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红楼梦》是一座梦中的岛屿，迷雾环绕，美伦美奂。很多人在这片水域泛舟，刻意地，随意地，精心地，无心地。每个人都试图接近，却没有人真正抵达。泛舟人中不乏勇者，勇者中不乏痴者，执著始终，无怨无悔，不断寻找着停靠的岸，试图捧一抔实在的土，自慰，抑或祭奠。祭奠曹雪芹，也祭奠那些优伶般光艳凄凉的岛中人。然而，岸太多，角度太多，交错叠合，人反而成了影，刚刚拨开这边的云，又飘过了那边的雾，愈追寻，愈纷扰。

　　这种纷扰在薛宝钗身上尤为突出。纵观红学界的众多评论，作为《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宝、黛、钗同样纷纭众说。但归结起来，对宝黛，或直接，或隐约，总是有着同情和怜惜在里面，无论褒贬，总是千方百计寻着理由，婉转且不忍。而对薛宝钗，则是多元而极端，恨者恨得彻底，爱者爱得大胆，不爱不恨者，总觉环顾左右，爱恨交错者，又似模棱两可。总之对这个人物，褒贬极端不一，情感极端复杂。

　　二十世纪以来，薛宝钗研究的纷扰之势愈加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有关薛宝钗的研究文章，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的就近300篇。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综述，试求于纷扰之中理一脉络。虽则依旧岛外徘徊，但对泛舟者而言，毕竟有迹可循。

一、20世纪前50年

　　20世纪的前50年大都将薛宝钗放到道德天平上衡诂，只有极少数人从文学、美学的角度分析，但都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

　　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个实力颇大的派别——索引派。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等。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认为《石头记》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小说里的贾宝玉就是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礻乃，林黛玉是影射朱竹垞（即朱彝尊），薛宝钗是隐高江村。他说：“薛宝钗,高江村也。薛者雪也。林和靖《咏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高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还有说法是薛宝钗代表满，林黛玉代表汉，而贾宝玉只得空对满而不忘汉，认为书中主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迎合主要特点是求索《红楼梦》所映射的某些历史人物或政治事件。

　　总之，索引派红学的主要特点就是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或政治事件，他们多从主观臆断出发，把一些看似跟《红楼梦》有关实际无关的东西拿来跟小说里面的人物互相比附、印证，大都牵强附会。

　　相对而言，被称为20世纪《红楼梦》研究发端之作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要更有价值。他从审美的角度看待书中“十二钗”，他认为，“所谓十二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十二种人物也”，这个“人物”虽然可以代表“某一种人”的某些本质特征，但绝不是“某一种人”的“化身”。相对索引派，这种观点比较具有客观性。

　　既索引派之后，《红楼梦》研究又兴起了以胡适、俞平伯等为代表的考证派，对薛宝钗的评论产生了新的突破。

　　胡适是考证派的发起者，但他对薛宝钗并没有做出具体评价。1923年4月，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辩》。书中，俞平伯提出了“钗黛合一”论。他认为《红楼梦》引子中既然是说“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那么作者对金之薛宝钗和玉之林黛玉，是一视同仁的，并无褒贬的倾向。他说“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两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这个观点在1948年发表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在1954年的《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文中作了补充。尽管“钗黛合一”观早在《红楼梦》产生之际就已产生（庚辰本四十二回总批，野鹤《读红楼梦记》，孙渠甫《石头记微言》等都有所提及）。但是，俞平伯先生首先明确了这一概念。他对林黛玉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范围之内，也不再对人物进行伦理判断，在红学史上影响深远。

　　1935年《北平晨报》分别于5月24日，5月28日，5月30日三期连载了李辰冬的《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他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人物，曹雪芹“想从她的性格里找到中国女性一切的美德，那就是说当代大家都承认的女性道德。”他认为薛宝钗得到了《红楼梦》人物从上至下的普遍敬爱，因为她性格中有“四种特质”，一是孝，二是待人忠厚，三是性格温柔，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在李辰冬看来，薛宝钗是一位全人。

　　1944年，太愚在《现代妇女》第3期上发表《薛宝钗论》一文，成为40年代评钗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篇，太愚认为薛宝钗首先是一位正统的封建淑女，是《红楼梦》所有人物中第一生活技术家，他还认为“态度平和的宝钗更具有着对现世极执著的企图”，他说“至少她是一个坚决而完整的强者”，“秉着自己时代的教养，她学习一切，她应付一切，她努力要完成女性生活的最正常、最标准的任务，她有权利为了做成一个人的妻子而战斗……”，因为她唯一无二的出路是争取宝玉夫人的地位。她一方面“以智慧与手腕向宝玉周围做功夫”，另一方面对林黛玉“冷静地窥伺着她的弱点”,采取“攻心的办法”，并且果然奏效，终于使得心直的林妹妹从此觉得宝姐姐并不“藏奸”。

