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贾宝玉学习《诗经》,既有继承儒家道统的一面,也有背弃的一面。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刻意安排了贾宝玉学习“第三本《诗经》”的情节,以此来暗示贾宝玉反理学思想的来源。按照儒家的说法,《诗经》的文化精神是“温柔敦厚”,这一精神与贾宝玉的“意淫”是相反的。解析贾宝玉与学习《诗经》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贾宝玉反礼教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 贾宝玉　《红楼梦》　《诗经》　儒家思想

    《红楼梦》是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橱窗,透过这一橱窗,可以看到18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思想彼消此长的历程。同样,深入地解析贾宝玉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把握曹雪芹塑造贾宝玉时独到的艺术匠心。

一、宝玉学《诗》与儒家传统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借一僧一道之口,对顽石(贾宝玉的象征)说:“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在这里,曹雪芹所说的“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是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汉代以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精神结构,经过约两千年的积淀,儒家思想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一种生活哲学,让每一个人都置身于它的教化之下。在把握这种文化背景的过程中,曹雪芹以象征的手法,借一僧一道之口安排了贾宝玉生活的时代背景,应该说这一安排是别具匠心的。

    受儒家思想的浸淫,曹雪芹将贾宝玉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写其奉严父贾政之命,从小读孔孟之书、学圣贤之道。为了揭示贾宝玉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曹雪芹采用的笔法是,先写贾宝玉对儒家的孝悌忠信、伦理纲常的信奉,试图通过这一线索来逐步地展示贾宝玉反叛封建礼教的过程。如在《红楼梦》第二十回中,贾宝玉认为孔子是“亘古第一人”,其话语的权威性是不可以“忤慢”的,可见儒家思想对贾宝玉的影响是很深的。又如《红楼梦》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叙述贾宝玉得知其父贾政学差任满回京的消息后,为应付贾政,贾宝玉有一段内心的独白:

    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半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诗经》读些,虽不甚精阐,还可塞责。

    这一情节在交待贾宝玉的生活环境方面是有深意的。古人读书启蒙,一般从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开始,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依《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

    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称,《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宋儒朱熹把它们编在一起,作《四书章句集注》,始有此称。朱熹编纂此书的意图是,一是以《四书》为儒学的入门导读,提出以儒学进行启蒙教育的思想;二是以《四书》为学习《五经》的基础,以此来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朱熹编次的《四书》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其依据是按照由浅入深的学习程序排列的。后来刻印《四书》者因《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分卷的方便,把《中庸》提到了《论语》的前面,遂形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由于朱熹编注的《四书》汇集了前人诸说,同时又有朱熹个人的见解,又由于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乃至于朱熹去世后,朝廷将《四书》审定为官书。到了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时,遂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甚至明清两代衍化出来的“八股文”考试制度,也将应试的题目限制在朱注《四书》的范围之中。这样一来,《四书》遂成了官方厘定的经典,同时成为封建时期士子的必读书及思想准绳。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塑造的影响来看,这种比拟都不过分。

    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清朝以“异族”的身份统治中原,要巩固其政权,只有通过认同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才有可能巩固统治地位。清人入关后,对《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是十分推崇的。贾宝玉出身于“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第五回)的贵族家庭,与《四书》、《五经》发生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交待贾宝玉入学之事时,特意强调了贾宝玉所攻之书是当时的科考用书《四书》,所习之文是科考的八股文。如《红楼梦》第九回,塾师贾代儒要求贾宝玉做的作业是作对联,作对联是为学习八股文——开“对课”作出的必要铺垫。在贾府中,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如《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一事时交待了这样的情节,贾母问黛玉念了什么书。黛玉说:“只刚念了《四书》。”贾宝玉见了黛玉以后,立即给黛玉取了个“颦颦”的小名,为此,探春笑话宝玉“杜撰”。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此例作为贾宝玉人生经历的反例,既表明贾宝玉在走上反抗道路时是从接受儒学学说开始的,也表明曹雪芹特别注意儒家文化氛围对贾宝玉反叛性格的塑造作用。换言之,这一内容贯穿于《红》的始终,既与第一回中一僧一道的话语形成了呼应之势,强调了贾宝玉生活时代的文化背景,同时也为贾宝玉最终走向反叛封建礼教埋下了伏线。

