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但是红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离文学的现实却越来越远了。这是红学界和文学界都应当引为关注的事。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应该说，鲁迅对《红楼梦》的这一评价是够高的了，但是鲁迅对《红楼梦》的这一评价却并不过誉。事实是，《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历代小说创作发展的高峰，至今仍无一另作可与之齐埒媲美，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瑰奇宏伟之作。吴世昌先生在广泛比较、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曾作出断言：如果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择优选出十部来，那么，《红楼梦》的位置不是在这十部书的后边，也不是在这十部书的中间，而是位居这十部书的一、二、三。的确，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象《红楼梦》这样以闳旷而挚灼的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在巨大、诡绮、多样而严谨的结构和广博、丰富、生动而翔实的知识基础上，纵横交错、经纬自如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多彩多姿地勾勒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驳杂世相和生活风貌，直接间接地写了九百七十五个人物，其中至少有三百来个人物是写得有血有肉有性格的，有一百来个人物已经各各成为光彩灼灼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实为罕见。曹雪芹并世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曙光升起之时的三大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但他身处的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阑宵子夜。在这样优劣悬殊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条件限制下，曹雪芹写出的《红楼梦》，就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而言，就思想容量、典型塑造和概括生活的深度广度而言，却都远在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修女》和芦梭的《忏悔录》之上，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文学上的奇迹和创举。

    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作考察，《红楼梦》更是继往开来的里程碑，蔚为壮观的滥觞处，它颖然蜕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和话本小说之俗壳，焕呈新颐；它跻而逾《三国》、《水浒》之旧阶，崛臻高峰；它虽以《金瓶梅》为柢攀缘而起，却较《金瓶梅》淳雅雄浑甚远；它虽与《儒林外史》同怀并世而存，却比《儒林外史》隽爽忱闳至大。有人把《红楼梦》喻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实，《红楼梦》不仅是它那个时代的思想风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尤其是永恒的、广义的人类知识智慧的百科全书和创作才能、艺术壶奥的百科全书，单单就小说创作艺术而言，它就真可谓是集以前之大成而酿为醇醪，昭以后之旷代而泽惠无穷。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旷世杰作，我们的红学界和文学界却没有认真地去做他们应当做和必须做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做，而是做得不很够，不很好。大致情况是：红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越来越离开了《红楼梦》的本体内容，不在“书内”所含蕴、所潜在的思想意义、创作倾向、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上，下功夫进行研究和探索，更没有把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研究，与我们现实的思想和生活、现实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现实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广泛地联系起来，紧密地结合起来，从中发掘和探寻某些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东西，以给现实提供有益的勘策和借鉴，而是离开《红楼梦》本体内容的思想和艺术实际，津津有味地在“红外学”“红外线”上唯芥是较，烦琐考证，猜谶探佚，穿凿绎义，畸言喋冗，龃龉频仍，以至于仅仅为了与《红楼梦》本体内容并无多大关系，甚至完全没有关系的一首诗、一幅画、一竿竹子、一丛菊花、一个谜语等等，也要轮番连篇讲演、交相累牍著文，虽已唇焦文滥、仍旧存疑无终。好象《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倒是一件出土文物，需要象考古学家那样，对其内在微末和外及小芥也拆析论证，侧测穷极。不是么！有人就在那里下功夫考证曹操和曹参是不是曹雪芹的远祖？林黛玉喜欢的是哪一种菊花？袭人的名字是否出典于陆游的“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的诗句？薛宝钗最后是否应了“玉在匵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诗意，而改嫁给了贾雨村？贾元春是否也象杨贵妃一样，当柳湘莲所在的起义军逼进京师，以极大的声威震撼整个王朝时，被皇上“赐死”，以“体贴万人之心”？如此等等，真乃奇欤怪哉！

