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生于1918年，天津人，是当今红学界的一位老先生。1947年他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时候，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借到敦敏的《懋斋诗钞》抄本（1），书中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内容是邀请雪芹于“上巳前三日”来敦敏住处观花饮酒。周汝昌认为这首诗属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作。他写了一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发表。周汝昌在文章中提出，敦敏在癸未年还在邀请曹雪芹，敦诚《挽曹雪芹》诗题下注“甲申”，那么脂砚斋批的“壬午除夕”就是记错了一年，“除夕”是不会错的，曹雪芹一定是卒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1764年2月1日）。胡适读到周汝昌的文章后，于1948年1月18日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同意曹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说法。俞平伯读到周汝昌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以后，1948年6月在回复《民国日报 .图书》编者的信中承认周汝昌“推定雪芹卒于乾隆癸未”，“甚为的确”（2）。俞平伯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对于曹雪芹的卒年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看得出他采用的是“癸未说”。如书中提到“庚辰是曹雪芹死的前三年”、“丙子年距雪芹之死还有八年”。（3）俞平伯于1953年6月所写的《<红楼梦>的著作年代》，在计算曹雪芹经历过的年月时从雍正元年算到乾隆二十八年，并加一注：“据过录甲戌本脂评《红楼梦》所载甲午年的批，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近人周汝昌君又有死于第二年癸未之说，所以这里多算了一年。”（4）

　　1953年9月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坚持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说法，其根据一如他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而在举出《懋斋诗钞》中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后加以说明：“按此诗前三首题下注：‘癸未。’同年十月二十日一诗自注：‘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故知为本年所作无疑。”（5）原来周汝昌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中没有如实报告他发现的证据，只含混地说这首诗“属于癸未年”。到《红楼梦新证》才说清楚这首诗题下并没有注“癸未”，是它的前三首题下注“癸未”。其实，这“前三首题下注‘癸未’”一语也不很明确。实际应该是：从《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往前数的第三首（即《古刹小憩》）注“癸未”。

　　俞平伯在知道了《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部分真相以后，引起警觉和重新思考，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撰写《<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时就断然否定“癸未说”，坚持“壬午说”。1954年3月1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1期刊出俞平伯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文中写道：“我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的二月十二日。”接着作出解释，对周汝昌的“癸未说”予以否定：“周君所据前三首虽题癸未，但《小诗代柬寄曹雪芹》这一首并未题癸未，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懋斋诗钞》的编次虽大致依年分，但有时不很精确也是常事。与其把脂评明明白白的话认为误记一年，似不如将本无题署年月的诗认为误编在次年，较为合理。”

　　胡适后来看到（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懋斋诗钞》，明白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的部分真相，也不再支持“癸未说”。1961年胡适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时，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写道：“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斋诗钞》影印出来了，我看那残本里的诗，不像是严格依年月编次的；况且那首“代简”止是约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来喝酒的诗，很可能那时敦敏兄弟都还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两个月了。所以我现在回到甲戌本的记载，主张雪芹死在‘壬午除夕’。”关于《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王佩璋曾作过深入的研究。王佩璋到北京图书馆去查了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的《懋斋诗钞》稿本，研究文章《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上。王佩璋文章中说，经过亲自查看和研究，确证《懋斋诗钞》稿本是一个残本，又是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并非如周汝昌所说“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王佩璋特别指出：其《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之前第三首《古刹小憩》题下注之“癸未”也是后人贴补的，原年月之字已挖去不可见，此处的挖改贴补至少在1802年之后。所以《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并无作于癸未的证据，也不一定作于壬午，可能作于壬午以前的某年。

