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贾宝玉和孙悟空在悲剧意蕴的深层开掘上存在着诸多共同点：总体人生的悲剧，由叛逆到顺应现存秩序，最后不得已选择宗教作为精神归宿。贾宝玉和孙悟空通过各自的人生选择完成了对于悲剧意蕴的阐释。

　　【关键词】 贾宝玉 孙悟空 悲剧 宗教

　　《 红楼梦》 和《 西游记》 的两个主人公，无论从形象本身或由此而引发的故事情节以及其中多意味的情感传达等方面，他们的落差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很难设想将他们二人纳入一个以共性为主轴的文学范畴．即便如此，我们仍试图寻找一个支点来支撑我们的构想，这个支点无疑是虚构的，但它却是我们赖以思考的前提。于是，我们发现，反差如此之大的二人的共性亦如此深厚，而这点还远未被人们认识，即两个形象在悲剧意蕴上的传达和生发，无论是从表层内涵还是深层内涵上。

一、悲剧人生

　　   《 西游记》 中孙悟空的故事是讲述他如何狂妄触怒天界因而被罚帮助唐僧西天取经，尔后功德圆满、皆大欢喜。而《红楼梦》 中的贾宝玉则是在以贾府的盛衰为背景的家族演变中完成了对人生的深层思考。虽然如此，几乎没有人怀疑二人形象中的石、神、人三位一体的特质，而且我们在注视他们时，很难逃出这已成为共识的视角。

　　这首先缘于二人神奇的来历。

　　《 红楼梦》 第一回云：“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弃在青硬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因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尔后一僧一道携之“幻形入世”。而孙悟空则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圆… … 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其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通灵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进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正是神奇的来历，使得他们成为神人兼备并介于现实与梦幻的统一体。

　　纵观全书，不难看出，孙悟空始终是一个集神性、猴性、人性于一身的人物出现在读者面前，细加分析就可得知他的神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并大大超越了他的人性和猴性。作者力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本领非凡的神，在去西天取经的途中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即使在寡不敌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天界、神佛的支持，助他一臂之力。他似乎什么都能办到，呼风有风，唤雨有雨，来去自如，一个筋头十万八千里，金箍棒更是各路妖怪闻风丧胆，只要高兴，他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作者在他身上倾注更多的是自己的理想，一种可以澄清世道，重整乾坤的超人的形象。而在贾宝玉身上，更多的是人的东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 中说到“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列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而贾宝玉在此却偏偏选择了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纠缠于现实生活漩涡中的凡夫俗子，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重蹈一切人的情怀，人的烦恼，人的痛苦。从孙悟空到贾宝玉形象过渡，我们所深刻感受到的是从神到人的复归，同时也是人们由理想向现实的过渡。在《西游记》中，吴承恩把孙悟空塑造成一个能耐非凡的神，似乎还对生活抱着向往之情，希望有孙悟空这样的超人出来改变现实，因而笔端流露出一种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当凡史发展到了清末，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世，人们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所吞噬，因而不得不冷静万清醒地直面人生。贾宝玉想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实现目我的梦想必然要受到那个社会和时代全方位的限制和阻碍。于是他注定要痛苦，要彷徨。作力孙悟空这个神的形象可以避免的人的东西在贾宝玉身上却不容忽视并突兀了，它时刻提醒着贾宝玉的凡人身份，这正应验了那句话：“人比神伟大，因为神不懂得痛苦。”

　　而无论是石，是神，是人，他们最终都难以逃脱那种浓重的悲剧意味。

　　图1 、图2 均以x 轴代表环境，y 轴代表身份、地位，这并非指环境决定地位，只是对二人的人生历程作图解分析。（图略）

　　图1 表示孙悟空的生活经历，由a 、b 、C、d 四条直线组成，圆点是孙悟空的起点，这时他的环境为自然状态，地位为石猴。a 段中，孙悟空由石猴升迁为弼马温和齐天大圣，地位处于上升状态，身处主动地位。b 段中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处于被动状态。从b 到。是孙悟空从被动中求得主动，以西天取经为条件获得自由。D段是。段中努力的结果。我们再以b 和C的转折点为圆点。，将y 轴平行移动建立y ，轴，于是a 与d 以y轴为中的呈平行趋势，从而显示了孙悟空的行为模式始终是上升的，b 和c 只是过程中的过程，d 才是最终意向。

