮南子”中讲到“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贵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无焉”，高诱注：“生气者，人形之君，规画生气无有生气，故日君形亡。”就是说，神为形之“君”，艺术作品不仅要规画形体，同时还要传达出主宰形体的“君”即“传神”．试看宝玉初次见到的黛玉是“两弯似盛非盛常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麝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比西子胜三分。”如此“传神”的写意之笔，正是中国表现艺术的绝妙精品。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正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二

　　对悲剧来说，美是理想的境界。《红楼梦》 和《茶花女》也都创造出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它们分别在玛格丽特与茶花女，林黛玉与潇湘馆之间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契合点．从而设置了一种衬托形象的氛围，不仅是人物心灵的物化，同时又是物化的情化。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点。

　　《茶花女》 中的玛格丽特的生活情境是“每天晚上，她总是在剧场度过，”总带着一束茶花”“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还带过别的花”这便形象宛然地道出了“茶花女”的来历。洁白如玉的茶花不正和玛格丽特高洁、美丽的神态完美地统一了吗？作者构筑的这个情境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白和情感内蕴的发掘，起到了惊人的渲染作用。作者通过玛格丽特和茶花间的互相陪衬，更进一步地遁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曲折地反映出玛格丽特的悲剧性格。因而，她在情人阿尔芒的眼里是“过着纵欲的生活，但她的脸上却显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种性格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其命运的悲剧便犹如置于污泥中的茶花，这恰是人物心灵的物化。这种悲剧性格把茶花女的精神世界提高到了理想境界。在以后的生活中，她的一言一行都在说明着一切，“她不愿接受一个漂亮、富有、准备为她倾家荡产的年轻人”，确确是出乎人意料的，对一个深受金钱腐蚀、生活奢侈的妓女。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把玛格丽特不甘堕落的灵魂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了。茶花便成了她生命的映照，而且和谐地统一了起来。

　　林黛玉深居“在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潇湘馆，这儿的一草一木，一诗一画，一衣 一 履，都和林黛玉的性格，情趣相 藕合，又鲜明地活现于大观园中。她的悲剧性格也正在封建势力和周围环境的强大压力与摧毁下形成。从神瑛与绛铢所设故事的背景中可知其将一世之泪偿还灌溉之恩确定了“悲剧性格”。沈宗骞如下论述：“天有四时之气，神亦如之。在天非其气之正，在人亦非其神之正矣。故传神者当传其神之正也。”这说明具体条件下产生的物象，必有其相应的特点，“传神之正”就是要表现这样的特点。人们“神之正”，是由特定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只有把握住这种由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特点，才能准确表现出人的真实的特点．这个“神之正”, 也就是人物形象的本质特点了．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府以缩影的形式集中地概括了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林黛玉和社会的各种联系，就构成了其性格发展的“典型环境”．为了争取爱情的胜利，黛玉表现出了无比勇猛的反抗精神，对于“金玉良缘”的观点黛玉说：是重物不重人的邪说。在那封建大家庭里，“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守时，不比黛玉孤高白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不肯同流合污的林黛玉便完全孤立起来了。她那种悲观情调与感伤色彩，都在这势单力薄的高大压力与窒息环境中发展了。

　　通过以上对两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审视，可以看出一种可进行审美静观的审美氛围对表现人物性格的重大意义，人物性格在这种情境下更趋血肉丰满了。

三

　　如果说一种审美情境的设置对表现人物性格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透视则更能表现其性格特征，通过茶花女的日记和林黛玉的诗词，则清晰地映照出主人公心灵的溥动。“茶花女”中，作者借玛格丽特的日记，直接进人了王人公的内心世界，道出了她内心的痛苦与柔情，让人们感受着她高尚的精神境界。为了阿尔芒的前程，玛格丽特不得不强扮作见异思迁的女子，在她的日记中，她说：“我曾经一度享受过你的爱情，这个姑娘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时刻就是你给他的，她现在希望他们生命早点结束。”在这里，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颗时时忍受煎熬的心灵的颤抖，同时也道出了玛格丽特高尚的精神境界。阿尔芒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了残酷的人生报复，使她为严肃爱情而痛苦的心遭到致命打击，玛格丽特最后的日记真实地做了表白，“如果你看了这些日记后能够对过去的事情有所谅解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得到了永久的安慰。”到这里．仿佛一朵纯洁的茶花在滴血，在凋零，而玛格丽特的灵魂却得到了涅槃，人物性格便活灵活现，活动起来。

　　同茶花女相比，林黛玉是风灵 神秀的东方女性，她有很高的智慧和灵性，在其《葬花吟》 、《 柳絮词》 、《 秋窗风雨行》 许多抒情诗篇中，无可隐瞒地表露出她那种悲观与伤感。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为底迟？” （《问菊》 ）

　　“满纸自怜 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 《咏菊》 ）

　　这些悲痛的诗句，显明地反映了林黛玉苦痛的灵魂的倾诉和叛逆精神被压抑的哀愁。《葬花吟》 更是林黛玉生命之歌的流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通”借大自然的淫威，把环境的险恶与冷酷入木三分地描述出来，“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借掩土埋花象征自己要保持高洁情操的心志．到“冷月葬诗魂”林黛玉不仅将她的心，也将全部生命倾吐出来了。