    儒家十分注重人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它要求士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观念与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人的功业。按照这一培养方案,从小就在《四书》、《五经》的环境中生活的贾宝玉本应该走上一条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功名之路,遗憾的是,贾宝玉却走上了一条与封建礼教相背离的道路。如贾府的封建家长在评价王夫人所生的贾珠、贾宝玉二子时,认为贾珠为肖、为有能;宝玉为不肖、为无能。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第二回),“进学”是指一心只读圣贤书(孔孟之书),在孔孟之道的指引下走上了仕途。封建社会的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当官才可以光宗耀祖,只有光宗耀祖才算实现人生的价值。同样,人生价值的实现又是与封建道德伦理观联系在一起的,即金榜题名以后,要立即谈论婚嫁以续香火,使世代簪缨之族不断繁衍。换言之,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儒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而宝玉恰恰相反,在女孩堆里厮混,又不思进取,专门搜些闲书来看,只有“歪才”。问题是,贾宝玉为什么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呢?贾宝玉自幼生长在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的环境之中,在他面前早已铺就了一条荣宗耀祖的人生道路。但是,宝玉对于这种别人看来顺理成章的生活深感厌恶,他更渴望一种真心率性、不伪饰的生活。这正是宝玉与儒家传统的背离之处,也是他和家庭、社会最根本的精神对立。

二、“第三本《诗经》”与清人的《诗经》学

    在《红楼梦》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书堂》中,叙述宝玉早起将要入家塾念书时,有贾政与宝玉的仆人李贵等人的对话,十分耐人寻味:

    (贾政)因向他(李贵)问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吓得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何谓“第三本《诗经》”?为什么贾政认为宝玉读《诗经》是“虚应故事”?而“讲明背熟”《四书》却是“最要紧的”?

    清代距今未远,清刻本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从现存的清刻本来看,清代《五经》的课本中,《诗经》通常有三种装订方式:一是装订成四本,第一、二本是十五《国风》,第三、四本是《雅》、《颂》,如乾隆四十年据范紫登先生原本刻印的致和堂藏板《诗经体注图考》;二是依“六艺”的次序装订成六册,如道光乙酉仲夏刻印的光韙堂藏板《诗经精华》;三是印制成八本,如光绪戊子冬刊刻的老二酉堂珍藏的《增注诗经备旨精萃》。比较普及的是四册装。宝玉所学,正是这种四册装的《诗经》。所谓宝玉“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意思是宝玉已经读完十五《国风》。第三本《诗经》的第一首诗是《小雅·鹿鸣》,其首句为“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李贵学舌闹出笑话的“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就是这两句诗的误读。既然宝玉只念了《鹿鸣》的首句,说明他只读过十五《国风》,尚未读二《雅》和三《颂》。曹雪芹借李贵的话,把宝玉读《诗》的范围限定在十五《国风》,第三、四本《诗经》中的《雅》、《颂》则被排除在外。

《诗经》列于“五经”,甚至是“五经”之首,《国风》160篇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诗经》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许多学者都有力作问世。经过清初一百多年的努力,清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前期,短短三四十年之间,清王朝连续颁布了《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诗义折中》两部大书,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事例。当权者是想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来加强文化上的专制统治。这两本书的说教意味很浓,是蓄意要把《诗经》变成一部宣扬伦理道德的教科书。两代皇帝都是想把经典用于对世道人心的教化中,并不关注其艺术美和真性情的抒发。可以说,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清代最高统治者试图以《诗经》为代表的《五经》进行思想钳制的年代,然而,曹雪芹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塑造贾宝玉时,却通过“第三本《诗经》”交待贾宝玉只读过十五《国风》,而没有读过《雅》、《颂》,其中的深意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这和宋儒朱熹的“淫诗”说密切相关。在《诗集传序》中,朱熹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者也。”在朱熹看来,《国风》中除《周南》、《召南》外,多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淫诗”。朱熹的“淫诗”说,在《诗经》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以汉代为主流的《诗经》学认为,三百篇都是写圣贤后妃之志的。朱熹认为,《国风》大多是男女言情之作,这一论断受到清代乾嘉学派的的攻击,如在《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一《读邶、鄘至曹、桧十一国风》一文中,方苞指出:“稽之《春秋》,中原建国兵祸结连莫剧于陈,郑、卫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诗’惟三国为多。为此知天恶淫人,不惟其君以此败国亡身陨嗣,其民夫妇男女死亡危急,焦然无宁岁也”。当权者对朱熹的“淫诗”说亦有微词,在《四库提要·经部·诗类·诗义折中》条中,乾隆《御制七十二候诗》“虹始见”曾有“晦翁旧解我疑生”的感叹。乾隆此语是对朱熹《诗集传》的一些解说存有怀疑,主要是针对朱熹的“淫诗”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宝玉读《诗经》仅限于《国风》,正是朱熹所谓的“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的“淫诗”。贾政是书中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在贾政的心目中,《诗经·国风》中的情诗是与《四书》对立的,故曰读《诗经》只是“哄人而已”。贾政所谓“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完全是对当时上层统治者的学舌。又因其是科举考试用书,“讲明背熟”《四书》,科举就有希望考中。在贾政眼里,宝玉总是混在脂粉堆里不长劲,如果再读言情的《国风》,自然无益于修身养性。由此可见,贾政完全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决定宝玉的所读之书。

