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巨著，研究哪一部都是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把它们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这是需要相当的魄力和素养的。冯子礼同志的新作《金瓶梅和红楼梦人物比较》，在对两部作品作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以其对人生哲理的独到领悟和对小说艺术的深入研究，饶有兴致地将两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了全面而透彻的对比性剖妒。这样的研究，“既涉及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带出小说的表现特征。”(何满子《序》)

　　要比较，就要找到可比性。《金瓶梅》和《红楼梦》所描写的题材截然不同，笑笑生和曹雪芹创作上的意趣、手法和语言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乍看起来，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啻天壤!可推究起来，《红楼梦》虽然晚出近二百年，但它与《金瓶梅》却产生于同一历史时代，都是封建社会晚期市民意识萌芽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们的冲击对象都是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就其伦理体系来讲，从总体上看，它们也是共同的。何况，“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有大齐之处，作家观照生活而创造人物，也不能不偶有不约而同的。”(何《序》)如西门庆与贾琏，他们表面上相去颇远，而骨子里却有极为相似乃至相同的东西。又如潘金莲和王熙凤，她们有异有同，而又殊途同归。这些人物的差异，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差异。作者一再强调产生这两部作品共同的时代特征，这就给人物性格的可比性奠定了一个唯物反映论的坚买基础。

　　当然，封建末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总体上看，末世有末世的总特征，然而，两个世纪中毕竟还有复杂、丰富的具体变化，还有其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和本质。因此，要准确把握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还要对其具体时期的特殊本质有清楚的认识。作者注意这种分寸的掌握。并把这一分寸贯串于人物性格特征的具体分析之中，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寻求人物思想性格的恨源，例如对西门庆的分析，作者看到他的精神状态既显示了暴发户得意上升阶段的一般性，又带有他那历史阶段的特殊性(第128页)。西门庆这样一个亦官亦商，以商为主，集官商及市井恶霸为一体的人物第一次成为这样一本巨著的主人公，正是明中叶都市商品经济发展市民力量增长的表现。(79页)这种发展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的社会作用主要地表现为进一步刺激官僚对金钱的贪欲，加重官场的腐败。第83页)他有可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但决不是他们的先驱，更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代表。(第23页)这种扣紧人物生活时代的性格分析，就不是笼统泛泛的议论，而与其他作品的同类人物鲜明地区争开来。可以说，冯子礼的比较研究是近年来这一类研究当中较为成熟的一例。

　　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作者的基本方法是在双双对照中显示两部作品的不同品格和人物形象的特征。全书共选出九对人物(人物群)进行剖析。这些剖析，不是一般的描眉摸眼，而是“抉神髓于形迹之中，揭示出社会关系和审美内容，即以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加以开掘。”(何《序》)作者对人物形态的考察过程中，其审美价值尺度不在于雅与俗或者有无韵味，而在于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并进而考察形成这种个性的社会条件和生活境遇，从而捷这种评判有高度的审美原则性。作者总是扣紧人物的出身和阅历，透过人物的言谈容止，透过那些深微的细节描写，努力揭示他们的心理活动，展现他们的灵魂，开掘这些形象所蕴涵的历史内容和美学意义。

　　有的人物形象，例如李瓶儿和尤二姐，她们确相似的性格、相似的追求和同样悲惨的结局。把她们放在一起比较，自然是顺理成章的。而对于那些出身教养相差极大而性格命运又极为相似的人物，如潘金莲和王熙凤，在分析她们性格差异的同时，又指出她们共有的某些本质，这就需要对形象的深层解剖了。例如她们两人都争强好胜。潘金莲的要强，不过是奴性的争强，这是易于看穿的，而王熙凤的争强，又何尝不是根植于奴性基础上的争强!她对贾母的先意承旨、曲意逢迎凑趣取笑等等作法，不也是封建时代奴才对主子，臣仆对君王的态度的写照吗?这样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从审美的角度看，西门庆和贾宝玉是两种水火不容的对立性格，如何将他们加以比较呢?作者的方法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这两个形象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美学价值。作者从五个侧面进行论证，即：对“礼”的挑战和背离，价值观念的更新，伦理观念的变革，神权观念的淡化，雅文化市俗化的倾向，等等，从而得出这两个形象为“相悖互依，逆向同归”的审美结论。现在略举其中的一条论述，以见一斑。在“对‘礼’的挑战和背离”一节中作者说：《金瓶梅》和《红楼梦》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分别从美与丑、从善与恶两极，从情欲与肉欲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欲”这个课题。对于千百年来以“礼”为标志的旧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量。宝玉是用初步人文主义的平等意识来审视和批判以等级和奴隶为特征的封建道德。宝玉所追求的是理想化的形态，而西门庆所体现的是它的现实形态；宝玉的理想，反映了人性进步中一个新的层次，西门庆所表现的则是具体阶段的特殊本质。贾宝玉是封建社会内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代表，而西门庆则是这一阶层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门庆和贾宝玉身上，都相当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新生社会力量的特点。这样的分析，就把两个对立的审美形象的内在本质揭示出来了。这种对两部小说相反相成、相悖相依现象的发现，体现了作者艺术和哲学的眼光。