　　太愚的这篇文章，是早期评钗文章中重要的实绩，对后来薛宝钗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在以后出现的那些富有感情的、文字华丽的、深入探讨人物内心世界的评薛宝钗文章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太愚《薛宝钗论》的影响的痕迹。

　　1947年5月，《星报周刊》分三期（第37期、第38期、第39期）连载了蛟兄的《论雪宝钗》。他认为，薛宝钗“道学修养渊深，不禁要举为一个女性的典型”，“《红楼梦》里的人物，本来就使人觉得有些早熟，而宝钗在早熟中，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在他眼里，《红楼梦》是“一本三角恋爱大悲剧”，当评及这场恋爱中的林黛玉与薛宝钗时，他说：“黛玉是以生命与爱情共存之，宝钗是打起全副精神处心积虑，所谓谋定而后动”。他还认为，宝钗的属意的不是宝玉本人，而是宝玉的地位，“是所谓贾府的门楣”，因而，“就事而论薛宝钗是逃不了历史的责备的”。蛟兄的观点总的来说属拥黛派，但他对薛宝钗的评论不只出于直观的好恶，而是分析得较为深入，很有代表性。

　　纵观20世纪前50年的评论，《红楼梦》研究由“旧红学”发展到“新红学”，这一时期的评钗文章大都把薛宝钗看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在人物，而对其进行道德评价和判断。只有俞平伯等人角度稍有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开启了《红楼梦》人物文学、美学评价的历程。

二、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红楼梦》研究应该放到学术文化领域，文学的典型评论成为主要潮流。

　　1954年，学术界掀起了对俞平伯先生“钗黛合一”论的批判。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中的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新观察》1954年第12期）。文章认为“薛宝钗是科举制度热烈的支持者，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这个形象的实质，就在于她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她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在客观上积极的巩固着封建制度的统治。”“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性格，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认为林黛玉和薛宝钗在爱情上的对立冲突实质上是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的冲突，而“钗黛合一”论抹杀了《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

　　之后蒋和森的《薛宝钗论》（《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鞠盛的《从宝玉挨打看林黛玉和薛宝钗》（1955年《文艺学习》第1期），黄犁的《贾政、薛宝钗为什么是反面人物》（《文艺学习》1955年第1期）刘大杰的《薛宝钗的思想本质》（《文艺月报》1955年第1期），舒芜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期）等文章基本都将薛宝钗归结为封建主义的模范实践者和积极宣扬者予以批判。

　　1956年，何其芳在《论<红楼梦>》的长文中抵制旧红学的牵强附会和新的教条主义，对薛宝钗作出了切合作品实际的评价。他说“那种认为薛宝钗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是既不符合小说中的描写，又缩小了这个人物的思想意义的”“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贾府才会选她做媳妇，所以我们今天才很不喜欢这个人物”，他认为《红楼梦》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写得像戏中的小丑，这正是其深刻之处，这就写出了来了封建制度的问题。何其芳的看法在当时认同的不是很多，但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带有真理性的认识。

　　1964年，张锦池的《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哈尔滨师范学报》1964年第1期）是富有代表性的论文。他认为，曹雪芹对于薛宝钗是“批判中寄寓一定的贬谪，又爱她，又恨她，但基本上是恨不是爱”，在她看来，温柔敦厚是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市侩主义是宝钗的内在特质，过分强调“封建淑女”否认其本身的虚伪性，和过分强调“封建市侩”否认其“淑女”的一面都是不对的。

　　统观这一时期的评钗文章，对薛宝钗的评论已由对现实的人伦理评判转向对文学形象的深层挖掘，可谓《红楼梦》研究上的一大进步。

　　“文革”期间，由于某些政治原因，红学走入误区，对薛宝钗的研究观点带有明显着政治倾向，甚至荒谬，是红学中的污点，属于非学术的范围，略去不谈。

三、 20世纪80年代至今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今，可谓思想大解放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逐渐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对薛宝钗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既有对已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有新视角开拓和创新。论作大量出现，以下就从继承发展和开拓创新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沿着50年代以来对人物形象的文学思考，很多人对薛宝钗“封建淑女”这一定位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论断趋于的客观化。

