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载体，主要是人、器物和精神产品。从发展演化而言，器物与精神产品则更多的具有文化依存的历史形态。当然，含有文化基因的器物与精神产品均是人创造的。人类精神产品之一的文学作品中，小说比之诗歌、散文所含的文化载量，尤为丰富多彩。因此，小说对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形态的写照，具有真实形象与历史价值。研究文化的发展流变与历史转型，小说应是主要的参照。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有四次发展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六朝时期、两宋时期与明清之际。文化的历史转型有两次，即春秋战国与明清之际，前者由上古文化向封建传统文化转化，后者由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化。《红楼梦》 对中国古代封建晚期精英文化即家· 族· 国文化层面形象展示的同时，又描绘了在旧的文化母体中勃勃生发的异质新态文化新芽，是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形象写照。

（一）贵族大家庭的衰亡与古代封建传统文化的终结

　　中国古代小说在晚明之前，由于“讲史”、“演义”小说观念的影响与家庭封闭特点的制约，注重对“国”的描写而忽略对“家”的刻画。自晚明之后，具体而言由《金瓶梅》 起始才对家庭环境进行完整形态的描写，所刻画的官商西门庆的家庭具有了人际关系结构、生活时间和空间结构、生活手段和经济环境结构、文化意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五个层面。曹雪芹继兰陵笑笑生之后，以如椽之笔对以贾府为核心的几个封建贵族之家，上述五个层面有了更加完整的描写。作者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人伦等多方面的侧面解剖了“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衰败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载量，并使我们从“家”与“族”的变革中窥视出整个封建传统文化正在走向终结，从内质到外态上向新的文化演化转型。《红楼梦》 这一文化上的划时代意义应为我们所共识。

　　( 1 ）家· 族· 国文化系统形象展示的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家· 族· 国三者互相支承、变化成因的社会政治结构。及至到了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更加成型与巩固，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从“国”与“家”的语义上来说，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因以“国家”为“国”之通称。因此，“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家天下”成了封建帝王及其家族天经地义的政治统治思想，以“身家姓命”“报效国家”成为文臣武将行为准则与道德标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 族· 国政治体系在古代长篇小说产生初始就有所反映。如《 三国演义》 中曹氏家族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权势力形成与曹魏政权建立的作用；《 杨家将演义》 中杨业及其子孙、杨门女将等杨氏家族抗辽战斗对北宋王朝安全的维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中岳家军北上抗金，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的历史作用。《 红楼梦》 对家· 族· 国政治体系的反映比上述小说更为全面、深刻。“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是其先人“出过三四回兵”，有军功于朝，“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被封荣国公、宁国公。封建贵族，封爵序列为公、侯、伯、子、男，公为诸爵之首，仅在皇族之下，享有许多一般官吏所没有的特权。荣宁二公的贾家，深得“皇恩浩荡”，贾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由开国功臣成为皇亲国戚，与皇族北静王、南安郡王、西宁郡王等有“世交之谊”，与镇国公、理国公、齐国公、治国公、修国公、缮国公等贵族有“通家之好”，存在着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关系网。从血缘姻亲看，贾府与保龄侯史家、京营节度史王家、皇商薛家：“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以贾家为核心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除了凭着皇帝的封爵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军事、刑律、人事、经济等事务，并产生着相当的影响。这一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及有关人员封有军职，掌握着军事大权。那个好色的“尴尬人”贾赦“现袭一等将军”（第3 回）; “一味高乐”的贾珍，曾祖贾代儒曾任京营节度使，一等神威将军，他本人“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 第4 回上说，现任京营节度使的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到了53 回上，贾家的“同谱”“诗书仕宦之族”出身的贾雨村，也进入军界，“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这里所谓的“九省都检点”，与第4 回上的“九省统制”，是一职的两种称谓，过了许久时间与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一起重提，作者这里的重复，显然自有含意，说明了四大家族系统的人员在军事上握有大权，王子腾在外掌握九省的军权，贾雨村为官大司马，即兵部尚书，“协理军机参赞朝政”，握有中央的军权。二是四大家族系统的成员没有在国家或地方刑律司法机构任职者，却有实际的影响力。在外如“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呆霸王”薛蟠在金陵打死了小乡宦冯渊，案子正好落在凭着贾、王两家的势力“补了”应天府的贾雨村手里，“雨村便拘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并“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己完，不必过虑’, 等语”，所以杀人犯薛蟠“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匕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第4 回）在京城王熙凤为了排除掉尤二姐，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都察院的官员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三是四大家族系统的人员升迁受到优厚的待遇。由“科甲出身”的贾政表面上虽是个“最喜读书人”，但实则是个平庸无能之辈，“皇上因恤先臣… … 遂额外赠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第2 回）这样官运亨通，显然沾了门第之光。秦可卿之死，公爹贾珍花了1200 两银子，轻易而举地替儿子贾蓉“捐”了一个五品的“龙禁卫”的官衔，也不是有钱就可以所得的。至于与贾家只是“同谱”关系的贾雨村，因“贪酷之弊”丢了官，如一般人家难以再“出身”为官，但他靠贾政、王子腾的“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便谋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四是四大家族中王家曾为国家经营过外交与外贸事务，接待各国的使臣与商人。第16 回上王熙凤与赵嬷嬷“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时，十分得意地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曾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我们家的”。薛家则是世代皇商，“现领内府带银行商’"

