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道谜语。古往今来，这么多人去考证去解答，仍然找不到谜底。我们为什么不舍弃答案，而去欣赏谜面本身呢？

　　“云门舞集”的主人林怀民曾说：“在好莱坞电影主掌全球通俗文化的时代，西方商业文化往往成为许多人全部的‘精神食粮’。于是，许多孩子是从迪斯尼卡通认识花木兰。然而全球化不应该是自我放弃，因为传统涵括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

　　蒋勋在台湾是有名的才子，画家、作家、诗人、艺术研究者、美学家、教授，种种身份融于一身，称为“全才”并不为过。这次，林怀民的“云门”携《红楼梦》在上海作封箱演出，蒋勋则配合推出了图书《舞动红楼梦》的简体字版。书中结合“云门”的舞蹈与他自己多年的研究，从“青春”和“情欲”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蒋勋对《红楼梦》自有一种“痴迷”，据说在台北和高雄，他以读书会的形式开课讲《红楼梦》(书会已从20人逐渐增加到300人)，一般早晨9点直讲到下午5点，但每次只讲书中的两回。对《红楼梦》已烂熟于心的蒋勋，这次是在巴黎完成《舞动》一书，不仅没有携带任何有关《红楼梦》考证的“红学”参考书，而且连《红楼梦》原著都没有带上。蒋勋解释说，他要把这本书当作“诗”来写，而非“考证”，所以就凭借记忆去写，该忘掉的就忘掉，写给不想看“考证”的人看。这本书在台湾首发，一个星期就卖了1万本，读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读过《红楼梦》，看了这本书后才开始阅读《红楼梦》。

　　人人可以爱《红楼梦》

　　前年，台湾一家书店举办了一次全世界文学畅销书的读者投票活动，第一轮投票结果：《哈利·波特》是第一名，《红楼梦》排在很后面；到第三轮投票的时候，《红楼梦》上升到了第二名，但第一名还是《哈利·波特》。书店一班文人觉得很不服气，怎么才能让《红楼梦》排上第一呢？于是蒋勋把自己上课(《红楼梦》解读)的CD做了1万张，送给每一个投票的读者，才终于把《红楼梦》争到了第一位。

　　这个事件也说明了《红楼梦》这本经典，当代青少年读得并不多。“经典原来是很接近大众的，只是因为不断有学者去注解考证，到最后就成了中文系里很专业的人才敢碰的东西。”蒋勋说，“其实它是一本写给青少年看的书，里面的宝玉、黛玉等也不过13-15岁的样子，今天的青少年如果不知道有一个文学家在写他们的爱和他们的恨，我觉得非常遗憾。”

　　《舞动红楼梦》一书，就是要回到《红楼梦》真正的文学原典，而不是把《红楼梦》变成“老冬烘”。“《红楼梦》里充满着谜语，其实最精彩的却是谜面本身，也就是文本。”蒋勋认为，从胡适之、俞平伯到周汝昌，所有的“红学”研究几乎都在搞考证，考证不是没有作用，但是过多的考证，使得“红学”很少真正针对文本，不去探讨这个小说为什么这么迷人？为什么清代会出现手抄本来传阅？为什么会有人为它补写后40回？这才是《红楼梦》的魅力，而且它对当代的年轻人还是会有魅力。所以蒋勋愿意回到文本细读，以审美的方式来解读《红楼梦》，写自己读《红楼梦》这么多年来的感动。“只有把考证的东西去掉一点，它才能恢复本质动人的一面。”

　　蒋勋的《舞动红楼梦》用浅俗的方式把《红楼梦》重新介绍给大众，让更多的青少年产生阅读它的冲动。“让文学经典重新复活，不是活在中文系，不是活在专家的口中，而是活在大众的心目当中，它才有意义。”对于内地“红学”专家批评作家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不专业以及《红楼梦》研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说法，蒋勋强调，“我希望《红楼梦》是每个人都可以爱它的，如果你心里不期待每个人都爱《红楼梦》，是不会懂《红楼梦》的。曹学芹是一个可以把爱和美与所有人分享的人。解读《红楼梦》不该成为某些人的专利，应该允许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读《红楼梦》，甚至是颠覆性的理解，这才是推广经典的成功。”

　　超越宝、黛、钗三角恋

　　通常民间通俗的《红楼梦》改编作品(戏剧、电影、电视等等)都是以宝玉、黛玉和宝钗的三角恋爱为主线，蒋勋觉得这样是把《红楼梦》“窄化”了，也影响了只看戏剧而没有读过原作的观众的审美，会产生一些误解。一方面，宝玉对每一个生命都爱，都有他的同情和悲悯，而黛玉和宝钗在书中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水火不容，另一方面，《红楼梦》的意义也远非爱情故事那么简单。“对曹雪芹而言，一部伟大的《红楼梦》，如果是‘欠债的，债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恰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真正要展现的结局其实不会是一个三角恋爱的终结，而是人世情缘彻底的了结与领悟。看《红楼梦》如果只看到宝黛的爱情故事，那真是太遗憾了。”

　　“云门舞集”的改编则超越了恋爱故事，以春、夏、秋、冬四季来重组《红楼梦》，舞台上还出现了两个宝玉，一个是真宝玉，一个是假宝玉。蒋勋认为，其实可以用很现代的方式去阐释《红楼梦》，“用西方心理学来讲，真假宝玉就是一个活在世俗里的假自我和一个活在真实里的真自我的对话，这是曹雪芹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两个自我。在《红楼梦》里，贾宝玉知道有一个‘真宝玉’存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觉得那是对自我的一个寻找。一个宝玉贪嗔痴爱，一个宝玉走向洪荒；一个是落入世俗、舍不得人间的宝玉，一个是将要出家、舍得人间的宝玉，舍不得和舍得或许就是曹雪芹要表达的主题。”