　　周汝昌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发表以后，受到胡适的重视。从1948年起，周汝昌沿着胡适、顾颉刚、李玄伯过去“考证”的路子，从清人文集、地方志和各种文献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材料，也搜集到一些有关曹雪芹身世和《红楼梦》版本方面的材料，以及不少过去“索隐”者使用的同曹雪芹与《红楼梦》无关的材料。他依据这些材料和胡适、李玄伯（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等）、奉宽（著《兰墅文存与石头记》）等人过去提出的材料，著成《红楼梦新证》一书，于1953年在棠棣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先生搜罗材料的功夫和贡献，是令人称道的，他也因此获得了名声。但周先生的论断往往不可信。周汝昌的考证方法，没有胡适那样的逻辑性，有时他用想象代替“求证”，或把可能性当作现实性，有时甚至对证据作不如实的叙述。他的文笔也不像胡适的考证文章那样明白切实，关键地方他往往闪烁其词。书中常见“出我假拟”、“我的揣想如此”等声明，跟在这些“假拟”、“揣想”后面的却是肯定的断语，然后又以这些“假拟”、“揣想”为前提推论出更多的“假拟”、“揣想”。正因为这样，周汝昌先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极端的“自传说”回归于“索隐”。

　　在过去的文献中记载曹寅有弟弟子猷。周汝昌和他的四兄祜昌先生根据《诗经 .大雅 .桑柔》中“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一句，推断子猷名宣，字子猷。这个推断写入《红楼梦新证》第二章第二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冯其庸发现康熙年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 .宦迹》所载“曹玺传”内有“仲子宣”一笔，证实曹寅弟名“曹宣”。周汝昌兄弟当年的考证是正确的，他们从“名”和“字”的意义的联系去思考也是恰当的（“猶”和“猷”相同）。对于周汝昌先生曾考出“曹宣”名字的成绩，近年有学者作了过度渲染，称周先生具有多么大多么大的悟性，好像一个问题上的正确就能代表其它问题上也会正确。我们社会上的任何人，包括做学问的人，在一个问题上正确，并不能表示别的问题上也一定正确，更不能表示什么都正确。拿周先生来说，他在考出曹宣名字的同时，又据曹寅《楝亭诗别集》卷三《闻二弟从军却寄》中“与子堕地同胚胎，与子四十犹婴孩”两句，推断曹寅、曹宣“二人是同胎孪生的弟兄”。（6）这就完全错了。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九月初七。（7）《楝亭诗钞》卷二《十五夜射堂看月寄子猷二弟》与《和芷园消夏十首》两次称曹宣为“卯君”，意为卯年生者，典出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槃为寿一首》。这说明曹宣生于康熙二年（癸卯）。又，《楝亭诗钞》卷三《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中“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注“生辰同花生日”，说明曹宣的生日在二月。周先生看《楝亭集》没有从这些诗中看出曹寅、曹宣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就不仅是“悟性”不够的问题了。

　　所以，考证要靠证据，不能靠悟性。正如胡适说的：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8）

　　章太炎、胡适曾经把考证比作法庭上打官司。法庭上打官司是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不能说“悟”到谁有罪就有罪，“悟”到谁无罪就无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刚当古典文学教师的时候，曾认真读过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六十年代以后又陆续读过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红楼梦新证》（增订本）、《曹雪芹小传》等等著作。对于周先生那么不厌其烦地寻找、耙梳文献资料，我颇为欣赏。同时，我看到他利用所搜集的材料进行推理和论断时，往往不遵守逻辑规则，好像读中学时没有好好做过平面几何的证明题。如讨论曹雪芹卒年时，周先生看到蒋士铨的诗讲癸未年北京曾流行天花，便断言曹雪芹的儿子死于癸未年，雪芹因而也死于癸未年。（9）周先生以此作为曹雪芹死于癸未除夕的一个证据，实在是笑话！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不只是天花死人，别的疾病或天灾人祸也会死人，壬午年也会死人，壬午年也不一定就没有天花。又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贾氏宗祠有副对联：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这副对联的上联是说宁、荣二公尽忠竭力、安民养民的意思。“兆姓”的意思即万民。《孟子》书中有“保民而王”、“百姓之不见保”、“五榖熟而民人育”等语。（10）《说文》：“育，养子使作善也。”焦循解释说：“养子使作善也，是育即养。”（11）“保”和“育”是近义词，“保育”是近义并列复合词。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把这副对联解释为：曹雪芹暗指自己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说连皇帝至有今日，其所赖者也是曹门孙氏夫人保母抚育而长大成人的”。（12）周先生把“保育”解作保姆（大概由近代的保育院想来），又把“兆姓”曲解为“正是指皇帝”——周先生说，因为皇帝是“兆姓的统率与代表者”，所以用“兆姓”婉喻皇帝。试问，难道曹雪芹有皇帝代表兆姓这样的想法？不管曹雪芹怎样想，也不能把“兆姓”解释为一姓一人啊。周先生又接着解释下联：“这‘贯天’的功名，正指孙夫人曾是康熙的保母“，“这才是‘功名贯天’的实义”。照周先生这样讲，曹雪芹用“功名贯天”、“肝脑涂地”来称颂保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胡适1960年已撰文指出，“清圣祖的保母不止曹寅母一人”。（13）康熙小时候负责喂奶和照料的，即乳母、保姆之类，晓得有多少人，她们的职责不就是喂奶、洗尿布之类吗，曹家有个妇女进宫当过保姆，就“功名贯天”！只有周先生有这种离奇的想法，“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的曹雪芹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曹雪芹在朋友面前说自己的曾祖母当过皇帝小时候的保姆，流露出“功名贯天”的意味，朋友们还瞧得起他，还赞扬他“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我在《曹雪芹评传》中写道：“儒家正统文化和专制主义的制度把许多文人变得萎弱、没有骨气，而曹雪芹的骨头又坚又硬又傲，愈穷愈坚愈傲。”“傲骨——曹雪芹的人格精神，最充分地显示于他创造的艺术作品，不仅见于他笔下的石头，也见于他的诗和他小说的人物形象。”谁懂曹雪芹和《红楼梦》啊！

