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研究莎士比亚的英国学者所言，在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同样，在中国，大凡读过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 的人，对于本文的旨趣，形象体系的构成，以及“真事”的注疏，“隐事”的求索等，都很难生出几近一致的看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红学热再度升温，许多新的学术识见不断生发开来，此情景恰应了一句旧话——“诗无达诂”。

　　如果我们承认当今的红学研究不在于复原旧有的一段历史，也不在于聚合“自叙传说”中主人公——作者的身世、阅巧、性情、心理（这是实际上的不可能）等，我们就有必要让红学回溯到艺术研究的范畴中来，以当代意识重建阅读空间。因为，“一种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有件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首万些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① 又因为，文学作品一经产生· 它已然倚世独立，成了一种自在自足的形象体系，如果它是内涵丰富并具有超凡价值的，那么阅读者在欣赏过程中与其发生联系，就不会是单向度的线性方式，而必然是多维度的；因此，在现代意义上解释《红楼梦》 ，当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

一

　　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曹雪芹，却适逢家道中衰，亲历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的重大变故，以柔弱之躯，饱受“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磨砺。如梦似幻的人生，无疑为其背离传统的社会思想意识，反思世间无常提供了深深烙印于记忆深处的心理依据，对仕途经济的厌倦，对自我生命的体认，对传统文人之社会角色的逆反，使他对人生的理解，不仅具有了哲学的深厚底蕴，而且具有了俯瞰总览的全新视角。

　　此外，曹雪芹的生活年代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曾经不可一世的满人政权，在度过了其鼎盛的历史时期之后，又渐渐显出了必然的颓势，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日趋显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即将来临之际，飘摇不定的王朝统治和日益活跃的思想意识，为造就伟大的艺术准备了条件。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的繁荣与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不能成正比，而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恰恰在于意识形态重建之时。在一个风云剧变的时代，包容了各种生机和潜能，而作家曹雪芹置身其中，其情感和思想获得了更大的内在自由，这一切都为他在文学中发现新大陆提供了可能。

　　《 红楼梦》 无疑是一部具有现代性的文学作品，鲁迅很早就已指出了其超越性的价值所在，认为它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 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② 在这里，鲁迅充分肯定了《 红楼梦》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林语堂对《 红楼梦》 的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盛赞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由于这种文学是为快乐和自娱而作，它的创作便纯粹出于一种真正的创作冲动，而非出于对名利的喜好，又由于它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圈子之外，故而不受那些经典的传统标准的影响。”③ 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其文学性与思想性予以重视。

　　一部《 红楼梦》 写尽了梦幻般的人生，写尽了富贵荣华的林林总总，也写尽了梦醒时分的失落怅惘，在红楼儿女的离合悲欢与四大家族的盛极而衰中，蕴含着许许多多引人深思的契机。《红楼梦》 的现代性，正在于对于当今众多的阅读者，它依旧保持着神奇的魅力和难以穷尽的奥秘，对于一切思考人生的人，它永远保持着清新隽永的意味，“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无疑，破解这一被历史延革了的、迟迟未能品解的“味”，正是《红楼梦》 研究的现代课题。

　　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红楼梦》 在普通读者心目中，诚然是不折不扣的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的红学研究的主流却从来没有取得小说的地位。”④ “翻一翻旧帐，哭笑不得，现在该是我们重新认识《 红楼梦》 的时候了。”⑤

　　诚然，在以往的一些红学研究中，一些潜心考据的人，尽管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实证的依据，但也有将红学研究纳入到无限度的琐碎史实的铺排中去的趋势，微观的研究固然不可小觑，但一旦将其视作红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其结果则是囿于狭小的视点，使学术研究陷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阵之中，反而背弃了《红楼梦》 赖以存在的文学旨趣。而索隐一派的观点，走向极致者，往往过多地显示了研究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意志，机械地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对应联系，甚至为了社会的功利目的，将小说当成了包．罗万象的历史教科书，在缺乏艺术识见的观念中，争缠辩驳着没有新见和深意的观点。岂不知，一旦将文学当成历史并使其成为一种范式时，文学自身的价值则已然消隐了。