    早在一九三六年时，鲁迅在批评胡适的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时，就曾明确地、尖锐地指出：“……《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其实，胡适的错误只是在文学的典型和原型的认识上发生了偏颇，而现在的红学家中，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比胡适远得多的人有的是，而且至奇至谬。本来，研究一部文学名著的作者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历并无不可，它是会对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有启示、有帮助的。但是，有一些红学家对曹雪芹的研究却不是科学地、深入地探究其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不是围绕《红楼梦》的创作历程总结曹雪芹的创作特点和从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规律，而是旁逸斜出地去研究什么曹雪芹如何扎风筝、做南菜，怎样与旧友饮酒聊天、向白媪佽助，如何南下作幕和续娶新妇等等，且不说这些东西多为虚拟稗传，就算全部是真，又与《红楼梦》本体内容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位红学家，考证出一个“新”的发现，悍然提出世上根本就没有过曹雪芹这样一个人，所谓“曹雪芹”只是“抄写勤”、“抄写存”或“抄写金”（“金”指金陵十二钗）的谐音。这位红学家考证来考证去，居然把曹雪芹也考证掉了，与胡适走的是另一个极端。我们现在的有些红学家虽不至于如此荒唐，但仅凭一字一句就对《红楼梦》的作者妄作评说者，倒也有之。有人凭贾宝玉对探春说过的一段话：“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也没见过新奇精致东西……”（二十七回），就异想天开地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石兄”，“石兄”何许人呢？即是曹頫。理由是宝玉的话里有“廊”“庙”二字，与曹頫的“俯”字同出于《千字文》：“矩步引领，俯仰庙廊”一语中。更奇怪的是，有人竟然从“镂檀锲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这样一首谜语诗中，莫名其妙地考证出里面隐喻有“接任织造”“大清豪门”八个字，以之得出结论----谜底是曹頫。

    旧索隐派曾谬然“索”出“林黛玉即潘金莲”早已为世人所不齿。现在的新索隐派更甚，居然能“索”出刘姥姥是影射明末降清的钱谦益，王熙凤是影射清初专权公公吴良辅，宝琴影射的是明末遗民朱舜水，香菱则影射的是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贾瑞是影射明末降清的洪承畴。就连那“通灵宝玉”、紫檀木盒子和绣龙袱，也分别为贾宝玉、蒋玉涵和花袭人的拟人化。还有人套用毛主席的语录，或者说是为了给毛主席语录寻找出典，而独出心裁地“索”出了这样一个离奇的结论：“若说利用小说来反某个统治者，其发明人实不在近世，而应溯源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反清的小说，利用小说来反清是曹雪芹的一大发明。”（许宝骙：《扶微索隐　共话红楼》）其实，新索隐派的所谓索隐法，才真是一大“发明”呢！因为它索来索去，竟能索出两个人名----六个大字，来概括象大海一样深宏的百余万言的《红楼梦》，即甄士隐、贾雨村----真事隐在假语中，假语中存在着真事情。

    新索隐派的索隐比新考证派的烦琐无聊的考证对红学研究的贻害更大，它已经把《红楼梦》推置到玄测臆卜的邪路上去了。但有人还觉得不过瘾，干脆发明了一种“破译法”，公然声称：“《红楼梦》与密码电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就有采用破译法的必要。”（孔祥贤：《〈红楼梦〉的破译》）把《红楼梦》当做密码电文去破译，这真是对文学名著的极大作践。“探佚学”比“破译法”虽有或一可取之处，如它立意要从《红楼梦》本文和脂评中找出契合曹雪芹原创作意图的“千里伏线”，从而构想出一个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情节脉络和人物活动，以取代乾隆皇帝的御用文人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这是应当允许的。但从“探佚学”所探出的秦可卿之死，是因为“太公公贾敬”在天香楼奸污过她，她终因不堪忍辱而自缢身死，还有一说认为，前八十回里的秦可卿之死，实际上写的是贾敬与尤氏通奸。根据是第五回里的一句诗：“造衅开端皆从敬”；薛宝钗最后的结局是“路毙，埋于雪中”，以应“金簪雪里埋”的暗示等事实看，所谓“探佚”也无非是索隐演绎加主观臆想而已了。