　　我还在作青年教师的时候，就在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上批了一句：“学足以搜罗，不足以识断。”正因为我对周汝昌先生是这样一个印象，所以在1981年和1982年两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一次在济南，一次在上海）期间，天天看到周先生（在我的印象中，自1980年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以来，周先生只参加过这两次会），却从没有和周先生打过招呼，没有和周先先生说过一句话。会议期间到餐厅吃饭，都是随便坐，桌上坐满了就开饭。几次和周先生坐在同一桌上吃饭我也没有同周先生打招呼。有一次吃饭，我坐在周先生女公子周伦玲小姐的右侧，周伦玲小姐的左侧是周先生，我感到很拘谨，就问了周伦玲小姐一声：“周先生的视力怎么样？”周伦玲小姐简要地回答了我。我听完就一心一意吃自己的饭了。我这个人，虽不善于交际，但那时候参加全国《红楼梦》讨论会的期间，也曾虚心向吴世昌先生、王利器先生、周绍良先生、端木蕻良先生以及当时尚被视为中年学者的冯其庸先生、陈毓罴先生、刘世德先生请教，心理上也很自然。不知怎么地，我那时就不愿意同周先生说话。

　　二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最突出的问题，是把胡适的“自传说”推到极端。《红楼梦新证》处处将《红楼梦》的人物同曹家的世系机械地相比附，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年表”，连“岁时节序、年龄大小”都“惊人的”吻合，“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周汝昌称，《新证》的所有材料“拱卫”着这样的“主旨”（14）。《新证》书中常是曹家、贾府混为一谈，而且用《红楼梦》小说的描写作为曹雪芹家世身世的史料。如说什么贾母五十多岁失去丈夫，“不到三四年，唯一的儿子曹颙又病死”，曹頫又“过继给贾母”；雪芹大姊（元春）“选入宫为嫔妃”，等等。197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删去了“自传”、“年表”之类的话。增订本卷首刊有李希凡、蓝翎发表于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红楼梦新证>》。李、蓝的这篇文章虽然也批评《新证》“在自然主义‘自传说’的观点上，和胡、俞取得了一致，并且用全部的考证工作发展了这个观点”，但李、蓝的文章当时主要是为周汝昌解围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的《重排后记》（写于1974年）写道：

　　运动中间，蒙李希凡等同志专为本书写了评文，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现在征得希凡同志的同意，把它刊在重排本上，我将它冠于卷首，请读者尽先取阅。

　　我这本在文艺观点上带有根本性错误的书，应当也必须接受批判。但是那时就有极少数的个别人，把我说得甚至比胡适还反动，文章越来越“凶”起来。这大约是一种扩大射击面、转移注意力，借以掩护主要批判目标的“战略”吧？在这种情势下，党报刊出了希凡同志的文章，严格要求，深刻批评，又与人为善。这时，个别人要把我打成胡适第二的浪潮，才伏落下去。而这样一来，我在运动中接受的教育，就加倍地深刻了一层。我在此追述这一点，主要是说明党对我的关怀和策励，以及我的感激和惭愧的心情。（15）