　　但也有人沿着批判的道路矢志不渝，如曾扬华的《论薛宝钗的艺术形象构思》（《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艾斐《且说薛宝钗：钗凤论之一》（《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依旧认为薛宝钗是反面人物，是顽固的封建卫道者，是虚伪奸诈的女君子。薛涌的《吴祖缃谈薛宝钗》（《北京晚报》1984年12月10日），王邦孚的《亦论薛宝钗：与文致和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1期），也认为薛宝钗并不是“封建淑女”，而是千方百计要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这种观点下的人物形象过于单一，在80年代一息尚存，90年以后便少有提及。

　　更多的人从批判转向辩证地分析，认为薛宝钗不仅是标准的“封建淑女”，更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牺牲品。80年代，这种观点初见端倪，如文致和的《论薛宝钗》（《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期），吴戈《评薛宝钗》（《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封建淑女”，刘砍龙《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新疆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梁归智《薛宝钗的“金玉良缘”：<石头记>探佚之七》（《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陈君宏《作为形象的权利——为宝钗辩护》（《文史知识》1985年第2期），薛瑞生《冰雪招来露砌魂：论薛宝钗》（《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90年代之后这一观点相对普遍，并多有人对薛宝钗历来遭到的批判鸣不平，从力图对其翻案，如刘敬圻的《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1期），上官玉的《也谈“娶妻当如薛宝钗”》（《学术论坛》1995年第3期），刘斯漾的《薛宝钗——一个封建淑女形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1期），汪正章的《重评薛宝钗》（《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马汉钦的《“窈窕淑女”的悲剧──薛宝钗:一个失败的“成功者”》（《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1999年04期），李兰芳的《淡极始知花更艳--小议薛宝钗》 （《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01期），李翠玲的《为薛宝钗一辩--浅论薛宝钗形象》（《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04期 ），唐顺娥的《浅谈现代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薛宝钗》（《邵阳学院学报》 2002年02期），杜奋嘉的《“冷美人”薛宝钗论析》（《南都学坛》2003年01期）等。

　　随着用艺术的方法研究薛宝钗形象的深入，人们开始从人物的复杂性入手，对人物形象及其性格进行多元化的解读。

　　吕启祥的《形象的丰满和批判的贫困：关于薛宝钗这一典型及其评论》（《红楼梦研究集刊》第8辑），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丰富完全的艺术形象”，而过去的评论过于简单化。李悔吾的《论薛宝钗性格的多维性》（《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认为薛宝钗的性格，是在多维艺术空间里铸就的，在她的身上呈现着美与丑、冷与热、真与伪、智与诈、礼与欲、高尚与卑微、质朴与矫饰、浑厚与尖刻等多种性格的对立与交织。谢馨藻的《薛宝钗并非坏人典型》（《湘潭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很复杂，难以用“好”或“坏”简单加以概括和区分。90年代之后，这类评论大量涌现，如沈天佑的《内涵丰富复杂、耐人寻味的女子形象——薛宝钗》（《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1990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王瑜的《薛宝钗性格漫议》（《学习与探索》1994年02期），朱伟明的《两种生命的存在方式--林黛玉、薛宝钗形象及其文化意义》（《红楼梦学刊》1994年01期），王海洋的《薛宝钗人格心理内涵论》（《红楼梦学刊》1994年03期），刘晓林的《“冷香丸”的象征意义与薛宝钗的形象》（《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02期），施镕瑢的《薛宝钗性格分析及结局推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04期），邱斌的《浅论薛宝钗性格二重性之内涵》（《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4期），傅之华的《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差异》（《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5期），袁彬的《补”中有“拆”,以“拆”为“补”--谈谈薛宝钗性格内在矛盾的意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应朝华,程开成的《蘅芜君形象浅论》（《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刘春明的《山中高士与世外仙姝--钗黛解读》（《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等。

　　而对薛宝钗的原型及其意义的探究也是90年代薛宝钗形象探索的一个方面。孙虹的《黛玉宝钗形象的原型意义》（《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一文采用了原型批评的方法并联系文化人格、审美取向等方面，认为薛宝钗形象的原型代表着儒士的一种人格范式，是“假儒”的人格模式。他说，“薛宝钗的俗在骨不在貌”，“薛宝钗的守拙装愚，是等待腾飞过程中的机变，是真性的堕落”。朱淡文的《薛宝钗形象探源》（《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通过从薛宝钗形象的素材与构思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冷香丸和梨香院之象征、蘅芜苑之象征、薛宝钗容姿之构想、牡丹之象征几方面，认为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和随时俯仰两者是薛宝钗性格的本质方面。而对这一说法持相反态度的也有人在，比如李庆之的《薛宝钗:不容歪曲的审美视点--就研究思想、研究方法与朱淡文先生商榷》（《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1期）就对朱淡文先生贬薛观点及其有代表性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提出了相反意见 ,进而对朱淡文先生文中几个贬薛审视点的错误逻辑进行剖析 ,并给以了改换眼光的重新审视。