二

　　新时期以来，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渐高涨，在红学研究中“回归本文（t ext ) ”已成为一种颇有声势的学术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文学需要真实，又不仅仅需要真实。文学需要崇高的信念，深沉的思索，大胆的想象；文学还需要激情，需要是非心与同情心；文学还需要鲜明生动的形象，精湛完美的艺术形式。”⑥ 当束缚着文学研究的真实论、典型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更新的方法论所突破时，人们对本文的注重便成为一件意料中的事。如果旧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定势无助于解答文学的问题，那么抛弃陈规陋习，以真实的自我面对浑然一体、意味无穷的本文，正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的复归。

　　本文批评是一种流行于现代西方的批评流派，它特别注重对各种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研究，旨在尽可能恢复原始手稿的风貌或权威文本的本来面貌，以便于对本文的内容作出客观的艺术性的评价。新时期以来，《红楼梦》 的各种校勘版本相继再版面世，随之而起的是学术界对作品含义、形象体系、互文关系、语辞深义以及结构构成等问题的探索，对于“文本”的重视迅速转向对于“本文”的倚重，也即强调对既成的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系统所作的客观评价，强调文学性对于研究者学术阐释的制约。“《红楼梦》 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 “对于今人来讲，应最先总结其艺术经验，以求转化为我们今天艺术实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⑦ 因此，一个时期以来，“美学”、“文化”、“艺术性”、“悲剧性”、“原型”、“意象”等新概念，．成为人们广泛接受并运用于红学研究的批评术语，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理解为红学研究告别旧有的模式，走向新的探索的开始。

　　美国文学家雷内· 韦勒克曾经指出：“必须把文学研究区别于常常被人用以代替文学研究的思想史研究，或宗教或政治的概念和情感的研究”, “可以把艺术品设想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它完全不同于作者写作时的大脑活动过程，因此，也和可能作用于作者思想的影响截然不同。在作者心理与艺术品之间，在生活、社会与审美对象之间，人们正确地认为有所谓“本体论的差距”。⑧ 对“本文”的注重，把红学研究吸纳到了对小说具体结构和整体结构共同构成的作品意义的揭集之中；而对于“本体论的差距”的承认，使红学研究脱离庸俗社会学的案臼，排斥区别于文学的非文学因素，还红学以文学研究的本来面目。在80 年代初期出版的叶朗的《 中国小说美学》 中，对脂评《 红楼梦》 本文的注重以及所作的美学分析，尽管关注的是脂评的美学意义，但透过“批评的批评”这一外在形式，仍不难发现叶朗对《红楼梦》 的总体把握和艺术探索，选择脂评作为立论的依据，不仅在于匡正以前对小说评价的偏颇不实之辞，也在于使自身的思维导向一种更接近于本文面目的趋势。前人对于脂评的看重，多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它提供了作者的生平和一些创作情况，二是显露了八十回以后的一些情节内容，三是为读者解读小说提供了参考性的注释。但是，叶朗的注意力却全不在此，他似乎无心考据，也无心索隐，只是在脂评所揭示的小说的美学上下功夫。在分析了小说的悲剧性，艺术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审美的理想性，性能的复杂性等美学问题之后，他断然指出，脂评的价值不在于资料方面，而在于“它对《红楼梦》 的艺术成就、艺术经验的研究和概括”，其深、义就在于“指出《 红楼梦》 是一部描写美的理想遭到毁灭的悲剧，作者悲悼的是自己审美理想不能实现，而不是四大家族的衰落。”⑨