　　图2 表示贾宝玉的经历，由a 、b 、c 三条直线组成。圆点O 是贾宝玉的起点，这时贾宝玉的地位是女娲补天未用的仙石、此时环境为自然状态。在a 段中贾宝玉是一块有灵性的仙石，此时他处于主动地位，选择进入b 段的状态。在b 段中，环境为现实的贾府，在此，他与世俗所持观点多有不合，贾府亦无法接受这个与正统思想相悖反的逆子贰臣，现实将他推出了尘世，他在其间处于被动状态，于是由b 进入。，恢复最初状态。我们将y 轴以0 ，为圆点建立y轴，则a 和C 的图象以y ‘为轴左右对称，唯一不同的是主人公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从而显示了贾宝玉的行为模式，以现实为中介，走了一条回归的路。

　　从贾宝玉的行为模式看，他由 仙石― 人― 仙石，环境由自然状态― 现实― 自然状态，其中个人的境况并无改观、当现实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最终他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画了一个圆后，又回到了起点。现实是如此冷酷，无可辩驳，倾注着作者血泪的贾宝玉终究归于虚幻，他的圆圈式人生不正意味着他在现实中的失败吗？世间的不如意，乃至最后的绝望将贾宝玉推进了宗教的大门，这不能不说是贾宝玉的悲剧。

　　而孙悟空由石猴上升为神佛的地位，身份和环境都达到了质的飞跃、从而成为天界的一员，他的理想和目标得以实现，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喜剧的收场。看《 西游记》时；我们更多地沉浸在81 难以胜利而告终的喜剧色彩中，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但从深层意义来说，孙悟空的一生仍是个悲剧。孙悟空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逃如来佛的掌心，他必须正视神佛对他命运所做的既定安排，在被压在五行山下后、只有两条路瓦走，一是继续负隅顽抗，结果只能是被压山下，忍受严冬酷暑的煎熬，要么识时务者为俊杰，接受菩萨的规劝，解脱现存的被动状态，获取自由。面对两种可能，孙悟空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仍能实现他的理想，只不过要经历千辛万苦，但修成王果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所以归究起来，孙悟空理想的实现不过是神佛对他改造的胜利，更有甚者则是现存秩序的胜利，他不过是强大的神佛棋盘中的一个走卒而已，只有顺应这种形势，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孙悟空充其量只是这个悲剧的载体。当人们以想当然的喜剧眼光去观照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却怎么也无法漠视这种内在的阴影。

　　在《 西游记》 中，作者为什么要安排孙悟空经历81 难才能取得真经呢？凭他的能力，多翻几个筋头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完成差事。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孙悟空在神佛的心目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妖猴而已，他与西天取经途中路遇的妖怪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有本领，修炼到一定程度但还未到家，私欲使得他们偷跑出来在人间兴风作浪，他的结果也只能和他们一样，或继续修行，或被打死、收服，如此说来，他不过是其它妖怪的翻版罢了。因此，他只能按照一种“合理的”，被神佛首肯的方式修炼才能修成正果并得以认同。

　　无论贾宝玉和孙悟空的人生之路有多么不同，最终都挥抹不去悲剧的意味。这种感觉抽打着我们，使我们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二、从叛逆到回归

　　贾宝玉和孙悟空在其苦难和痛苦所滋润过的人生之路上，二人都希望过，抗争过，无论先前的反叛多么激烈，但一切的一切毕竟都已成为历史。那个曾一度被渲染得有些夸张的抗争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反叛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认同他们曾极力反叛的：孙悟空终究按照神佛的意愿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而贾宝玉则终于走向了科场并与宝钗成婚，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认可，二人都完成了从叛逆到回归的擅变。

　　如果他们只是单一的反叛也就罢了，让人玩味再三的是：反叛变成认同，反叛走向了双重悖反。“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神回归是数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公进化论还达观得多。”① 其间的迂回曲折是每一个人都难以言传的。假若他们只是一味地抗争，甚至抗争胜利，这无疑夸大了个人的能力，它不失为一种乐观，但终究是盲目和肤浅的。

