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从最古老的智慧和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的联系。现代人往往可以从古人的精神遗产里获得创造的灵感，异域人又往往惊喜地从中华文化宝藏中得到新鲜的启迪。此种现象并不神秘，古往今来，那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造主体之间，感应和贯通是有迹可寻的。现代的读者之倾倒、执着于《红楼梦》的人生之谜是这样；《红楼梦》的作者之倾心、沉潜于充满古代智慧的老庄哲学也是这样。

　　中国思辫哲学的建立，肇始于老子，而博大精深于庄子。老庄哲学下启魏晋玄学，涵容消化及于佛教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一个视野开阔、境界高远、观念众多的思想体系，它多方探求和表述了作为主体的人渴求从自然、社会及自我造成的精神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生哲学，是一种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儒家思想留下的精神空间。老庄哲学的思辨特质，在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吸引和滋养了后代的无数作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培育了他们的悟性智慧，使得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精品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思辨魅力。

(一)

　　作为一部小说作品，人们在赞叹《红楼梦》自然本真的同时，又惊奇地发现了它背后的井然有序，隐然有据。历来的读者和评家几乎都注意到了书中石与玉、真与假、冷与热等一系列相对迭出的范畴，艺术形象的对举映照更无处不是，艺术手法上张与弛、动与静、繁与简也相反相成。这表明作家在观察生活，构思作品时，非常注意事物的对应或对立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转化，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可看正面，只可看反面”，静极思动，乐极生悲等等，都是关于转化的深入浅出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不仅体察到事物的对立和转化，而且常常从事物的反面，即否定的方面来反观其正面即肯定的方面，这种逆向思维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提高思维水平很有意义。逆向思维贯串着以反求正的方法和语言，是老庄哲学构筑体系的重要特征。正是在思维模式上，《红楼梦》烙有老庄哲学的深刻印记。

　　就思维方式来看，儒道两家是迥然异趣的。儒家用肯定的方法，确认现实社会和人生价值，追求自己的理想；道家则用否定的方法，通过对现实社会种种丑恶的揭露和对人生诸多烦恼的排遣来保全自身，抒发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正言若反”(见《老子》第七十八章)，“这是老子对自己思维模式和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的总结式语言。他的思维模式就是从相反的方面、否定的方面、负的方面来表达他所要肯定和建立的。”〔见汤一介《论〈道德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研究》l986年第1期〕历来注家很重视“正言若反”这句话，认为此语“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强坚”等等，都是说相反而相成，即正言反说。纵观《老子》全篇，像这样从否定的方面来表述自己所要肯定的，俯仰皆是，诸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这些都是要通过对仁、义、礼的否定，来肯定自己所向往的社会和人生境界。小说中贾宝玉对封建社会大丈夫“死名死节”的蔑弃，简直套用了老子式的否定法，以为“文死谏，武死战”是沽名钓誉，“必定有昏君，他方谏”，“必定有刀兵，他方战”。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庄子也用否定式的方法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们熟知的贾宝玉翻阅《南华经》感到意趣洋洋的段落，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箧》第十）“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山木》第二十)。此类激愤之言都出以否定式的方法和语言，具有“正言若反”的性质。

　　《老子》和《庄子》的作者，都是阅世很深又极富文化教养的人，面对苦难恶浊的社会，现存一切事物的矛盾性，相对性，有限性都充分暴露了出来，他们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贯穿着正言若反，以反求正的特征，有其深刻的穿透力和尖锐性。

　　《红楼梦》的作者在看够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生把戏，尝遍了升沉冷暖、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之后，回过头来，从果推因，由末反本，很自然的会接受和运用老庄的这一思维方式。作家借此不仅认识到否定和肯定是一对矛盾，而且看到否定比肯定更重要，即从否定的方面来了解肯定的方面，比从肯定的方面了解其自身更为深刻。诸如“假”对于“真”是一种否定，从而却更深刻地认识了“真”；“了”对于“好”是一种否定，却由那万事都不可避免的“了”的结局，翻转来更为透彻的看清了世人艳羡不置的“好”的光景。从风月繁华到穷困潦倒，“翻了个筋头”的生活阅历经过理性的思辨和反观，就会得到提升和深化。小说中笼罩全局的“以盛写衰”，“以乐写哀”，难道不是“正言若反”的一种艺术显现吗?