　　( 2 ）古代传统文化晚期的整体解剖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但又良荞并存，既有民主之精华，又有封建之糟粕。在构成文化基本结构的器物、制度、语言符号三个层面中均有出色的创造与贡献。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主导内含是封建思想、专制意识、等级观念、迷信信仰等意识形态，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封建统治的制度、思想、礼仪，不能有独立的人权要求，人们在社会中要分等定位，上下有序，尊卑分明，唯上是从，屈尊服从，不可犯上作乱，越礼逾制；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要崇拜权威，敬仰鬼神，信奉天命，不能叛经离道，不注意人的自身作用与价值。但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带来了时代文化的转型，封建传统文化体内不断繁殖出异质新态，专制、等级、迷信等封建文化精神受到以“人学”思想的自主意识的挑战与冲击，使其呈现着动摇、衰败、变革的态势。具体到文艺思潮而言，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因素的促发，反理学哲学思潮的引发，出现了汤显祖的“主情”、李赞的“童心”和公安派的“性灵”等文学新观念，其共同点是把文学作为“人学”而去表现“人”的欲望和价值，去真实地描写人的全面性，反对文学去“载”理学之“道”，力求摆脱传统“教化”的文艺观念的束缚。可以说，《金瓶梅》 与《 红楼梦》 正是这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杰作，成为古代小说全面描写人和反映人的全面性的转折。如果说《 金瓶梅》 实现了《 三国演义》 人物“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折，《红楼梦》 则由人物“个性化”到“典型化”的升华。它在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兴衰与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悲剧中，对古代传统文化晚期进行了整体性的解剖，应是这部伟大杰作不可忽略的思想艺术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封建专制思想受到挑战，人的白由自主意识勃勃生发。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不仅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且对封建教育制度、仕途经济、道德礼仪等持否定态度。他们讨厌那些“圣贤书”，不愿走科举取仕的道路，要自选人生道路。另一方面，统治者中纨袴子弟诸如贾珍、贾琏、贾蓉之辈，对“圣贤书”也不感兴趣，凭着祖功祖业“一味高乐”，腐化无能。这样，就使贾府的子孙出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子孙不肖”, “后继乏人”在封建贵族之家不是“小事”，而关系着家庭兴衰的“大事”。二是封建等级制度、尊卑观念受到怀疑与抵制，平等思想、人权要求在滋生发。以晴雯为代表的一批奴婢不安于受统治的地位，对主子的压迫开始反抗。以倪二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势力正在增长， 并向封建统治阶级要求自己应得的地位。104 回上贾雨村“坐在轿内，听见轿前开路的人吵嚷”，原来有“人酒醉了不知回避，反冲突过来”，这人便是“醉金刚”倪二。他便理直气壮地说：“我喝酒是自己的钱，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老爷也管不得。”这虽是醉话，反映出倪二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三是封建权威与神鬼崇拜受到怀疑，人的本体价值开始有了认识。贾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为官之道提出了怀疑；林黛玉对北静王名贵赠物“御赐鹊鸽香念珠”持之以冷漠态度：“什么臭男子拿过的，我不要。”这是对“圣物”的直接地蔑视。“尴尬人”贾赦要讨鸳鸯作小老婆，本以为举手之劳的事，没想到鸳鸯以死抗争：“因为我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这一席慷慨的话中，鸳鸯以死所蔑视的不只是贾赦、邢夫人等，还有贾府的最高权威贾母和天下的主宰“皇帝”。