　　对于《 红楼梦》 这样一部以文学语言构成的伟大作品，承认其文学性，也即承认其与科学判断之不同，这是因为文学的语言有很多的歧义，充满着对人物、事件情感性的描摹，牵联着人们的联想和记忆，总之，它是高度“内涵”和充满“象征”的。在小说《红楼梦》 中，这一特点被表现得尤为明显，“干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贾雨（假语）村”、“甄士（真事）隐”、“元、迎、探，惜（原应叹息）”等等，种种语言构成的意象，为人们的求证与穿凿提供了余地。但是，如果不是从本文出发，细枝末节的穷尽功力，不可谓无益，至少是一种身在庐山云雾中的寻觅。只有从总体上把握红学的意韵，将局部的文学洞见，纳入到红学的艺术磁场中，才可能避免盲人摸象式的唐突，才可能揭示出《红楼梦》 对于当今阅读者仍具魅力的艺术价值。

三

　　俄国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为世人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探寻艺术作品奥秘的一把钥匙。的确，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小说是离开了人学意味的，便是那些以塑造动物形象为特征的，如《白比姆，黑耳朵》 （写狗）、《 我是猫》 （写猫）、《 荒野的呼唤》 （写狼）等，其中的动物性格的心理特征，也印证着人类的情感与理念的影子。但是，当“人学”越来越被世俗地理解为一种社会学的模式的时候，其内涵便大大的缩小了，狭仄了，因此，有的学者指出，“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精神文体学，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并进一步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 无疑是这位小说巨孽的心灵私语，是他的辛酸史。”⑩ 新时期以来，对“异化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人本身的关注，对存在的关注，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观点涌人国内，新思潮的出现打破了红学中单一闭锁的思维模式，并且使后起的红学研究者们于自觉或不自觉中，开始用现代的观念武装自己的学术武库，并试图开创出一种认识《红楼梦》 的新视角。单世联的论著《 人与梦》 是运用新的方法评析《 红楼梦》 的产物，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红楼梦》 的现代解释”，这或许能透示出其红学研究的基本立意。如果我们承认红学不是静止的，现代红学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的结果，那么我们势必应当承认在社会生活日趋现代化的今天，以现代的目光审视红学，对小说的形象做出契合现代人之文学思想的解释，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大有裨益的。

　　应当指出，运用现代西方的文艺理论，来评析我国古典名著《 红楼梦》 的先驱者，当推我国近代的文艺理论家王国维。在其著作《红楼梦评论》 当中，他以所涉猎的西方哲学― 美学观念，作为红学研究的出发点，探讨了《 红楼梦》 中人的存在本质和存在价值。但在此后的岁月中，在方法论上步其后尘者可谓寥寥，只有当中国文化面临“二度西潮”之际，这样的路径才得以延续。然而，若仅照搬一套西方的现代理论来框架《红楼梦》 的丰富意韵，其结果往往是难免差强人意，至少会让人感到民族文化修养的底气不足，而使论述少些扎实的东西。但是在《 人与梦》 中，研究方法的填密和学术思维的审慎，却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遗憾。此书既不把红学的视角限定在传统社会学的模式中去，也不将西方的人学模式全盘挪用过来，而是运用具有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些成果，在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红学识见。

　　研究《 红楼梦》 ，贾宝玉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乖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在他身上，体现着否认社会赋于自身的男性角色的矛盾心态和对于存在环境难以认同的精神迷惘，在现代视境中，他具有一副徘徊在规范之外的“矛盾性格。”依据心理学的逻辑，《人与梦》 分析了贾宝玉的双重忏悔意识：一是清除自我中的非我，批判否定社会规范；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这种否定被限制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忏悔意识便又有了另一种转换势能，即二，对一觉醒了的自我的惭悔，在“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之后，他的灵魂无法从深重的矛盾中解脱，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成其巨大而沉重的心影，使之既否定虚假的人生，又畏惧直面真实的人生。这种双重忏悔意识，具有鲜明特征和深刻内涵，“它指出了从本真心灵和人格结构中清除畸形社会规范、价值意义的间题，表明即使自觉站在统治秩序对立面的叛逆者，也烙上了强制性社会文明印记，受到虚假礼义的毒害。”[10]

