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为“闺阁昭传”，但也必不可免地写到男性，并且它的中心人物正是那位“衔玉而生”的公子，即石头― 贾宝玉。所以，《红楼梦》 中有关男性的描写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两百余年来“红学”有关男性人物的论述已是大量而突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和后世《红楼梦》 阅读研究基础的“一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红学”有关男性人物的研究，除贾宝玉因“总一园之首（看）" ，为“诸艳之冠（贯）" ，研究论著独多，已在本丛书中单立汇为一卷，可以不论之外，其他男性人物形象也受到“红学”家这样那样的关注，受到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些议论与论述不仅是“红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有独立的认识与学术价值，因而丛书又设本卷以荟萃诸家之说。

　　《红楼梦》 中的男性，虽然有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臭浊逼人”，但在实际的描写中，“女儿”并不都令人“清爽”, “男人”也并不都是“臭浊逼人”。如柳湘莲、石呆子等都是作者同情或心仪的人物，焦大甚至是“贾府的屈原”，即使贾政、贾瑞、贾琏等等也不是一味“臭浊”的罢！这使得读者专家见仁见智，而本卷之选也得以百里挑一，琳琅满目，有丰富的内容。

　　本卷所选，循旧、新“红学”之迹，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索隐《红楼梦》 中男性人物形象的姓名、字号的深意、原型和影射对象。作者曾自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出于时代的原因，对贾雨村、甄士隐等人物的命名确实别有深意。因此，脂砚斋以来的“红学”家们，从来就没停止过索隐和阐释。如日“假话，妙！实非，妙！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或日“贾雨村”即“假语存”、“假于村”、“假予忖”、“假寓纯”，又或日“贾假也，政正也，琏廉也，琼忠也，蓉容也，蔷祥也，芹勤也，以及敬也、赦也、珍也、瑞也，而皆贯以贾姓，令人失笑”等等，都是一时人的见解。

　　索隐派、考证派“红学”家都相信红楼人物有原型或有所影射，而各因阅历、知识等背景以及侧重点和解读方式的不同而自立一说，遂使某一人物的原型或影射对象言人人殊。如北静王的原型就有永璐说、平郡王福彭说、胤祥及弘晓父子两代怡亲王说、怡亲王允祥（即胤祥）说、恒王说、曹子建说、允禧与永熔的综合说等7 种说法；贾赦的影射对象就有“睿王”说、“多尔衰”说、康熙帝说和“郑王与睿王”说等。甚至于同一历史人物在“红学”中可能成为不同男性的原型或影射对象。如贾赦的原型有曹頫说、曹寅说，而贾政的原型也有曹頫说、曹寅说。这些说法或系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却不仅自古有之，而且至今还不断地产生出来，不容不予以特别的注意。

　　二、评价《红楼梦》 男性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思想性格永远是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的核心。旧红学的评点和杂论，虽然三言两语，不成系统，却因来自反复的阅读体验，往往能够抓住人物最主要的特征，切中肯綮。如二知道人评贾政云：“贾政性本愚暗，乏治繁理剧之才，身为郎官，不过因人成事耳。即自公退食，亦不善理家人生产，食指日众，外强中干，阿家翁痴聋而已。”王希廉评贾政曰： “贾政不肯使家人银钱，固是仁厚。但明知家业凋残，既不能选人清查，又不能亲自料理，真是毫无主意人。”他如“迁疏肤阔”、“侯门一腐儒”、“纯乎书腐气”、“庸人也”等等，无不击中要害。

　　新红学成立以来，人们开始参用西方文艺理论来分析人物性格。尤其是建国以后，大陆红学界纷纷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形象的分析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学术界把贾政贴上“反面人物”的标签，称他是“维护封建统治势力的反面人物”、“一个思想僵滞、感情枯竭的人”、“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制度”等，虽多有偏颇，却不容过于偏废。但“文革”期间的“红学”，却不仅把《红楼梦》中的“男人”政治化，而且有许多是妖魔化了。如以贾政为“一个顽固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贾府里的孔‘圣人’”、“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一个不学无术的大草包”、“贾府的孔家店头目”、“克己复礼的顽固分子”, 以孙绍祖为“骗子”、“中山狼”并与“批林（彪）”联系起来等等，就不仅明显受到政治的干扰，而且到了信口开河的地步，几无任何学术的价值。但为了尊重历史，本卷仍择其一二存之。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红学”也得以拨乱反正，《红楼梦》 中男性形象被更多“红学家”作为活生生的人加以审视，注重剖析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矛盾冲突、分期和变化等。如论贾政的性格既冲突又统一，充满侍亲与孝子、爱家与报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论贾雨村是人不是魔，“具备狮子、狐狸和男子汉这三种品格”，是“一个有识有才而无行的人”、“一个雄壮的奸佞”、“儒雅的名利之徒”、“潇洒的奸诈小人”、“富有才干的投机商”、“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指出其前期“应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后期演变为“丑恶封建官僚”。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得以丰富，也更逼近原著和生活。显然，对红楼人物思想性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

　　三、研究男性人物形象在《红楼梦》 叙事、主题、结构等方面的作用。这些方面始终受到学者的重视。如脂砚斋认为作者借一僧一道“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孙逊和詹丹先生则以为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两个形象“展现了一种人生的基本态度，一种‘空’的观念”；王希廉认为写甄士隐是“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痴迷”，赵冈等则认为他是“整个故事的见证人”、“人物命运的预言者”、“作品中的代言人”等；王晓家等提出塑造秦钟是“正衬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有利于宝玉性格的塑造”, “借秦钟之名，写贾宝玉之实”等。无疑，这些论述对认识《红楼梦》的叙事和结构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四、有关《红楼梦》 男性人物形象文化意蕴的探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挖掘红楼男人的丰富意蕴，赋予他们以崭新的意义。如关四平、陈默等先生将柳湘莲的人生悲剧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代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曹雪芹的文化心态入手探索，诠解其中所寓含的两重文化意蕴：一是“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涤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腐，补偿文人之心理”，二是“昭示人生归宿，以空门宣泄绝望之心态，皈依庄禅之境界，追求身心之自由”；陈洪先生认为一僧一道“成了人生、社会的批判者，成了全书某种批判精神的人格化体现”；林方直先生认为茗烟具有深层的生殖文化内涵，“许多并不是他本人所做所说所想的东西，而是作者在全书中安排的符号活动显示的”等等，都颇具启发的意义。

　　《红楼梦》 男性人物形象研究是“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促进、丰富着“红学”研究的发展。本卷遵循丛书总体要求，共选录有关47 位红楼男性人物的评论交字，除41 人单列之外，另6 人列人“其他人物”；选录文字的先后之序，以人物属帝王臣民，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尊卑长幼主仆等为序，最后列僧、道，并适当考虑与贾宝玉的亲疏关系。有关人物凡选录两条以上者即单列；每一人物相关条文的分类，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凡重要之点都尽量单列出来，只求尽量贴近选录内容，不搞一刀切；仅选录一条的列为“其他人物”，置于本书正文的最后。选录中原文中的注释一律改为加括号说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本卷的选录肯定会有遗珠或偏宕之憾，排序、分类和类序也或有不当，以及其他方面的不足，都一并盼读者不吝赐正。

　　编者2005 年5 月15 日于曲阜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