　　《红楼梦》所描写的盛况乐事，旖旎繁华，在中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了，而从中透出的惆怅之感，萧瑟之气，衰亡之兆却又透心彻骨，无可排遣。全书故事尚未展开之先，写贾雨村在一破庙智通寺遇见一龙钟老僧，此处有脂批曰：“未出宁荣繁华盛处，却先写一荒凉小境；未写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写一出世醒人。回风舞雪，倒映逆波，别小说中所无之法”。醒人和迷人是一对矛盾，由醒人这一方去观察迷人，当然比迷人对自身的观察更深刻。在小说展现的金迷纸醉，风月繁华的现世生活中，几乎始终贯注着这样一束“醒人”的目光。全书设置了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两个层面，属于后者的神话铺垫、幻境指迷、僧道点化、诗句藏谶等，时时起着一种点醒、反观的作用，其回风舞雪，倒映逆波之妙，决不是简单的技法问题。超现实层面本属虚幻，但由现实层面升华而来，其隐喻和象征，能从总体上诱导读者对现实世界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和超越之想，从背面、负面、否定的方面去观察现实中的一切。

　　在其他古典小说中，人物是应天上星宿下凡或神仙谪贬人间的情形很多，其间性格命运也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住住落入轮回果报和劝惩说教的套子。仙佛现身点化指迷多半为了济情节发展之穷。像《红楼梦》这样自创神话，自造幻境，在似涉神秘似归宿命的外壳中，纳入了如此丰富的思辨内容，则是前所未见的。各个人物的命运好像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或在双关处屡屡暗示，可是读者却不会因为知道“谜底”而索然乏味，反而引发了由末反本，从果推因的浓厚兴趣，关注他们生命行程的本身，探究各种遭逢际遇背后的原因，玩索寓含其中的某种人生真谛。即如贾府四春之冠首的元春灯谜云：“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是怎样一种令人震慑的煊赫又令人战栗的惨烈的景象!元春的故事果然像爆竹、如闪电、似昙花、耀眼眩目，转瞬即逝，生命之火燃烧得过分夺目，生命本身也被销尽了。这“回首相看”未必是元春自己，尽管元春有预感、想退步，但作为“入世迷人”总是身不由己，受到命运之神的撮弄。只有“出世醒人”或曰过来人的俯视，反观，才能达到一种超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事迹所固有的思辨意义显豁起来。

　　可见《红楼梦》对现世生活的描绘已令人叹为大观，它所开拓的思维空间更非寻常作品所能企及。其中的哀乐之情、盛衰之理、聚散之迹、穷通之运虽则都追踪摄迹，不失其真；然又扑朔迷离，莫测其幻。这一切，固然得力于作家的阅历和修养，同样得力于思辨能力和悟性智慧。在这里，否定比肯定更深刻，反观比顺惟更透彻的逆向思维法则，对小说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贯穿在书中的“正言若反”以反求正的特点，脂评感受很深，一再提醒，唯恐读者被瞒过而陷于迷误。这种提醒，有时是针对局部的细微末节，有时是关乎全局的当头棒喝，无论巨细，都值得玩味。比如第十二回中凤姐笑对贾瑞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此处有眉批“勿作正面看为幸”，显然这是反话，贾瑞却当作正面好话听了，焉得不误。下文出“风月宝鉴”时，道士叮咛，“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脂评语重心长地嘱咐：“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贾瑞送命时，镜子发话：“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类此正反真假的提示，则是关系解读全书的一把钥匙了。

　　循此看来，以局部而言，《红楼梦》中的许多贬语、疯话、梦呓，以至醉汉的混吣，糊涂人的唠叨，或姐妹间的顽笑之谈，看上去似乎皆非“正言”，却往注不可闲闲看过，在某种否定的外壳下寓有深意。书中对贾宝玉的贬抑和他那些“疯话”自不必说，常常是以贬为褒，“疯”中见性。他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至情心声以梦呓出之，令一旁坐绣鸳鸯的宝钗不觉发怔。焦大醉后的混吣惊天动地，诗礼传家的帷幕下偷鸡戏狗养汉爬灰，宁府上下从主子到奴才怎不吓得魂飞魄散！还有某些人们不甚经意的顽笑话，看似随口而来，出于无心，也是谐中寓庄，戏言藏锋。试看以凤蛆之骄宠跋扈，有谁敢当面教训她?偏李纨这个心善面和的菩萨奶奶，却在一次姐妹说笑中，反唇相谑，当着众人把凤姐狠狠的数落了一顿：“你们听听，我刚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门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来……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狠该换一个过子才是。”平儿接口道：“奶奶们取笑，我禁不起”。可见这分明是在开玩笑，然而又有谁不为李纨此番痛快淋漓抱打不平的“顽话”叫好。“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简直就是《联明误》曲中“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声口。场面上那些从礼合节的正言套话倒往往是“假话”了。类此的情形还可举出凤姐取笑黛玉“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给我们作媳妇”，宝钗撒娇要薛姨妈“明儿和老太大求了他(指黛玉)作媳妇”。这些地方都以玩笑出之，可对黛玉心灵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以上说话的人也许可视为无意，使人物说话的作家却不能不被看作是有心。