    凡此种种，所形成的一个共同的客观效果，就是使《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离开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现实越来越远了，与文学界越来越隔膜了，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造作实践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越来越疏淡和微小了。为什么？就因为红学研究过多地离开了《红楼梦》本体内容的文学特点和艺术价值，而在“红外学”上大下功夫，使“红外学”成了《红楼梦》研究的闹市、热门货，且在这不恰当的“闹市”上，烦琐考证、主观臆测的学风颇为盛行，过古过远、过冷过偏的题目成簇成堆，门户芥蒂、口舌龃龉时有发生，以致造成了《红楼梦》的盛名之累，招来红学已“掘地三尺”和《红楼梦》已“西子蒙不洁”的讪笑与概叹。这就使红学研究与文学现实趋于了疏远，产生了隔阂，以致文学界不那么愿意问津和染指红学界和《红楼梦》的事了。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一概否定考证、评点和采取多种方法对《红楼梦》进行诠义和释疑，并不是不加区别和分析地一律反对“红外学”研究。我们所否定的是烦琐考证和主观臆测，反对的是撇开《红楼梦》本体内容的文学意义和艺术价值，蜂拥而至地在古、远、偏、冷和无聊无谓的题目上做文章，避忌的是把《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手法绝对化、神秘化、玄学化、谜测化。对于与《红楼梦》本体内容有关的正确而适当的、科学而求实的考证、评点、索义、探疑，我们则是应当予以肯定和鼓励的，因为这对真正领略《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奥秘，具有着启发和帮助的作用，象《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象《红楼梦》的后四十回非属曹雪芹的手笔等今天看来已属普遍常识的问题，开初也都是通过考证而始获真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考证、评点、索义和探疑工作，就象自然科学中的数学一样，是离不开的。现在红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该不该有考证、评点、索义和探疑的问题，而是考、评、索、探明显地失之于形而上学，严重地陷之于烦琐冷奥，越来越离开《红楼梦》的本体内容了。考证、评点、索义和探疑工作一旦失去科学性和求实精神，一旦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被“琐”、“怪”、“冷”、“远”、“偏”、“谬”、“臆”、“玄”所裹挟，就必然要失去它本来的意义，走到极端和反面去。其结果，也就必然要形同缘木求鱼，落得舍本求末。

    《红楼梦》现在已经是一门“显学”了，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显学”，唯因其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所以，红学研究是始终不能离开《红楼梦》的本体内容的，旁及的问题当然也可以适当地予以考索，但必须是于《红楼梦》本体内容有关的，如版本、回目的演变，词语、典故的来源，作者的身世、思想与创作情况等。

    《红楼梦》的本体内容是极其深广丰富的，但我们对它的发掘、探析和借鉴却十分不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显得冷落而薄弱。这是很不正常的！在红学研究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由我们当今的红学家把堪称文学瑰宝的《红楼梦》，拽得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距离的愈趋渺远，以致文学界把红学看成了是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事，这实在是不应该的。这种红学研究，会有什么生命活力和现实意义呢！