　　在《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史上，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可谓影响广泛。1954年红学界即掀起了批评其说的运动。80年代以后，人们又开始重新评价这一观点。其中较为独特新颖的要数王蒙的《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双飞翼》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王蒙从一位创作者的独特角度评价了钗黛的形象。他认为钗黛代表了两种心理机制，流露了作者对于这两种心理机制的敏感、理解、惶惑与遗憾。90年代以后，由“钗黛合一”衍生出来的评论也不少，如陈维昭的《钗黛合一”与“意淫”:主体性的消解》（《红楼梦学刊》1995年02期），孙宪武的《“怀金悼玉”别论--兼谈《红楼梦》主题的二元性》（《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01期），阎诚的《钗黛金兰契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汉文版*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3期），于昊燕,邢长远的《兼美理想的凸现、矛盾与消亡--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03期），林世芳的《<金陵十二钗正册>首幅诗画新解说》（《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1年01期），曲文军,杨中举的《<红楼梦>“第一公案”反思录》（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02期）等。

　　以上可谓是前人观点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80年代以后，《红楼梦》研究的更大成就在于视野的开阔和观点的创新，对薛宝钗的研究也是如此，人们不再甘于停留在文学层面，开始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在美学方面，如徐子余的《美的毁灭和封建文明的衰落：论审美对象的薛宝钗》（《红楼梦学刊》1986年2期）认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文明也在薛宝钗身上创造了美，但是以敛财抑情为代价造就的“贞静女子”的美，是一种趋向枯萎的苍白的美正反映出封建文明自身的衰落。

　　在文化学方面，如冯子礼的《从文化角度审视薛宝钗形象》（《淮海论坛》1988年第4期），认为薛宝钗的形象以美的方是映照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结构、文化心理和文化素质。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陈文新的《扬黛抑钗倾向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期），马建华的《从商人文化看薛宝钗》（《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等。

　　在心理学方面，如贺信民的《略论薛宝钗的超隐心态及其美学意义》（《汉中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根据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原理对薛宝钗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万晴川的《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冲突》（《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洪宇的《论薛宝钗人格的自我实现特征》（《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01期），刘万里的《万红丛中一片雪--薛宝钗对红的排拒与隐藏及其心理透视》（《红楼梦学刊》2002年02期）等。

　　其他方面的论述也不断涌现，如俞晓红的《任是无情业动人：试探曹雪芹笔下薛宝钗情感世界的发展》（《红梦楼梦学刊》1983年第4期），顾邵炯的《悲剧中的正剧——论薛宝钗的忧患意识》（《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白晓朗的《薛宝钗的权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01期），张璇,白贲的《从系统整体性原则再探钗黛形象》（《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01期），罗宪敏的《论薛宝钗的价值观》（《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04期），仝志的《薛宝钗恪守中庸之道得失谈》（《南都学坛》1996年05期），翟胜健的《薛宝钗姓名新解》（《红楼梦学刊》1998年02期），刘保忠的《论薛宝钗的功利主义》（《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孙爱玲的《大观园中温柔的“理”剑--论薛宝钗的劝说活动及其文化蕴涵》（《红楼梦学刊》2000年02期），魏漫江的《论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历史意义》（《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01期），周玲的《没有婚姻的爱情与没有爱情的婚姻──论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03期），刘洪宇,许文儒的《论薛宝钗的需要层次》（《保定师专学报》2000年03期），齐慧源的《薛宝钗关系学透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葛鑫的《薛宝钗的处世哲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等等。

　　总之，80年代以来的评论视角更加多元化，观点更加新颖，将薛宝钗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世纪的朝阳已经升起，回望20世纪以来的薛宝钗研究，道路由少渐多，由窄渐宽，内容愈加丰富，意义也越加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虽则分歧巨大，确实成绩显著。如果说曹雪芹的今生今世因《红楼梦》而不朽，那么《红楼梦》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则因曹雪芹而永恒。依然觉得《红楼梦》是一座梦中的岛屿，抑或无法抵达，却是无限接近，如同这些研究薛宝钗的文章，虽则看不到尽头，却是真真切切踩在路上。就以屈原的名句结尾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