　　曹雪芹在他的生命中曾经繁华富贵过，但是后来经历了家族衰败，晚年非常落魄，他最能体会这种繁华背后的幻灭感。“繁华中的苍凉和幻灭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唐诗宋词中就有。如果在繁华里没有感觉到幻灭，那个繁华就变成了贪婪和庸俗，最好的文学中都有这样的沧桑感。”蒋勋说，“林怀民的舞剧也努力表现这种繁华和幻灭。”

　　蒋勋觉得最能体会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是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最能理解浮华和繁华背后的苍凉，鲁迅则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读《红楼梦》感觉“凄凉之雾，遍布华林”。

　　“青春王国”里的青春故事

　　《舞动红楼梦》特别强调《红楼梦》里人物的年龄，认为他们其实都是少年男女，年龄最大的“十二金钗”王熙凤出场的时候才17岁，而惜春只有9岁。所以《红楼梦》也可以说是讲成长中的青少年，是动人的青春故事。

　　元春回家省亲，是贾府最鼎盛的时期，然而众人以为的富贵中，有道不尽的凄凉。贾元春十几岁嫁入深宫，她的青春其实是结束了，在严格的皇室礼法中，她连随意哭笑的自由都没有。“大观园是为元春省亲修建的，元春却为了她心疼的弟弟妹妹破例开放了大观园。她下了一道命令让这些少男少女住进大观园，开始了一段美丽的青少年生活。大观园是在元春庇护下的一所青春王国。她自己失去了青春，却以皇家的势力保护青春，给予宝玉黛玉一个任意挥霍青春的乐园。”

　　《红楼梦》的第二十七回，写到了芒种节，“云门”将此作为舞蹈很重要的一个场景。旧历的四月二十六日，要向花神饯别，要为春天送别。芒种节又多由闺中的少女们举行，有点珍惜青春年华的意味。在日本，他们还保留了这样的节日，他们叫“女儿节”。而在芒种节这一天心事最多的是黛玉，她没有参加众人热闹的“送春”仪式，她孤独一人，带了花锄，走到僻静的地方去“葬花”。

　　说到“葬花”，蒋勋认为，这是最感动青年人的情节。“它其实在写埋葬青春。少年的宝玉，瞒着父母家人，偷看禁书《会真记》。他看到书上有‘落红成阵’这样的句子，刚好一阵风过，树上桃花被风吹下一大片，‘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他想走动，又害怕踏坏了地上的落花，便用衣襟兜着花瓣，慢慢走到水池边(沁芳闸)，把花瓣抖在水中，他以为这样就干净了。没想到，黛玉走来了，肩膀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她说这里的水干净，但一流到外面去，仍旧把花糟蹋了。黛玉说：‘那畸角儿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和黛玉因此有了其他人没有的共同秘密——花冢。就像我在中学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看到鸟的尸体，就一起挖了坑把它埋进去。这个同学至今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共有一个青春的秘密，对青春的生命，那件事是重要的。宝玉和黛玉在春天一起惋惜落花，一起埋葬落花，他们的青春有了共同的纪念，共同的哀悼，共同的回忆。我想，天长地久的不会是肉体，不会是花，而是曾经共同拥有的美丽的记忆吧。”

　　“西方学者认为，青春里面有拒绝长大的部分，宝玉就有点拒绝长大。对宝玉来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父亲贾政，总是逼迫宝玉读书考试做官。宝玉选择对抗大人给他塑造的这个世界。”蒋勋说，“《红楼梦》不细读，不知道宝玉眷恋青春。我觉得《红楼梦》一直在透露逝春的情感，有一部分考证认为曹家是在雍正五年被抄家，那时曹雪芹刚好14岁。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曹雪芹本身就一直停在14岁，他后来拒绝长大，14岁以前是富贵荣华，14岁以后他被迫认识最丑陋最冷酷的现实。”

　　细节决定品质

　　蒋勋在台湾以“说书”的样式给人解读《红楼梦》，走的就是细读的路子，他的上课实况还灌录了CD，总共80回160片CD，取名叫做《细说＜红楼梦＞》。蒋勋认为，一般人读《红楼梦》的时候会忽略很多细节，其实《红楼梦》中许多不被注意的细节，恰恰是它最精彩的部分。

　　张爱玲喜欢欣赏细节，所以她会说“80回以后，味同嚼蜡”。蒋勋说：“后40回的文采细节的确大不如前80回，后补的部分大多只有骨架，而失去了文学的血肉。前80回中，贾宝玉动不动就掏出荷兰的怀表来看，又喝法兰西红葡萄酒，晴雯头痛的时候，他让她用法国药依弗哪，宝玉的房间里充满西洋的东西。可是到80回以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因为补的人不知道清朝的贵族生活，细节没有了。”

　　蒋勋还透露说，他曾经拿《红楼梦》中晴雯生病，医生把脉后开的药方给现在最高明的中医看，药方都是正确的，连后加的几味药都是对的，让人很吃惊。这说明曹雪芹在写这些细节时都并非杜撰的。还有薛宝钗的“冷香丸”以及菜肴“茄鲞”都写得十分细致，把药和膳的精致和奢华写到了极至。我们通常的文学都轻轻带过，《红楼梦》却讲得那么细。蒋勋最后说，为什么韩国通俗连续剧《大长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有细节。

【原载】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