　　面对整个家族日益走向衰颓的现实，贾宝玉混然不加关注，而在听了黛玉的《 葬花词》 之后，却“不觉拗倒在山坡之上”。“他真正畏惧的不是作为个体生命终点的死，而是在生活中，时时出现的死亡阴影，这种泛泛的物是人非感，倾注了贾宝玉对存在的关切，在人必然要死的本体体验中，突出地表现了人对物的优先地位。”[11] 他那一套著名的“重女轻男”的论调，表明了对传统的夫权观念的鄙夷，也表明了对不为世俗浸淫的人生理想的向往。宝玉在最终永失所爱之后，弃家而去，寻求精神的静寂，以决绝的姿态向世人表明，人既不是伦理的符号，也不是某种精神的载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应当是感性具体的，离开了此生的真实生活，“人”也就无从谈起。宝玉幻形入世以及痛苦磨砺，对于特定情境下的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喻解，其挣扎与反抗的过程，针对的恰恰是传统的人学模式。

　　与宝玉性情相通的黛玉，其特点则是把某些具体的生活遭遇，泛化为整个生命的基调与色彩，用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黛玉往往不是对某一特定存在的“恐惧”，而是弥漫到全人格的对生存本身的“畏”。在一种没落的社会现实中，传统的规范礼仪与人之情感信念发生尖锐对立，如果说宝玉的男性原罪心理不是性倒错，而具有文化选择的倾向，那么黛玉的孤标傲世也不仅仅是病态偏执，而具有充分张扬人之性情的意义。

　　当人们试图从现代的人学视角揭集红楼人物的心理内涵时，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于“阶级论”、“道德论”等单一价值判断的反洁。随着加在宝玉头上的廉价花环的摘除，人们开始接触其灵魂的隐秘和内心的底蕴，而随着对宝玉形象的再认识，人们对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以及对荣、宁二府老爷、太太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甚至对于王熙凤、薛宝钗、秦可卿等在以前常受减否的人物，也开始有了一种新的审视视角和分析方法，并且有了不少新颖的学术发现。在红学研究中，对人物的简单评判与论定，正逐渐为细腻的解释、阐述所取代，这无疑将有利于推进红学向纵深发展。

四

　　《 红楼梦》 究竟为现代读者提供了怎样的价值，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 红楼梦》 将真事隐去，巧借假雨村言铺排出一个奇幻的故事，这种中国式的含蓄与蕴藉，固然在艺术上平添了奇绝瑰丽、摇曳多姿的神韵，而在阅读上自然也增添了多义的甚至是歧义的理解，小说的性质常被误读，或者被偏狭的观点所解释。其实，由于主客体的双重限制，导致所有的文学都有被误读的可能，正如果戈里的小说《外套》 与《 死魂灵》 被其同代的批评家当成一种宣阵品一样，而在后世的人们看来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作为阅读者，怎样才能寻到正确的解读门径呢？寻觅复寻觅之后，仍旧有必要将本文给于人们自身的心理体验，作为认识作品的出发点。

　　直觉告诉我们，《 红楼梦》 是一部缘情而生、感怀伤世之作，其“幻中不幻，情里生情”之笔可谓多矣，“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 … 演出这悲金悼玉的《 红楼梦》 。”小说第一回即开宗明义，声称此书“大旨谈情”，空空道人也曾自取书名《 情僧录》 ，甲戌本第八回有一条脂批：“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在各回标题中，象“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之类紧扣一个“情”字的，不胜枚举。因此，解读《 红楼梦》 中所表现的情感形式，实为理解“其中味”的有效途径。黑格尔认为，艺术要表现心灵，当然得表现感情。在红学研究中，宝、黛、钗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爱情故事才是《红楼梦》 的主要内容。”“在小说中，贾宝玉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也是林、薛二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样双重的爱情就暗示了他双重的人格。”“宝玉被宝钗的才德容貌所迷惑，又被黛玉的风神气韵所吸引，这样他既不能完全任性灵而飞跃，又不能安于现实而屈服。因此，在他的感情世界里，宝钗和黛玉应该说各占着一席之地，不同只是二者孰轻孰重而已。”[13] 在对于作品的情感形式所作的透视中，现代研究者正试图开启一个更为广大的学术视角，不唯作者的喜好是从，不仅被动地探究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且要主动地解析这种表现对于今人的意义。