　　笔者也是从“运动”中走过来的，也曾一度面临过某种危险，但像周先生这样的言词，在那个年代见的并不多。何况周先生当年远没有俞平伯受到的那样大的压力，更没有面临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危险，用“红迷”的眼光来看，也不是“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的处境，有必要说这样的话吗？可是，到八十年代，周汝昌先生又回到极端的“自传说”，而且对于他曾经那么“感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和“冠于卷首，请读者尽先取阅”的“评文”，很不客气了。周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书中引用李俍民1978年2月给他的信，对于他在《新证》之《重排后记》中放弃“自传说”“而奉 * * *之文为圭臬”，表示“不敢苟同”（周先生用三个*代替当年奉为圭臬的文章之作者）。接着，周先生声明：他七十年代“修掉”“自传”之类的话语，是为了“换取发言机会”；“明眼人定会看出我那拙著仍然是‘主张自传说’”。（16）又说：我这个意思，当时也不敢讲得那么直来直往，总得考虑在“千回百转”让具眼之士看出我要说的“典型化”方法根本就不是那时“奉为圭臬”的（即自认为就是科学真理的代表的）那种意见。（17）

　　周汝昌先生这些话，还有些故事可讲。这里略加叙述。

　　1954年批判“新红学”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读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而触发的。但是，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是个人的学术行为；《文史哲》、《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也是作为学术讨论的文章处理的。至于这两篇文章后来成为一场批判运动的导火线，则不是李、蓝两人的责任，也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指示，发表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才向全国公开发出号召，矛头直指胡适。知识界许多人的响应也是从看到钟洛的文章开始的。就一场批判运动来说，是从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正式开始。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是《人民日报》社发表钟洛文章之前的约稿。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是毛主席指示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从10月23日到29日几天，全国各大报刊没有发表其他批判文章。尔后，由于领导的号召、动员和启发，文人们的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接着出来了。率先出来的是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批判胡适把《红楼梦》当作“麻醉青年的工具”，批判俞平伯把《红楼梦》当作“‘闹着顽’的无聊对象”。周汝昌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的文章也可能是领导动员写的。动作之快，不难想见。由于周汝昌率先发表批判文章，宋云彬特别恼火，认为周汝昌借批判别人来美化自己，便在批判胡、俞的文章中顺带批判了《红楼梦新证》。在此前后，陆侃如在发表于10月31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的文章中曾提到《红楼梦新证》“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魏建功发表于11月26日《光明日报》的文章，称周汝昌10月30日的文章是对胡、俞的“控诉”，虽然认为“周汝昌诉说自己所中的毒害还不深刻”。再后，就是《人民文学》杂志1954年第12月号发表的胡念贻的《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1955年1月1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的褚斌杰的《评<红楼梦新证>》。在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发表之前涉及《红楼梦新证》的批判文章就这么几篇，真正专门批评《红楼梦新证》的文章，这时候只有褚斌杰的一篇（运动前数月，《光明日报》1954年6月21日“文学遗产”副刊发表粟丰所作《应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写实性——读周汝昌君<红楼梦新证>的意见》，是一篇纯学术文章，不在此列）。毛主席和中央报刊从没有说过宋云彬、陆侃如、魏建功、胡念贻、褚斌杰等“极少数的个别人”，是有意“扩大射击面、转移注意力，借以掩护主要批判目标”。周汝昌“换取”到“发言机会”以后，加给宋云彬、陆侃如、魏建功等人的罪名，远过于宋云彬等人对他的批判。大家知道，凡是“红迷”，都记得一句话，“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