　　（3）家庭的衰亡，阶级的没落，呼唤着一个古老文化的转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横断网络关系，以家· 族· 国为竖直的层层相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文化体系。其中的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宗族、国家都以它为凭靠和基础。特别是那些以宗族势力为基础、以国家为政治依托的豪门贵族大家庭，其兴衰变化对宗族、国家有着内在的影响作用。自汉以后，“士族制度”，或是“大姓门阀制度”, 即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体制中起着举足轻重，甚至左右朝廷的作用，如东晋时的王、谢，唐时的“山东崔卢”、“江左的王谢”等。《红楼梦》 上的贾、王、史、薛以及江南的甄家不是一般的细民小户，而是祖上为开国功臣，子孙世代为官的豪门贵族大家庭，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宗族体系。这几个家庭的衰败，是经济的萧索，权势的败落，子孙的不肖，内部矛盾的加剧等整体性的衰败，而且呈现“一损俱损”的态势。这种变故，说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由发展、成熟时期正向没落时期转化，同时也促发着古老的传统文化正向以“人”为核心的近代文化转化。这一是体现在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各个层面都呈现着变革之势；二是以“人”的价值及其自主意识在生机勃发，新的文化因素正在萌生；三是这些家庭及其家族的衰败主要是内部矛盾加剧而引起的。如冷子兴所言：“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探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破败是：“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二）博大精深文化系统中异质新态面面观

　　中国古代的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整体变革的时代。政治体制上是封建社会由末期走向衰亡的大变革之中，经济上来说封建经济结构正在蜕变，资本主义萌芽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正勃勃生发；文化形态上体现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多方面的异质新态，自由思想、平等观念、私利追求、人欲渲泄、交换意识等充斥于社会之中，在人们的生活各个层面运行。《红楼梦》 当然不可能对上述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做全面反映，但对人的价值观的变革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了形象而生动的描写。具体而言，有下列四点。

　　( 1 ) “异样孩子”的异样人生观

　　第2 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贾雨村说：“… … 你知道，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 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他补充说：“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甄府处馆。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夭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 ”作者借贾雨村之口提出的“异样孩子”系指贾宝玉、甄宝玉一类的人物，是封建社会晚期从封建贵族阶级中分化出的新人。他们虽出生在“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家庭祖先为他们铺设了荣华富贵的人生道路．即男性走封赏世袭加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女性由名门闺秀通过“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的婚娶方式，走向大家夫人的宝座。但这种道路要在失去个性自由，听天由命的条件下循规蹈距中取得的，表面的富贵与内心的压抑之间的反差使他们时常产生无可奈何的忧伤。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熏陶促发着他们对生存环境与应走的人生道路萌生了怀疑，并产生着朦胧地批判意识，形成了欲走自由自主之路的人生观。这首先体现在对读圣贤书，尊孔孟道叮走仕途经济官宦道路的消极抵制上；其次体现在对尊贵与卑贱有等、礼法有序的怀疑与批判上；再次，体现在对“富贵”享乐生活的厌恶上。如第7 回上贾宝玉见了秦钟竟发出自惭形秽的感叹：“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癫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在世俗人眼里．宝玉的上述之言，真是惊世之论，异声别调。

　　( 2 )“异样女子”的异样婚姻观

　　第1 回上，空空道人向石兄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对空空道人认为《红楼梦》 的“故事”, “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之说，石兄解释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 … ，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 … ”《 增评补图石头记》 卷首“明斋主人总评”中统计：“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又说：“据姜季南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两者对书中女子的统计在二百人左右，空空道人所说的“几个异样女子”只是具有“异样”性格的女子，这恐怕指的是以林黛玉为核心的青年美丽、富有独立个性的女子，其中包括林黛玉、尤三姐、晴雯、鸳鸯、司棋、芳官、智能儿等、她们的“异样”在何处，主要在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婚姻观上。虽然她们这种与封建婚姻制度“异样”的新式婚姻追求没有一个如愿，无非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结局，但大胆追求，生死不渝的本身，即是对封建婚姻制度与观念的挑战与反叛，是新的婚姻形态的象征。这种“异样”的婚姻观：一是表现在对“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封建婚姻直接的反叛上，即要有情有爱的“木石”爱情婚姻，排拒父母之命的“金玉”婚姻。如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情经过几个阶段的恋爱过程，终于达到了两心相知，才以身相许；司棋与潘又安、智能儿与秦钟经过多次“偷情”才产生了婚配的要求；鸳鸯对那个“尴尬人”贾赦“收娶”为妾，以死抗争，等等。其次，她们的“异样”婚姻还表现在对配偶的选择方式与标准上，即自己要“可心如意”为标准，而且要由自己选择。如尤三姐对柳湘莲的选择：“… … 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 65 回）。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 红楼梦》 之前的一些长篇小说，在唐传奇宋元平话描写了一批“情女”形象之后，刻画了一批“淫妇”形象。这在那个统治阶级的男性可以放肆地纵欲却要求女性禁欲贞节的封建社会里，如果正确地描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但《水浒传》 与《 金瓶梅》 的作者由于落后妇女观念的制约，都对笔下的“淫妇”们持以玩弄、嘲讽、惨杀的态变。《 水浒传》 上的四位“淫妇”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卢俊义娘子均惨死在梁山好汉的刀下。《金瓶梅》 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比施耐庵有了进步，对“淫妇”们的性欲要求与行为津津乐道，充分表现，对封建禁欲主义是一种反叛，其进步意义是应当肯定。但金、瓶、梅三位“淫妇”又都死于她们“淫行”的报应。曹雪芹也写了几个“淫妇”, 如秦可卿、尤三姐、多姑娘、司棋、智能儿，对她们的淫行是在文学应有的审美品格下描写的，仍然闪灼着光辉。这样，她们的“淫丧”、“淫行”、“淫奔”成了人类应有的合情合理的生命现象，应当肯定。她们也应属于“异样女子”之列。秦可卿与公公贾珍的性行为，在道德上说是乱伦，至今也不足为道，但在曹雪芹的笔下，并没有损伤她的形象美：“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月，她的品格、美貌、出类拔萃的见识以及华年早逝的悲剧，令人仰慕、喜爱、同情。她虽是个过场人物，却成为“红楼”十二钗中不同凡响的艺术典型。