　　形象的深刻在于他负载着人物在叛逆的同时又走向回归，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循环，这种循环看似突兀，实则又是一种必然。“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水远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② 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贾宝玉曾几次发誓黛玉死后出家做和尚，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是他不信守诺言？还是薄情？都不是。贾宝玉之为贾宝玉，首先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是人之子，人之孙，是贾府的后继者。他所反叛的恰恰是家族赖以维系的偏偏又是自己有意无意所遵奉的。贾宝玉所有的教育都来自他所反叛的传统文化，他的血脉早已与之融合：这一点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作为这种文化的熏陶者之一，他理所当然地依照这种范式演绎其人生轨道，因此他的反叛因这种认同而变得尤为悲壮和沉重

　　对于孙悟空而言，它的反叛首先基于认同，而不是别的什么，没有这种认同，他的反叛也业已失去意义、变得毫无份量。他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不啻为他的宣言，这使他欲成为与玉帝并驾齐驱的齐天大圣。由此，我们才对孙悟空一系列叛逆行为一目了然。他的抗争以及他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不过是想争得天位，在当权者中间获得一席之地，得到他们的认同。然而统治阶级并不赏识他，只给他一个“不入流”的弼马温的职位，后玉帝慑于他的威力，才封他做了个名不符实的“齐天大圣”，派他看管蟠桃园，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满以为会有他的一席之地的孙悟空被当头打了一棒，至此，他才知道这些上层人物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把这个不能任用贤才的天宫搅了个天翻地覆，如来佛一掌将这个痴心妄想的石猴压在山下并经由安排经历81 难，从而实现其夙愿。《 西游记》 写造反写得沸沸扬扬，但并不意味着改变秩序的稳定形式。目的在于如何修复，使人在固定的群体关系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修成正果的宗教内容涉入把反叛的孙悟空推入了逐渐行善的过程，于是，反叛秩序的叙述终于又回到了稳定秩序，反叛秩序终将借助于秩序的回归达至平衡。孙悟空本事再大，金箍和紧箍咒的制约又如何能逃出？“取经”也是重建秩序、修成正果的隐喻性寓言。

　　在他们两个的人生中，都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1 阶段是本能冲动阶段，一切行为听从本能的派遣，于是有所谓反叛。第2 阶段是习俗型 道德选择阶段，一切行为服从大众权威的指挥，于是有了认同。第3 阶段是良心道德选择阶段，一切行为听从内心旨意，于是有了回归。由人物行为所昭示的发展趋向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迷雾，这表明，道德伦理既是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又成为人们的理性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列文森教授曾特别讲到中国近代的一些人，理智上倾向未来，情感上却怀念传统。其实又何止近代？孙悟空和贾宝玉何尝不是如此？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回归历程有力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巨大诱惑力，尽管人们左冲右突，不无焦虑地选择自我生存方式，寻求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尽管在寻找的过程中人们对主体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偏离，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最终还是回复到了现实和精神的平衡点上。人们与这种文化渊源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或许孙悟空和贾宝玉的正面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与现存秩序的对峙，使生命的激流一次次在与现存秩序的碰撞中显出其特有的活力。孙悟空和贾宝玉不是和哪一个坏人作斗争，与坏人作抗争，斗争再激烈也格局有限，何况劝善惩恶的神佛以这种方式重塑孙悟空也谈不上道德上的恶，而贾府的老太太、王熙凤、王夫人等又是溺爱宝玉的，出于一系列根本性的考虑，出于种种溶化在人格中的自然选择，她们只能让宝玉和黛玉分开．因而与他们过不去的是一种宏大无比的社会必然性，连神佛、贾府的全权代表也抗逆不了。能说他们错了吗？不完全是，既然千百年来人们都不曾将它随意搓捏，他们又怎么能奈何得了，只能以一种看似合理的方式使个体人格最终臣服于现存秩序并保留，延续下来。

　　因此，看似极具浪漫主义思想的两部作品其实都带着展其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景观并将人与社会、人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间的角逐勾勒得透彻而深刻。中国的文化积习如此厚重，即便在神化了的人物形象上仍不可避免。这是真正的悲剧精神所在。