　　更有一种糊涂人倒三不着两的话而能歪打正着、发人隐私者。被众人目为老背晦的李嬷嬷曾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对妹妹向来不敢造次的薛蟠竟脱口说出宝钗护着宝玉是因为有“金玉”之说。旧时评家读此有感，道是“李嬷嬷妖狐之骂，直诛花姑娘之心；蟠哥哥金玉之言，能揭宝妹妹之隐。读此两节，当浮三大白。”(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不管这些评点家对人物的好恶是否存有偏见，其能体察这些话背面的“倒影逆波”，至少可以提示我们从别一角度去品味和联想，开拓那言外的意蕴。

　　当然，所谓“正言若反”并非一味只要人们从小处着眼，用正话反说的套子去寻找微言大义，它原本是对源于老庄的否定式逆向思维的简明概括。从哲学上说，逆推法较顺演法更具方法论意义，更能提高人的思维水平，更富创造性。若能从果求因，由末反本，认定时空中事物的存在必有一超时空者作为其存在的依据，就能极大地扩展思维的空间，增大作品的空灵度。如前所述，笼盖全书的真幻格局，好了因果，以乐写哀，以盛写衰等，都可看作“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在《红楼梦》艺术创造中留下的深刻印记。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作家，当他面对如何构筑形象体系这样重大的美学问题时，尤其需要较高的思维水平，寓含在《红楼梦》人物关系中的思辨特质更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二)

　　人物关系的设置固然受生活本身的拘约，同时也是作家心智的结晶。只要一进入《红楼梦》的形象世界，就会感受到对应或对立的普遍存在，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峭然孤出”的，几乎都是对举迭出，如影随形，互补互济，相反相成。开篇出来一个秉性恬谈的甄士隐，便有一个热衷功名的贾雨村紧随，一冷一热，一沉一升，荣枯易位，真隐假显。英莲根底不凡却有命无运，娇杏出身低微却命运两济。一个由主沦为奴，真应怜惜；一个由奴升为主，全凭侥幸。荣国府中，既有朝乾夕惕、谨慎为官的贾政，便有姬妾成群，放着官不好生做的贾赦。既有清心寡欲的李纨，便有欲壑难填的风姐。先来了林姑娘，又来薛姑娘，一个孤高自许，一个安分随时。丫头中，随之见出“晴有林风”“袭为钗副”。同胞手足，探春何其雅，贾环一味俗。同为侍妾，周姨娘安静省事，赵姨娘无事生非。同为老仆，焦大犯上而见弃，赖大赖主而发达。卜世仁乃贾芸亲舅，却薄情寡义；醉金刚不过是邻居路遇，倒能仗义解难。诸如此类的对照、对比、对应、对立关系，无处不在，而且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不同性质、不同范围内呈现不同的形态，毫不板滞，毫不勉强。

　　其他古典小说也有众多的人物，也有鲜明的个性和出色的描写，然而像《红楼梦》这样自觉的，普遍的，圆熟的以对举迭出的方法来处理人物关系，结撰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寓含在人物关系中超越物象本身的思辨意义，更为一般小说所罕见。

　　在老子言简旨深的《道德经》中，全文五千言，其中相对待的范畴竟达将近五十对之多。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即音响，响是回声)，前后，虚实，强弱，外内， 开合，去取，宠辱．得失，清浊，敝新，唯阿，昭昏，察闷，全曲(委曲)，直枉(弯)，多少，大小，轻重，静燥，雄雌，行随，白黑，吉凶，张敛，兴废，与夺，刚柔，厚薄，贵贱，进退，阴阳，损益，寒热，生死，亲疏，利害，祸福，正奇，寿夭，智愚，牝牡。正是凭借如此众多的相互对待的概念，老子得以表述自己对于宇宙、人生、政事的看法，用“正言若反”的独特方式建立自己的体系。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自觉地在概念之间寻找对应关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简直是一种飞跃。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否定的方面达到肯定，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去寻找超感觉经验的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谈论《红楼梦》中通过人物表述的正邪(贾雨村论秉赋)，阴阳（湘云 翠缕对话），祸福(秦可卿托梦)等概念，据此来研究作家的思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红楼梦》不是哲学著作，而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哲学思辨主要体现在艺术形象之中。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小说中去寻绎如同《老子》那样众多的概念中的“对子”，然而，我们确实从作品的艺术形象中(无论是整体或局部)感受到作家对这一思路是如此熟习，合拍，融通流贯，脉理井然，机杼独出。