　　这里，我想到在红学研究上执著而近乎迂的吴恩裕先生。吴恩裕当时也受到一些批判。10月24日何其芳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上，当面批评吴恩裕“全部肯定了”胡适“反动的实验主义指导之下的考据”。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发俞平伯和吴恩裕垄断珍贵材料的“恶劣作风”。胡念贻的《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文，也将吴恩裕列入“继承了胡适的考据方法”的行列中，着重进行了批判。可是，吴恩裕根本不当一回事。1954年批判运动之前，吴恩裕忙于搜集曹雪芹的材料，作考证；大批判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之后，他仍然在忙于搜集曹雪芹的材料，作考证，写考证文章。他只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表态，再就是在考证文章中强调过一句“《红楼梦》是包括着曹雪芹若干事实的小说，但绝不仅仅是自传”。除此之外，他始终没有批判过胡、俞，没有写一篇批判胡、俞的文章，终其一生也没有提过谁在1954年运动中批判过他。据我所知，当时因为感知遇之恩而在强大压力下也不肯批判胡适的，颇有人在。

　　据1954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们一些青年觉得两本书是一样货色，后者的考证甚至比前者更繁琐，也应该批评。这时，听到周扬和胡绳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们觉得从这里学到一种政治智能，克服了‘单纯学术观点’的书生之见。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8）大约是有了毛主席的指示，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李、蓝当时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据说，李希凡在发表文章之前到医院看过周汝昌，告诉周汝昌将要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19）李、蓝的文章发表以后，周汝昌随即病愈出院了。无论怎样说，李希凡在1955年是“救”了周汝昌一把。凡是经历过“运动”的人，都有一种情结，就是对于“运动”中为自己说过话的人，总是难以忘怀。

　　三

　　周汝昌先生的另一个极端见解，是彻底否定后四十回。在《红楼梦新证》初版中，周汝昌先生称后四十回为“伪四十回续书”，称高鹗为“败类”。因为《红楼梦新证》完稿时，在解放初期，正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时期，周汝昌呼吁，“现在是翻身报仇雪冤的时代”，我们不能“饶恕高鹗这家伙”，“我们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20）

　　我们知道，胡适、俞平伯对后四十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是肯定的。这个肯定也是恰当的。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初版中大骂高鹗的同时，也批判了胡、俞对四十回悲剧结局的肯定：“有人赞扬过高鹗保持了全书悲剧结局的功劳，但我总觉得我们不该因此便饶恕高鹗这家伙”，“他也配续曹雪芹的伟大杰作吗”，“难道我们还要为了那样一个‘悲剧结局’而欣赏这个败类吗”！这很像那时候批斗会上的话语！最近刘心武先生在《揭秘古本<红楼梦>》（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上编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文怀沙在编辑工作中将《红楼梦新证》中的“胡适先生”改为“妄人胡适”。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周先生开始动笔写《红楼梦新证》的时候，还在解放以前，正是胡适热心帮助他和他崇敬胡适的时候，称“胡适先生”不足为奇，而文怀沙在解放初用一个“妄人胡适”也很合理。刘心武特意写上这么一段，是因为当今有些年轻人觉得周汝昌不应该那样对待有恩于他的胡适。不过，这种事情不解释大家便不再提起，要解释就越解释越令人糊涂。人生，就像写毛笔字一样，一笔写下去，就不能改了；如果写下了，又想心思去描改，往往是越描越不像样子。我们看《红楼梦新证》初版，第一章“引论”的第二段，就批胡适：抓住亚东图书馆校印程甲本的机会，“又大做其所谓考证疏解式的文章”，六年后排印程乙本，“风头主义者胡适又照例写序赞助，可是我们却有点胡涂了：这是表扬真呢，还是提倡伪呢”？《红楼梦新证》初版第二章“人物考”开头一段，又有这样的话语：“所谓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不过拾前人之牙慧而已。”《红楼梦新证》初版第五章，周汝昌在叙述他发现《懋斋诗钞》提出“癸未说”之后写道：“我曾把这个结论写成一个小文，发表在报纸上；连胡适也没奈何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承认这个推定；这个定案也许不致再被推翻了。”这些话语其实比“妄人”说的更重。在《红楼梦新证》初版中，我只在第五章第一段看到一处“妄人胡适”。我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对于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很了解，你要说他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狂妄，他们一般不在乎；你要说他没学问，是拾人牙慧，是所谓的“学问”，那就叫他们很痛很痛！