三、宗教一一悲剧的最后归宿

　　贾宝玉和孙悟空的生活信念虽有差距，最终又都殊途同归于佛门，发掘了悲剧意蕴的第三个层面的解说。

　　对于贾宝玉而言，贾府早就为他安排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大好前程，而他总想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现实不可能因他而改变，他只好转而求其次，去保护闺阁中还未受到污染的女儿国的纯净。然而对于这一块净土，他也力不从心，甚而无能为力，他的伯父贾赦企图霸占它，他的堂哥贾珍、贾琏也想玷污它，而王夫人等人又想摧毁它，可怜宝玉一人势单力薄，独挡八面来风，终于败下阵来。他的母亲、祖母溺爱他的结果却是将他推出尘世。

　　众所周知，诸如爱情、婚姻、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是可以选择的，而社会、时代、家族等是无法选择且必须面对和接受的，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因而这种可以选择的自由在强大的不可选择面前是那么无助。贾母等人在对待他的婚姻幸福与家族利益的天平上毫不犹豫地指向了后者。诚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① 对于他的个人前程，家族更是义无反顾地指给他科举之路。宝玉在现实和理想两条价值取向上无论选择了哪条道路，最终只能是一种舍弃，一种片面，一种局限，一种残缺，甚而是一种毁灭。对于世俗文化的服从必然使他在自我精神追求中崩溃，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又使他无法立足于现实生活演宝玉的一生从想改造现实的心死到保护闺阁的心死，再到对自我命途的心死，从实现大我的心死到作为普通人的心死，真真是心如死灰，而他的生命也就这样被层层抽离了，宗教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其生命的归宿。

　　而孙悟空从叛逆到顺应神佛的意愿则鲜明地体现了佛教对人生的态度和宗旨。无论西去取经的途中战果何等辉煌，它却是构成孙悟空生命转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苦难意识渐渐渗入每次以胜利告终的降魔途中。这种苦难意识即苦难是日后立地成佛的资本，一种必不可少的筹码，要想将来得到好报，就必须在此之前经受苦难；反之，现在受苦受难，日后定会有好报。这里多少传递出为了维持暂时的心理平衡而做出牺牲的精神胜利和自我安慰。正如黑格尔所说“要自己忍受困乏，招致苦难，酷刑和痛苦，从而显示自己的精神… … 人所忍受的痛苦越可怕，他获得愈大的神的光荣。”① 孟子也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② 苦难作为一种“资本积累”，为日后其地位的飞跃做准备，而他取经后的荣耀也就意味着对其所受苦难价值的承认，苦难本身得以升华，孙悟空经过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一跃而成为神佛行列中的一员。

　　林语堂认为，任何一种宗教都兼具二重性，一是它的宗教性质，一是它是哲学性质。佛教也不例外。因为它的双重性质使它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和自觉不自觉的信仰者。就其宗教性质来说，它以轮回转世、因果报应、超凡入圣的说教吸引着大批以孙悟空为代表的信徒。而宗教同时兼具哲学性质，将人生做了一次玄妙的思考和回答，佛教认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③ ，这使得称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贾宝玉转而以色空观念来回答世间没有解答的间题。

　　无论是孙悟空还是贾主五都试图从宗教中得到安慰和解脱。在某种意义上，宗教与悲剧精神是相悖反的，悲剧是意在强化现实中的苦痛，而宗教则意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一旦在现实中遇到挫折、阻碍、许多人总是很自然地躲入宗教的怀抱，从而在咀嚼人生苦涩的同时又消解现实中的困境。一个生活得圆满、快乐的人，是断然不会选择宗教作为精神大厦的支柱。而宗教实质上又构成了对悲剧内容的消解，它以一种温和、宽容的态度俯视着世间的一切，并以博大的胸怀慢慢将其化解，现实的苦难一一消融并已变得不再那么不能忍受，借着宗教的引导，人们看到了崭新的希望，即便那只是在幻想和愿望当中，人们由此变得愈加平和，而感受痛苦的心日益麻痹了，终因这种人生哲学快乐起来。

　　即便如此，宗教也只能对悲剧起一个缓冲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这种或那种悲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悲剧的意味。孙悟空在宗教中看到修成正果的希望并不能彻底改变现实的境遇，贾宝玉的暂时解脱也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它不过是为精神和灵魂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因此，在看似达观、宁静的宗教哲学背后，隐藏的是更为深重的悲剧情节。由以上三个层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和孙悟空通过各自的人生选择完成对千悲剧意蕴的阐述，人们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理解，但在悲剧精神上却无疑有着共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