    其次,是对宋明理学流弊的反思。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缺乏严谨系统的缺陷。但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却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去关切现实时务,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清代社会的繁荣和清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为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固统治,极力提倡孔孟程朱的儒学思想,实行了崇儒重文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关心学术文化的发展,组织学者编纂整理古今图书,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又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焚禁大批有碍于专制政权的古今典籍。清政府的双重文化政策,促进了脱离现实的经学兴盛。

    清代经学是整个清代儒学演变发展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中国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清代初期经学考据的初创兴起、乾隆嘉庆时期古文经学的盛行发展、道光年间前后的今文经学复兴再起的三个演变过程。清代前期论《诗》杂采汉宋之议,乾嘉时期“《诗经》宋学”日渐式微,为了纠正宋学的空疏,汉学《诗经》遂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正是乾嘉学派对宋代《诗》学进行清算的时期,如《阅微草堂笔记》批判的道学先生,就是程朱理学的典型代表。这些对曹雪芹的《诗经》学观念是有影响的。曹雪芹暗示了宝玉的形象是自十五《国风》而来。《诗经》十五《国风》一向为理学家抨击的对象,这也是贾政听说宝玉读了十五《国风》后,即第一二本《诗经》之后大发雷霆的原因。贾政云“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是因为在贾政看来,十五《国风》是“淫诗”,无益于伦理道德的修养。然而,贾宝玉偏偏喜读十五《国风》。联系贾宝玉生活于大观园的背景,贾宝玉只知在大观园中与女孩子厮混,又不思进取,专门搜些闲书来看,读《诗经》只知崇拜十五《国风》,这种“歪才”与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是相背离的,如何能不引起贾政的愤怒呢?

    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诗经·国风》的影响下形成的。在爱情婚姻的方面,孔孟之道认为男女婚配必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有教养的公子、小姐,一定要尊“礼”。如薛宝琴、邢岫烟、湘云、迎春等人的婚事都是由家长决定的,没有一件婚事曾经事先征求过本人的意见,她们自己也从未表示要提任何意见。宝玉和黛玉,尤其是黛玉,都把互相表达内心感情看成非礼之事。在看了《西厢记》以后,宝玉和黛玉以曲折的方式彼此披沥情怀,后来还直接倾诉肺腑,但是,在人前面,他们却讳莫如深,不敢突破“礼”。封建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族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心灵相通,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个人情爱与家世利益的矛盾,是贾宝玉婚姻问题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势必以家世利益胜利而解决,这一点,决定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恋爱的悲剧性。

三、宝玉之“淫”与“温柔敦厚”

    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经》自产生之日起,就和礼、乐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伦理纲常的一部分。“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在清代以前的二千多年间,实际上是以儒家,尤其是汉儒所赋予的意义为人们接受的,汉儒的《诗经》学本身也有许多弊端,但其中贯穿的思想方法、解释原则,及其对古代文化的深远影响,却是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问题。《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言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诗经》三百篇,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而是充满“诗教”色彩的文字。

    在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　绵绵静日玉生香》中,脂批对贾宝玉有这样一段评语:“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并称之为“今古未有之一人”②。这段话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宝玉的礼赞。在第二回中,贾雨村说他是“情痴情种”;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说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在此,脂评补说:“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何谓“意淫”?观之全书中对宝玉的描绘,可知:一、“意淫”不是皮肤接触的“滥淫”;二、“意淫”是一种近似“痴情”的感情;三、“意淫”有“惟意会不可口传”的神秘意蕴;四、“意淫”是弃于世道的,可为闺阁良友。从这一意义上讲,宝玉的性格本质“淫”,与儒家读解《诗经》时提出的“诗教”说是完全相反的。