　　如此描绘，人物性格便立了起来，在茶花女和林黛玉的日记和诗词中，我们找到了通向主人公心灵世界的桥梁，传达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把她们的精神境界推向更高的层面。

四

　　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真实”，虽然神话小说，幻想小说中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不同，但艺术家的生活买践仍是进行创作的基础。艺术形象的创造是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或同接感受开始的。神话中的角色还是艺术家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人的某些特征为依据的。因此，艺术创造离不开生活真实，但不是生活的简单重复，而是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真实，是作家人生理想的寄托，一个形象，往往凝聚着作家毕生的心血．林黛玉和玛格丽特则从一定高度透视出作家的理想境界。

　　林黛玉是曹雪芹理想人格的高度体现，曹雪芹以“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 “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为创作方法，创造了这个以生命争取理想的女性，便是作家情感的外露。在宝玉眼中，林黛玉是“从来不说混帐话”的意中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由物象而引起的创造活动则充满了情感，林黛玉身上表现出的一切，同作家灵魂的跃动是合拍的。

　　在《 茶花女》 的开头，作者就说：“只有在深入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并“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作者以玛格丽特这个力图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剧女性，来唤醒那些堕落的灵魂，对资本主义社会视爱情为商品的现象进行了深深的揭露。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和自由大大发展了，但千百年来的爱情悲剧仍在进行．资本主义就是把妇女像商品一样贴上商标．身处人欲横流的巴黎社会的玛格丽特，只要一看她华贵的化妆间，每一件雕刻精湛的用具上的大大小小的伯爵、新贵、阔佬的名字，都在说明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件特殊商品。生活是残酷的，作者深切洞察了那个社会，透过玛格丽特身心所受的累累伤痕，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罪恶的金钱关系．

五

　　西方美学重视空间感，中国美学则重视生命感，表现在东方艺术非常着重“灵”而排斥“肉”的诱惑，西方艺术则常常体现为“灵” “肉”并存，互为补充，共同体现生命实体。中国艺术不管其内容所反映是什么都有一个“灵”在跳跃，中国人对人的评价，向来注重的是气质、风度、人格、教养等。因此，“安分守时，自云守拙”的薛宝钗才会被封建道德标榜为群芳之冠，“金玉良缘”才会有其必然性。林黛玉却不同，她有极高的智慧和纯洁的心灵，她将自己的生命和幸福都寄托在宝玉身上，他们俩的爱情既无媒灼之言，也不要家长包办做主，完全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一种感情上的默契和沟通、她是一心想着宝玉，却不明说，也不许宝玉挑明，在那里一味相思，埋怨伤心、生病。“每日家情思续昏昏”。第二十九回中．宝玉与黛玉怄气，先是宝玉要砸玉，袭人来劝，触动了黛玉的心，袭人提起黛玉为宝玉织的穗子，黛玉便抢去拿剪子绞了。次日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黛两人却无心去听，贾母抱怨说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俩人听后，如参禅似的潸然泪下，虽不曾会面，却一个立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这就是中国人对性爱曲折而又缠绵的追求。

　　“红绢帐里，公子多情。黄土铭中，儿女薄命。”可见小说之美仍在于“灵”的跃动，和“灵”在作品中的至高地位。所以中国艺术绝不同于西方艺术混同。

　　西方人从来放弃对“灵”的追求，但由于上千年“肉”的诱惑具有强大的魅力，所以“灵”“肉”并存．“灵”与“肉”合而为一成为西方美学的审美特征。玛格丽特是一个妓女，靠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肉”的色调在她身上是十分强烈的。作为一个妓女，肉体倍受摧毁，灵魂遭到腐蚀，她们的“灵”往往是不健全的，正如玛格丽特所说：“我们已经身不由已了，我不再是人，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灵”的呻吟，另一方面是“灵”对没有“灵”存在的“肉”的反叛，是“灵”的曲折波动．在和阿尔芒结合后，玛格丽特的“灵”与“肉”才完美地统一起来了。她对阿尔芒说道：“想想现在我们尝到的新生活的滋味，要我再去过从前的生活，我会死的。告诉我你水远不再离开我了”．这既是“灵”的复归，又是“灵”与“肉”的结合，是对私有制，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强有力的否定。贵族老爷们玩弄，债主的追逼，情人的误解，更使玛格丽特的“灵”性得到了飞跃。她对爱情的忠贞，执著，完全是超脱的，她付出的代价完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放纵的生活，养成的铁石心肠下解放出来，是玛格丽特对“灵”的高扬，是对没有“灵”存在的“肉”的最坚决的反抗。她告诉人们：真正的爱情是容不得压迫，容不得别人染指的，任何铜臭味都是对它的贬低。从而说明“灵”与“肉”完美的结合中，肉体不仅是灵魂的载体，而且和灵魂一样器重了；要是离开肉体，灵魂的真实性也就荡然无存了。但由于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灵”与“肉的矛盾仍处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