　　周汝昌先生彻底否定后四十回，还有个出人意料的说法。他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的《重排后记》里提出：乾隆朝的统治者、名公钜卿隐匿曹雪芹作的后三十回，又物色高鹗、程伟元偷改前八十回，伪续后四十回。1980年，周汝昌提交威斯康辛国际红学研讨会的论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则进而判定物色程、高作“伪全本”的是乾隆皇帝本人与权臣和珅。照周先生这个意思，《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乾隆皇帝本人与和珅亲自组织人炮制的，按过去的说法就是“御制”。周先生真是出语惊人，他究竟拿出了什么证据呢？仔细读他的论著，没有看到一条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像他论证“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一样，全是雕空凿影之假想、猜想、揣测。

　　四

　　周先生提供文献资料，有时候不能如实叙述。过去我发表的文章指出过这一点。这里我再举两个事例。

　　周汝昌先生在1995年12月8日的《文艺报》上发表《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义与论据》，其第九条“论据”是：

　　上述康熙府县二志，在曹玺传中明言其祖父“令沈阳有声”、“宦沈阳，因家焉”，则可知其中“寄籍襄平”之辞，亦即谓此，译成今文就是“寄籍辽东”。盖“襄平”本汉时郡名，非指一个小地点。可看《汉书》的地理志。

　　周先生说的“康熙府县二志”，指康熙年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和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二志中有“曹玺传”，是冯其庸先生发现的。《上元县志》的“曹玺传”说：“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21）这篇“曹玺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著籍襄平”，周先生却说是“寄籍襄平”。随意在文献资料上做手脚。“著籍”和“寄籍”的意思是不同的，本书后面有文章会谈到这个问题。周先生又说，“襄平本汉时郡名”，要读者去看《汉书》的《地理志》。我书桌旁就摆着《汉书》。《汉书 .地理志》分明写着：

　　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襄平、新昌、无虑、望平……

　　汉代，只有襄平县，没有襄平郡。襄平，是辽东郡的首县，郡治所在。襄平故城就在今辽阳市。周先生的《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义与论据》发表以后不久，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除非周先生另有一部世人不曾见的秘本《汉书》，否则，自以为最懂历史、最懂中国文化的周先生，又闹了个历史知识的笑话。”可是，周先生后来把《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义与论据》收入《红楼家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时，未作修改，亦未作说明。

　　又有最近一个事例，我要提出来请周先生为我释疑。

　　河南海燕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周汝昌精校本《红楼梦》，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周汝昌汇校本《红楼梦》，两书的开头为甲戌本的“凡例”。第一行“是书题名极”后是五个空格，空格后是“楼”字。形式为：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

　　周先生在下面注云：

　　以上凡例第一条。据1947年所见“甲戌本”原本，“点睛”均作“点晴”，“簿籍”作“薄藉”，首行末缺四字有半。

　　“点晴”、“薄藉”我在这儿不谈。周先生是1948年看到甲戌本的，他这儿错成1947年。周先生1948年6月从胡适家中借到甲戌本后，于1948年7月11日曾给胡适一封致谢并建议“集本校勘”的信。此信现存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中，收入（合肥）黄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笔者手中也有复印件。又，周先生送还甲戌本之前曾在甲戌本后面留下跋语：

　　卅七年六月自    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

　　周汝昌谨识卅七、十、廿四

　　可以肯定，周先生是1948年才看到甲戌本的。这个问题，这儿不多谈。

　　周先生说，他1947年从胡适那里借的甲戌本上“凡例”首行之末是空着的（缺四字有半）。因为周先生这样一说，刘心武的《揭秘古本〈红楼梦〉》（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就来“揭秘”、“探佚”：

　　现在传世的甲戌本几经易主，或者是其中有的藏主保存不善，或者是在转卖流动的过程里不小心，这第一句里有五个字被磨损掉了，现在只好用口口口口口替代。被

　　磨损掉的五个字应该是什么呢？这是“红迷”朋友读这个本子遇到的第一个需要探佚的问题。其实，通过对上下文的推敲，是不难猜出来的。读者们可以展开讨论，去形成共识。

　　我把自己的探佚心得告诉大家。

　　先把这句话引在下面：“是书题名极口口口口口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

　　我是这样来猜的：“极”字后应该是“多”字，“梦”字前必定是“红楼”（如果仔细看影印的甲戌本，这五个字里还有个字剩半个，就是“梦”字前的“楼”的一半），因此，需要动脑筋猜的，只剩当中两个字，这两个字，我说是“然曰”。连起来就是：“是书题名极多，然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