　　不妨重提《红楼梦》人物“对子”系列中最著名，历来最受关注的林薛二位姑娘，就艺术形象的互补互济相反相成而言，确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其对峙的格局和性质，早经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作了精当的分疏和概括：“宝钗在作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红楼梦人物论：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作家下笔写林，心目中存着薛；下笔写薛，心目中存着林。能够自觉地进行如此卓绝的艺术创造，除去其他条件外，哲理思辨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不由得使入想到当代的一位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所创造的一对人物，名叫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两个少年都气质高贵，才华出众，品性超群，而且是知心深契的好友。可是两人的天性却截然不同，甚至适得其反，一个祟尚性灵，一个纵情欲望。纳尔齐斯是思想家，遇事善于条分缕析；歌尔德蒙是梦想家，有着一颗童心。用纳尔齐斯的话说：“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你们的危险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你是艺术家，我是思想家。你酣眠在母亲的怀抱中，我清醒在沙漠里。照耀着我的是太阳，照耀着你的是月亮和星斗…”(黑塞《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杨武能译)。黑塞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出过四十多种外文译本，那思辨的色彩的确很能启迪心智，不过这部小说的心理分析和议论似乎嫌多而且直露。回过头来看二百多年前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红楼梦》，其思辨内容的深邃精巧，自然本真，较之当代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由薛林形象的对举映照所能给人的启迪，几乎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人们早已不满意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也不满足于社会历史的条分缕析，而更多的着眼于审美评判和文化价值了。由于薛宝钗这个人物在一段时期里招致普遍的非议，被目为“小人”，因而这些年来对薛宝钗的研究评说较多。时下，她已经由小人还原为君子，公认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少女，尤其是她在人际关系中宽和豁达从容大雅的魅力受到有识之士的击节赞赏。指出：林黛玉的任情、率性、清标，是一种美，美在能够较多地保存自我；薛宝钗的律己、安详、宽和，也是一种美，美在能更多地体谅他人。宝钗的这种美质，无论放到传统道德或是现代道德的天平上都不致失衡。(见刘敬圻：《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这说明评者属意于对人物进行文化价值的评判，自觉地用古代作品中进步的人文精神陶冶当代人的情操，丰富当代人的生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即便是宝钗赋有的美质得到了如此的认可和肯定，也只能更加深刻地说明“对峙”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展开的，“对立”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兼美”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得到。至此，我们可否作进一步的设想，倘若薛宝钗从来不说“混帐话”，不曾劝谏留意“仕途经济”之类，是否能够赢得贾宝玉那一颗赤子之心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对于贾宝玉来说，虽则两者都是美，但却是全然不同的美质。一种是能够与之感应、沟通、契合的，另一种则不能。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心灵契合，才是木石盟约不可移易的本原。可以认为，即使不存在思想倾向、人生道路方面的分歧，薛宝钗这样个性气质的女性，依然不可能成为贾宝玉的意中人。而林黛玉即便真的成了宝二奶奶，她的个性气质也不可能使她称职遂心，依然不能摆脱悲剧的结穴。看来，他们的悲剧不单是爱情悲剧、婚姻悲剧、伦理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红搂梦曲》中“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到底意难平”一类感喟，不仅是对小说中具体的生活故事而发的，也是对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人生局限和人性局限而发的，因而悠长深远，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以至未来。

　　这里不妨一提歌德晚年写成于1809年的小说《亲和力》，其两对男女主人公都是富有教养的品格高尚的人，故事的发展却在四个人之间出现了未曾料到的“新的组合”，歌德认为极其可贵的是因为“无条件地爱”。小说揭示了近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婚姻即使并非买卖的、包办的、门第的、政治的，表面是自由的，仍不免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人不能顺从命运，便生出了无数的悲剧。这部小说曾被看作是“诲淫之作”，实乃极大的误解，同歌德早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依旧是对个性的深沉呼唤。小说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框架，带有强烈的思辨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恐怕亦非歌德此作可比，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