　　爱情之于贾宝玉，是逃离污浊社会和无聊人生的净土，、只有在爱情中，他才会感到属于自己的人的存在，爱，仿佛是出自他的天性，而在黛玉，爱不仅与功名利禄无涉，甚至也与品行才智无关，而完全是源于内在情感的寄寓。因此，宝、黛之爱，正是他们寻求性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的表现。然而，这样的爱情却是有悖于传统的家庭模式的，在贾母、贾政们看来，贾宝玉的婚姻是能否使家族鼎盛、礼义延续的关键，因此，他本人的情感当属次要，重要的是要从宗族与社稷的利益出发，而宝钗则比较适合“宝二奶奶”的位子，因为她处处显示着个体生命对“礼”的不可逾越性，但最终她在“礼”的虚伪中迎来的却是自己的人生悲剧。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及悲剧结局时，都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对人的心理和情感的潜在作用，揭示了纲常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其灵魂的侵蚀，并把这种爱情悲剧，归结为明中叶以来开始滋生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性解放和自我觉醒的萌芽，根本不可能在清时的中国社会得以生长的悲哀。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到来之前，痴男怨女们已经感受到了红楼将颓、梦幻将逝的悲哀，任凭凤姐机关算尽，也任凭探春力挽狂澜，然衰亡还是依照其特有的定势延宕开去。“当危机局限在经济部门时，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它的某些量的特征― 但危机一旦扩大到文化、文明和人类感情，这个概念就失去了一切特征。”[14]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无特征的危机与人物性格，心理的对应关系，从而对作品情感形式的把握，具有了高屋建领式的审视视在一种行将崩溃的社会形态中，主、客观的双重限制，造就着情感悲剧不可逆转的势能。

　　鲁迅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而现代的西方学者，则更侧重于从人类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的可悲宿命中寻找悲剧的答案，认为“我们自己便是悲剧，是已经写成或尚未写成的真正的悲剧”（尤金· 奥尼尔语）。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正日益消泯着人们自由自在的性灵，将其异化为社会规范之下的利益驱使的存在，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其生命历程中，又永远企求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尽管这种寻找有时会十分漫长，有时还会像宝、黛一样陷入悲剧的情境，却不会令后来者放弃梦想。宝黛性灵之爱所代表的人类生活的精神价值，与宝、钗世俗婚姻所代表的人类生活的现实意义，永远是困扰着人类存在意识的矛盾的两极，在这之间，我们似乎永难找出黄金分割率，来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取得一种最为合理的对应关系，或者将其分剖得最为适宜。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人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受到相似的困扰。《红楼梦》 中的爱情悲剧对于当今的人们，仍在提供着一种令人深思的启迪。

五

　　《 红楼梦》 的伟大，使之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早在1872 年，德国文学家歌德在与友人的谈话中就曾说过，“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出力使它早日来临。”[15]歌德还告诫人们，既应当把民族文学放入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之中，去进行交流与对比；同时，也不应该轻易得出彼优我劣或我优彼劣的简单判定，重要的在于充分认识其自身的特性。歌德对于民族与世界的心态，对于我们今天的红学研究，仍可视为一种可取的正常心态。