　　………………………

　　现在我把甲戌本的“红楼梦旨义”的第一句，按自己的理解补足了字，并给加上了新式标点。不知读者诸君同意否？欢迎讨论。（22）

　　刘心武先生这本书流行开了以后，一般读者还真以为刘心武“探佚”，在甲戌本上补了五个字，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谁知————

　　有关这五个字的空缺问题，我先作一个简略说明。

　　1927年，胡适从胡星垣手里买到甲戌本《石头记》。1928年2月胡适写出关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的研究报告——《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于《新月》杂志。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五。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已作交代，此抄本“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抄录“凡例”的全文。其首行文字有：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口口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23）

　　1961年胡适在台湾将甲戌本影印出来。其“凡例”的首行、次行是：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    红楼

　　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

　　“多”字和“红楼”两处钤有“胡适”印。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里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夏天得到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首叶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这是有意隐没这部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

　　影印本问世后，海内外广为流行，大陆出版机构多次据胡适影印本复制出版。稍为熟悉《红楼梦》版本的读者，都知道甲戌本上“是书题名极多”和“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两句话。

　　台湾的潘重规先生在研究甲戌影印本过程中，疑“多”和“红楼”为胡适所补写，致函毛子水代为查询。1975年台湾胡适纪念馆再次重印甲戌本，书后有毛子水撰写的“第二次重印跋”。跋文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我现在要借这个重印的机会把一件和这个影本有关的事情告诉读者。影印本的第一页第一行的“多”和“红楼”三字，潘石禅教授疑为胡先生所补写的；曾于今年夏间写信嘱我代为查询。我函商胡先生哲嗣祖望兄；祖望兄即转请蒋硕杰教授代为校对。上月中，蒋教授给祖望兄的信有下面一段：

　　潘重规先生之推测，完全正确。原书是页表纸破损一角，自“极”字以下第一行之原文尽失，“多”及“红楼”三字，显是适之先生写于里纸上者。自原书上尤可辨纸色略有不同；但自影印本中则不易辨矣。唯字体与原书其他各字显然不同；且“多”及“红楼”三字上均盖有“胡适”图章，显系适之先生指示后人此三字乃其补写也。

　　在这里，我可以说，由于潘教授读书的仔细，蒋教授考订的精审，这个影印本仅有的疑点实已涣然冰释。这两位学者，都是这个影印本的读者所应深深感谢的。（24）

　　又，周策纵先生说：他从原本上看，“极”字下原留有一撇，胡适是在这一撇下补成的“多”。（25）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胡适早在1928年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时候，就要在“极”下补上“多”，隔两格以下补上“红楼”与后面的“梦”字相联。他在甲戌本抄本上正是这样补上的。

　　1948年6月周汝昌从胡适家里借到珍贵的甲戌本，他和四兄祜昌合作抄录了一个副本（由祜昌抄录，汝昌校雠），可能是11月将书还给胡适。

　　我有证据证明周汝昌1948年看到的甲戌本原本上，已经有了胡适补的“多”和“红楼”三字。

　　第一个证据是，陶洙于1948年、1949年曾从周汝昌手中借到周氏兄弟所抄录的甲戌本副本，在己卯本上作校补工作。陶洙过录了甲戌本副本上的“凡例”和全部批语。陶洙所过录的“凡例”首行是：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口口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26）

　　第二个证据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358页，有（祜昌抄录，汝昌校雠）的甲戌本副本首页书影，其“凡例”首行为：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    红楼梦是总其全

　　从这页书影上还可看到，祜昌抄录的“簿籍”被改为“薄藉”，祜昌抄录的四个“睛”字，有一个“睛”改成“晴”。应是汝昌改。

　　这两个证据说明，周氏兄弟抄录的甲戌本副本上有“多”和“红楼”三字。这“多”和“红楼”，当然来源于胡适的甲戌本。据周汝昌当时和胡适的通信，周氏兄弟抄录甲戌本的两个多月，“十二分小心”，“二个多月，只有二人的手摸过他”（指甲戌本），“多翻一次便眼看着他多一次危险”。周汝昌9月19日的信说：“先生这样不弃，谆谆教导，迥非常情能及，我如非糊涂人，定感知遇。”（27）既然是这样的心态，我们不可能作别的想像，只能肯定地说：周汝昌1948年看到的甲戌本原本上，已经有了胡适补的“多”和“红楼”三字。