　　可以说，思辨色彩是这部专著的突出特点，在探求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时候，作者往往沉浸于人生哲理的思考，而且行文中时时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如第六节对《红楼梦》的“色空”观念和“太虚幻境”的分析，第五节关于“清客”在道德和人格上的自我矛盾的分析，第十一节对春梅性格的本质和复杂性的分析等等，都是颇具思想深度的。这里仅摘取作者对“清官”心态的描摹和剖析，以示一隅：

　　意识到奴隶地位的奴隶……也无过多的心理煎熬。唯独清客相公，以佣为客，既要保持斯文身分，又不能保持斯文人格，他们难免要经常遭受着内心的煎熬。观念要他们维持体面，生活又不允许他们讲求斯文；外在方面他们要维持着较强的不屑与小人为伍的“君子”意识，潜在上他们又时时流露出屈躬事人的“小人”意识；传统和教养要他们讲求尊严，而现实生活又不给他们以维持尊严的物质条件，而为了维持尊严他们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尊严。为了斯文，出卖斯文；为了人格，牺牲人格。如果他们不止升为主人，而又不愿脱下长衫，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心灵上的煎熬。　　　……

　　所以鲁迅说帮闲“为有骨气者所不愿为”。

　　从以上摘引的一节分析看，作者对人物的品评，不是用“厚颜无耻”、“忘恩负义”之类的话加以简单化的指责或公式化的评判，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形象的丰富性以及性格内部的张力，触及到他们灵魂的深处。不是置身书中人物的位置，也不是站在作家所能理解和亲身感受的高度，而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站在美学鉴赏的高度，赋予人物性格以恰当的社会属性。这样的分析，既要求研究者“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也就是说既要贴近人物，又要保持审美判断的心理距离。

　　除了颇具思辨色彩外，作者在评判人物时，常会把今天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作某些比较和联系，使小说的分析富于较强的现实感。对于这一点，如何看待?笔者认为现实与历史、生活与艺术，都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所谓现实，也就是明日的历史，而历史，恰恰又是昨天的现实。传统本来就是一条割不断的链条。我们承袭传统，我们也创造传统。这也正是《金瓶梅》与《红楼梦》可以比较的基础。那么，现时代呢?依然可比，人们完全可以由古视今，也可以由今观古，更何况像如此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作品，其审美认识价值都是不朽的。你能说“精神胜利法”只属于阿Q吗?旧的国民性只是存在于作品产生的时代吗?当然，我们反对那种生拉硬扯的胡乱比附，也不赞成无益于思想和艺术分析的随意影射。冯子礼在传统小说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现实感区别于这种比附和影射，他是采取从艺术到生活，再生活回到艺术；从历史到现实．再从现实回到艺术一种审美的方式解读小说、解读传统的。至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这勿庸赘言。但冯著来说，讨论的是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活在艺术世界中，也以说“活”在每个时代芸芸众生性格的深处。前朝旧事，翻成今日新曲，生活本似一场“戏”，演不完，写不尽。一本小说也是一个世界不论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根本上，还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再现或表现。因此，研究中适当的与现实相联系，是无可非议的。这种观照，也是把握小说艺术价值的一种视角。冯子礼同志的这部专著，合拢起来是对两部杰作的混同研究，如果把对两部书的论述，依照它各自的内容另行组织，也是每一部书的人物专论，而且是有相当深度的专论。唯其对两部作品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作出如此贴切的合乎逻辑的比较。用这种比较方法研究作品，它的长处是在比较中更能显示人物的特点，在衬托或反衬中使人物的风貌和气度更加鲜明突出，给人以相得益彰的感受。总之，这部著作容量颇大，涉及问题颇广，不是这篇短文可以概括尽的。至于那些精彩的论说，读者只有阅读了全书，才能得到完整全面的领会。这里仅就笔者初读的一些收获，提供给读者，并借以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