    其实，在《红楼梦》本体内容上，需要我们不断开发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是很多的。《红楼梦》浑涵汪莽、千汇万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文学艺术的大海，它丰富的本体内容是我们永远也开发不完、探析不尽、借鉴不涸的。如，在思想上，《红楼梦》是那样具有艺术说服力地展示了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是那么冒着“海淫之尤”“大盗不操戈矛”的罪名，而公然提出“女子应重于男、高于男”的主张，并敢于揭出“闺阁昭传”的大旨，为“当日所有之女子”“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在理论意识上，曹雪芹固然不如与之并世的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但在感性意识，尤其是在艺术意识上，曹雪芹的思想却高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他在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子夜之中时，就能写出《红楼梦》这样潜在着深刻的反封建意识的文学杰作，便是明证。在创作倾向和表现手法上，《红楼梦》是坚决而彻底地循守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多彩多姿的现实主义手法，从而构成了一座宏大而严谨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画廊。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诸许傲世之作相比，当为轩轾，尚或领先。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是那么雍容自如而巧夺天工地融细腻、含蓄、辐射、立交、纤丽、浓重于一体，化情节、人物、场景、知识、庄雅、谐趣于一炉，其运思之匠意、笔锋之酒脱、场面之宏大、结构之严谨，都是许多同列于名著之林的文学作品所远远不可比及的。在悲剧处理上，《红楼梦》着意于以喜为悲，喜中生悲，“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却又奇异地做到了千红一哭各有致，万艳同悲悲不同：黛玉“泪尽而死”，晴雯郁郁而亡，金钏投井自尽，尤氏凌刎而终，宝钗“金簪雪里埋”，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妙玉“风尘肮脏违心愿”，探春“清明涕泣江边望”，湘云“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四儿“几分水秀”，一身悲凉，李纨“枉为他人作笑谈”，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此等悲剧情致，真乃登峰造极。在人物塑造上，《红楼梦》所达到的成就、所创造的奇迹、所树立的标范，更是旷古未有，迄今勿及，正如鲁迅所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为全书之胆、全书之魂的贾宝玉，既非诸葛亮、宋江那样具有文才武略和声威福泽，又非葛朗台，聂赫留道夫那样深秉世故之癖和悭顽之技，而是一个稚气、天真、无私、无邪、思操纯洁、心地善良，但却被那个社会视为“古今不肖无双”的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曹雪芹以之作为他撄世之作的主人公，足见其过人的文学胆识和卓拨的艺术见解。其他所有人物，也都一应荡尽矫饰、类型之弊，力显真切、典型之优，极其充分地把人物“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显现于丰富多彩的表现”（黑格尔：《美学》）之中。如，美奂的心性与娇弱的感情，是那么和谐地统一在“笼烟眉”“含情目”的黛玉身上；“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朱唇未启笑先闻”，简直把个“胭脂虎”的王熙凤写活了；“外具花柳之貌”和“内秉风雷之性”，是那样从尖锐的对立中突现了夏金桂的性格；“相貌魁梧”和心地卑污的鲜明对比，赋予了贾雨村形象以无限活力；八面玲珑、城府森严的薛宝钗，偏偏与粗鲁浪荡的薛蟠缘为兄妹；刚烈的尤三姐与懦弱的尤二姐，又恰恰是生就的一母同胞。其他如探春的灵敏，晴雯的纯洁，袭人的柔媚，紫鹃的深情，平儿的善良，香菱的娇憨，湘云的心直貌美但是说话咬舌，鸳鸯的颐润性强但又脸生雀斑等等，一个一个都有着独特的性格，都是活生生的典型。我们的红学家只顾在“红外学”上挤“闹市”，我们的文学家只习惯在欧美文学中论“典型”。殊不知，早在黑格尔的“这一个”的典型理论问世之前，曹雪芹就已在《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中做了极其成功的实践。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真真灼灼的“这一个”。在艺术美学上，《红楼梦》更是自成体系，独领风骚，有着十分丰富、深厚的内容。

    以上只是对《红楼梦》本体内容的几个方面的简单举例，虽为一鳞半爪，亦可启灵机，旨在劝引我们的红学家从“红外”踅足到“红内”来，这里有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尚待垦殖；我们的文学家、作家，则应对《红楼梦》予以充分的重视，《红楼梦》是一个积储着无限艺术珍宝的大海，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多、很多。实际上，象文艺理论上争论不休的现实主义创作论、“写真实”论、“典型”论、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论、情景交融论、悲剧论、时空交叉与心理描写论等，《红楼梦》在创作实践中就早已成功地尝试了、解决了。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实在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红楼梦》的创作经验、文学特点和艺术规律。我们的作家也实在应该把对西方现代派的热情，转到《红楼梦》以及其他优秀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上来。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在于红学家要通过自己对《红楼梦》本体内容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来吸引、影响、熏染文学家和作家，并给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佐证、创作奥秘和艺术瑰宝。

    红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尽快地回到《红楼梦》的本体内容上来，着重从文学角度研究这部文学杰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红学研究更应当与文学的现实靠近些，再靠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