　　胡适早在甲戌本“凡例”的第一行补上了“多”和“红楼”三字，而“多”下面的两个字的空缺，他一直没有补。胡适没有补的这两个字的空缺，吴恩裕主张补“如曰”或“一曰”，周策纵主张补“歧义”或“异义”或“用义”，日本太田辰夫建议补“题曰”。（28）实际上读起来都觉得不顺畅。这就像一件艺术品，缺了一块，后人怎么补都令人不满意。

　　周汝昌先生突然提出他看到的甲戌本原本缺五个字，对读者隐瞒久已通行的胡适补的“多”与“红楼”三字，让刘心武来“探佚”，来补，刘心武也大言不惭地声称是他补“多”，补“红楼”，再“动脑筋猜”，补“然曰”。大概只有一个“然”字还说得上是刘心武“动脑筋猜”的，但令人觉得不通之极。至于“多”和“红楼”，刘心武就不要忽悠读者了。

　　五

　　周先生引用文献资料，还有断句的错误。如《楝亭诗抄》卷六《思仲轩诗》的小序，在《红楼梦新证》旧版和增订版中都是这样标点的：

　　思仲，杜仲也。俗呼为檰芽，可食。．．．．．．（29）

　　杜仲是高数丈的乔木，人如何吃？这一句的正确读法应该是：

　　思仲，杜仲也。俗呼为檰，芽可食。．．．．．

　　杜仲又名思仙，思仲，《本草纲目》卷三十五“杜仲”条引苏颂《本草图经》语：“江南谓之檰，初生嫩叶可食”。周先生即使没有见过杜仲树，难道没听说过杜仲，竟至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本篇就写到这里，鉴于某些出版社过度推销周先生著作，为广大读者着想，后面各篇将继续指出周先生的种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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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汝昌1947年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借到的《懋斋诗钞》是“纸墨还都是很新的”抄本此抄本1948年以后入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据以影印的《懋斋诗钞》稿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是吴恩裕1954年在《八旗艺文编目》的编者恩华家里发现后由文化部收购，归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

　　（2）俞平伯：《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联合出版《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65页。

　　（3）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第101、197页，（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四版。

　　（4）俞平伯：《<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联合出版《俞平伯论红楼梦》第605、608页。

　　（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35页，（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

　　（6）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61页，（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

　　（7）《楝亭文钞 .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云：“后己未二十二年，庚辰，寅行年四十三。”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逆推知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楝亭词钞别集 .金缕曲（寿郭汝霖八十初度）》自注：“予与龙川先生同日。”龙川先生，陈亮，生于宋绍兴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8）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四集卷4第623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出版。

　　（9）周汝昌：《红楼家世》第12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周在论著中谈此问题多次，此举一例。

　　（10）见《孟子》的《梁惠王上》、《滕文公上》。

　　（11）焦循：《孟子正义》第2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诸子集成》第一册。

　　（12）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49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胡适：《清圣祖的保母不止曹寅母一人》，《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81—3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将“自传说”推向极端的话语在《红楼梦新证》1953年版中随处可见，本段所引见28、171、202、203等页。

　　（1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1145—1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16）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22-25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17）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27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括号的注文为周汝昌原注。

　　（18）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忆周扬》第21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参看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120）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583—584页，（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

　　（21）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冯其庸著）内的照片。

　　（22）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第26—2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23）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学术论集（中国文学史）》下册第8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24）毛子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第二次重印跋》,《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95—49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

　　（25）《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第11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

　　（26）己卯本上陶洙写于己丑人日的“题记”：“甲戌残本只十六回，计（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胡适之君藏，周汝昌君钞有副本，曾假互校，……”此“题记”及所过录甲戌本副本上之“凡例”，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27）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11、31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

　　（28）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曹雪芹佚著浅探》第182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第118—119页，

　　（29）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版第368页，1976年增订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