　　从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来透视当代红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一方面也必须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保守主义，在客观上制约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今，打破文化的狭隘樊篱，消解自我封闭状态，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进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格局，不但能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总格局巾赢得自身的地位，也必将在一种新的态势中获得新的意义。新时期以来，学者们的现代意识和宏观策略正不断地向红学研究渗透，比较研究特别是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了红学的研究视境，一些学者既注重民族传统中人学、美学思想的纵向追溯，也注重中西文学的横向比较，从而为进一步阐释《红楼梦》 的深刻意味，寻找着新的可能。

　　早在脂评中，就已经注意到了《 红楼梦》 中的情与梦，与《 牡丹亭》 中的情与梦的对应联系，这点评式的批评分析虽未及展开批评者的深意，但却为后世的红学研究者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契机，使他们得以从容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中的红学的意义。

　　《 人与梦》 一书，为了探索《 红楼梦》人物形象中所显现的人生哲学的形成，便将思索的触角一直伸向魏晋以来人文思想演进的历程，将魏晋风流与红楼梦忆形成对照，透过名士们在生的意识、死的恐惧面前所表现的自我与社会、堕落与拯救的矛盾，显现出传统文化对人的制约以及人对传统文化的质询，从而总结了怡红公子与传统名士在存在意识上的异同；透过《牡丹亭》 中杜丽娘的游园惊梦与《 红楼梦》 中的梦幻人生的对比，解析了《 红楼梦》 中所表现的人及其情感世界的深层悲剧。书中还将《 红楼梦》 中的宝、黛之爱，与英国作家艾米莉· 勃朗特的小说《 呼啸山庄》 中希刺克利斯与凯瑟琳之爱做了对比，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中，表现了两部小说在爱恋情感复杂内涵的开掘，奇异魅力的表现、人性力量的张扬等方面所显现的一致性，也反映了东、西文化观念的不同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感模式的差异。

　　无独有偶，在另一本红学专著《 拯救与逍遥》 [16] 中，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对比研究也同样存在。它将《 红楼梦》 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考查其旨义，论析了其中所表现的人性悖论：一方面人有适性逍遥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融入社会的需要，二者间的抵悟，造成了人们永久性的内在矛盾。它还把《红楼梦》 与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进行比较，从而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更好地把握《 红楼梦》 的文学价值和美学特征。

　　红学研究的历史就是《 红楼梦》 不断被解释的历史。现代解释学美学认为，“解释决不是一种对于显现于我们面前之事物的没有先觉因素的领悟”，[17] 在红学研究领域，无论是从传统的追索中纵向分析，探索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还是从中西文学并举中横向分析，寻找中西文化对接与交融的可能，都有利于打破单一发展的闭锁性，把红学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背景。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出现，是以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降临为标志的，在现代艺术研究领域中，对于研究对象的理性判断正越来越明显地让位于对认识与解释的过程的注重。其实，红学研究的深入，正源于新的解释不断冲破旧的解释的过程中。应当指出的是，只有回归本文，坚持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批评方法，才是正确解释《红楼梦》 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 ，三联书店，1984 。
　　②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
　　③ 林语堂：《 中国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④ 余英时：《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文学革命》 ，《 海外红学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 982 。
　　⑤ 刘梦溪：《 红学研究五十年》 ，《 文艺研究》 ，198 。，3 期。
　　⑥ 王蒙；《 文学不仅仅需要真实》 ，《 人民日报》 1980 . 8 . 27 。
　　⑦ 蔡义江语，见《 ＜红楼梦》 不是密电码》 ，《 北京青年报》 ，1996 . 3 . 1 。
　　⑧ 见《 比较文学译文集》 第2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
　　⑨ 叶朗：《 中国小说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
　　⑩ 《 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
　　[11][12] 单世联：《 人与梦― ＜红楼梦＞的现代解释》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 。
　　[13]周绚隆：《 现实的爱与性灵的爱》 ，《 红楼梦学刊》 ，96 . 1 期。
　　[14] 埃德加· 莫林：《 论危机学》 ，《 交流》 法文版，1976 . 25 期。
　　[15] 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 ，第In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16] 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17] 滕守尧：《 艺术社会学描述》 ，第20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