　　( 3 ) “聪俊灵秀”的异样的才学观

　　第2 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贾雨村就“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所发的长篇大论中，提出了“聪俊灵秀”的才学观，是与传统的“才学”思想相异的观念。就书中而言，“聪俊灵秀”的人物主要指贾宝玉、甄宝玉等男性青年，也应包括林黛玉、薛宝钗、探春、史湘云、王熙凤、薛宝琴、香菱等一批“才女”。明清之际出现的“言情”小说，如《平山冷燕》 、《 玉娇梨》 等刻画了一批具有诗才的“才女”形象，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观念是一种背离，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曹雪芹笔下的女性之才，不只限于运笔创意、出口成章的诗才上，还表现在治家理事的才能上。此外，还有78 回中的“妮涵将军林四娘”: “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林四娘卫国兴邦，为国损躯的卫国之才，是“异样”的。吟诗之才、治家之才、卫国之才，在封建社会里本是男人的事，在《红楼梦》 体现在女性身上，就反映出“异样”才学的内容。

　　( 4 ）凤姐的“放债”与探春的“兴利除弊”中异样的经济观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为核心，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为三位一体，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征（有人认为西欧也是如此）。其突出的特点是资金可以在土地与商业之间自由浮动。而既拥有大量土地又有资本的地主又往往把资金首先投放到土地的收买上，使工商业利润转化为在他们看来较为稳定的生息手段，加之“抑商”观念的制约，就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这样就把比较稳固的生息手段和获得比土地较高利润的商业经营结合一体，使货币成为稳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这种经济结构，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内因。《红楼梦》 只是描写贾府内部的经济情况，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与结构没有全面涉及。管理家庭的经济，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是男人的事，到了《 红楼梦》 里却落到了女人身上，这是个根本性的变化。对贾府经济繁荣的维系，有三个女性即秦可卿、王熙凤、探春有方略政策。第13 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中，已逝的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她具体解释说：“目今祖莹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来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这位秦氏的“永保无虞”的治家谋画，从封建经济结构的特征看，抓住了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为核心”这个要点，在祖莹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土地，就有了最稳定的收入，可算个万全之策。但王熙凤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而是采用暗中晚发奴仆的月银之时间差，发放高利贷，以得更迅捷的生息手段获得利润，以积累自己的家私。对王熙凤放高利贷的事，第39 回上袭人与平儿有段对话透露了其中的秘密：“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见方近无人，才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几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唬得你这样？’平儿悄悄告诉他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袭人道：‘难道他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何苦操这个心。’平儿笑道：‘何曾不是呢。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王熙凤千方百计地放高利贷，其获得巨大利润，而不用手中的钱购买土地，这种作法已是与封建经济结构特征相异的经济观，具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性质。封建地主对土地、店铺、山林等家业的经营，把劳动者视为奴仆，注重强化他们绝对服从的劳动态度，不计较他们自身智能、智力的发挥。“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13 回）与“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第56 回）两件事，反映出贾府这两个“女强人”与传统的“管家”相异的管理思想。两件事一个共同点都是她们为别人“代劳”的情况下进行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的所作所为， 表现出她注重“岗位责任制”的管理方式．以时间与办事效率为奖罚标准，’使“下人”的行事有了明确而严格的章法。探春的“兴利除弊”则通过“下人”婆子们承包花园，把消遣游乐的场所变为有产值收入的园地，从而增加家庭的收入。凤姐的“理家”与探春的“兴利除弊”另一个共同点是突出人的能动作用，注重调动人的自觉性，这种经营管理意识，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的经营特点，属于近代文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