    所谓“淫”,是过于沉溺而超过常度、常情。情痴至淫,是对女性的欣赏、爱护、尊重,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深度、广度和浓度,也就是《红楼梦》中反复描写和表现的贾宝玉对美丽纯洁少女的欣赏、爱护和尊重。“意淫”是贾宝玉性格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审美痴迷之境,是对女性美的顶礼膜拜,是超越了欲的刺激、礼的束缚的个性张扬,是基于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生真谛。宝玉的“意淫”无疑是《红楼梦》的思想精华,“意味着在解构儒家人格的同时,为个体人格树起新的人生路标”③。“意淫”是打开贾宝玉感情世界的一把钥匙。

    那么,宝玉之“淫”是从哪里来呢?尽管曹雪芹在《红楼梦》的伊始,就强调所写的一切无任何时代标志。但这一包罗万象之书,对作者所处时代的各种学术思潮,也必然有所映现。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对贾宝玉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接受了“诗礼”文化教育,受到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禁锢。在传统的精神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正统地位。脱离诗歌的本质特征,以道德和功利的眼光来赞美诗、肯定诗,这是儒家修辞论诗的显著特点。从孔子的诗论到把儒家诗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的《毛诗序》,再到把“三纲五常”绝对化的宋代理学家,皆如是。清代不少诗人创作和论诗也都以“温柔敦厚”为旨归,如清初的申光涵在《连克昌诗序》中以“和”释《诗》:“凡诗之道以和为正。⋯⋯所以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纪昀《诗教堂诗集序》就曾批评两汉魏晋诗人“不知诗之有教”,“亦不知诗可以立教”,至“齐梁以下,变而绮丽,遂多绮罗脂粉之篇”,慨叹“诗教之决裂久矣”。沈德潜在《说诗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于是编选《古诗源》,要“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有助于恢复“诗教”(《古诗源序》)。朱彝尊也是清代著名的“诗教”维护者,他在《高舍人诗序》则分条缕析“诗教”的社会政治作用:“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至于动天地,感鬼神。”也就是说,“温柔敦厚”是儒家竭力宣扬的内容。从上述诸家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窥见曹雪芹时代理学家对“诗教”的看法。宝玉性格中对“诗礼”文化的认同正是来源于此。

    儒家的“仁爱”思想对贾宝玉的影响也很深。他对弱者、受压迫的天真少女都真诚地同情与怜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贾宝玉“爱博”,即指出了这一点④。他完全倾向着被压迫的纯洁少女并支持他们、欣赏他们,贾宝玉的“意淫”也可以说是女儿崇拜。

    另一方面,贾宝玉在习《诗》过程中背离了儒家“诗教”的后妃之德和君臣之义,其精神人格以反经学的面目出现。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温柔敦厚”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即运用“温柔敦厚”对社会进行礼义方面的规范。“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传统对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统治阶级内部,运用这一“诗教”来调整本阶级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规定怨刺必须服从“温柔敦厚”。《毛诗大序》更是将之发挥为“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只允许“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又常常起着消极的作用。对于这一艺术信条,前人曾作过多种解释,但很少有人提出过怀疑。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却通过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对“温柔敦厚”的诗说进行了否定。曹雪芹对“淫”的赞赏即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对,他对贾宝玉的塑造正是在这一逻辑起点上进行的。

    儒家充满伦理道德色彩的诗论“温柔敦厚”,对形成我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圆润含蓄、委婉深曲、中和娴雅起了莫大的影响作用。但由于“礼义”的限制,诗人内心不平之情不能倾泻,欢爱之情不能劲吐。闻一多先生针对“温柔敦厚”的诗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宝玉的悲剧是这种“温柔敦厚”的教化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士人所造成的。

    曹雪芹对宝玉学《诗》这一细节的安排,展示了其超越时代的艺术眼光和学术胸襟。宝玉一直本着自己的直感去反抗封建传统的礼教与婚姻,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是全书结构的中心,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应是他痴情或说“意淫”的最重要的表现。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那近乎虔诚的细心体贴、无比的痴心,激动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的心。宝玉“意淫”性格特征的塑造,表现了曹雪芹超前的审美情感和离经叛道的审美胆识。

参考文献：

　　 本文中的《红楼梦》引文，皆出自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本文中所引的脂评，皆出于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M]，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付丽.《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红楼梦学刊》[J]2000年第3期，第294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闻一多.《三盘鼓序》，《闻一多全集》(卷三)[M]，上海三联书店，1982年，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