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博物馆收购的“雪芹小照”自公之于世以来，对其象主究竟是曹雪芹或俞楚江的争论已进行二十多年了。前几年，河博与商丘县文化馆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在商丘经过多次调查后，曾以口头和书面文字的方式公布了他们调查的情况。对他们调查后所得出的此象主不是曹雪芹而是俞楚江这一结论，红学界和文物界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是赞同的；但是仍有少数几位专家学者还坚持说象主是曹雪芹的，并对调查报告以及同调查报告一起刊出的我的文章提出种种质疑甚至指责，为此，我特作《再辨析》，以示敬答。

一、画像题记确系伪托

    画像左上角书有“雪芹先生……”五行题记，出售人以此充作“曹雪芹画像”卖出，有的专家学者凭之定像主为曹雪芹，又有的据之定为俞雪芹，所以，判断此像是俞是曹的关键是这则题记。若题记与画像及尹诗是同时代的制作，则像主不是俞便是曹，二者必居其一；若题记是后来添加的，别说含糊其词地写个“雪芹先生”，即令写作“曹雪芹先生”，也改变不了它是伪托赝品这一事实。

    1982年10月23日，河南省博物馆的代表在上海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汇报对画像的调查情况时，提出了题记是今人伪托的人证、物证。这虽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与会者的鼓掌赞同，但仍有少数学者持有异议，于是，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召开了“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和画像鉴定座谈会。会上，故宫博物馆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刘九庵，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红学家刘世德、胡文彬，以及对鉴定书画有丰富经验的章津才和秦同志等文物鉴赏家都发了言。他们从题记与尹诗的书法时代风格、墨色、钤印情况、文字的完缺程度及题记所居部位等方面作了分析、鉴定，一致认为题记是后添的，与今人朱聘之的墨迹同出于一人之手。这次北京会上既对题记作出如上鉴定，此像真伪也就得出了结论，所以今年10月间在南京举行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就不再将对此画像的讨论列为议题了。

    在绝大多数红学家认为画像的真伪已得出了结论之后，极少数人竟置北京会议上的鉴定于不顾，继续否定证明题记是后添的人证、物证，他们或穿凿附会，或强词夺理，或曲解事实地为他的“曹雪芹论”作再辩护。现在，兹对其所持各论点辨析如下：

    1、 以其所需，引证偏颇。某学者对北京会上新的鉴定结论讳莫如深，大翻老皇历，说什么二十年来“曹雪芹画像”的争论焦点为像主是俞或是曹，但双方都不怀疑五行题记的真实性，又说见过原件的郭老、黄苗子、吴恩裕等从未怀疑题记是近人的伪作。难道说在资料还不足以证明是伪作的昔日，这老那公未怀疑过题记的真实性，它就绝对不会是伪作吗？上海会议后彼复以郑为、谢稚柳二公认为题记不是后来写的来否定河博代表在上海会上宣布的调查情况。其实郑、谢的鉴定也有违其愿处：郑为认为题记的墨色钤印都有一定的旧意，至于画像画的是不是曹雪芹，关键在于尹继善的题诗和这部册页的全部内容，其结论认为此像不是曹雪芹；至于谢稚柳的鉴定，徐邦达《悼红影议》介绍道：“……谢稚柳兄来会于京，谈到此事，据谢说：周文（笔者注：周汝昌先生文）所引他的话，应是得诸传说，事实上与谢公原意大有出入----亦即是说谢公并不以为陆厚信‘五行题记全系旧物，墨已发生历久而渗散（或渗透）的现象’。相反地他倒和我的鉴断一样认为确是新写上去的伪书，而且墨色是浮而不透纸里的。”对徐邦达这一段话某学者是未见到呢？还是有意回避呢？为什么总是引用别人得自传说的并非谢稚柳原意的言谈呢？

    2、 判断失误。某学者说陆厚信的字有墨水化开的现象，这只有写在未裱好的单片宣纸上才能发生，而在早已裱好的旧宣纸上写字，过一百年后也不会化开，题记字迹周围有墨水化开现象，就证明它是在未裱以前写上去的。查五行题记只有“风流儒雅”四字明显有墨水化开现象，而此四字左偏旁下面有未被皴擦净尽的字痕隐约可见，映光视之，此四字所居部位透亮，说明这是将误笔擦掉后再改写，因改写时纸尚未干透，故字迹周围有墨水化开现象；如此改写误笔，证实题记乃装裱以后才写上去的，我便是以此为突破口而攻关的。关于这点，详见1983年第二期《中原文物》拙文，此处不再赘述。

    3、 否定朱手迹的奇谈妙论。搜集到的朱聘之手迹共三件，其中只有一个条幅有朱的署名，下面钤的却是郝心佛的印章。对此，某学者认为二人合伙卖字，一人署名另一人盖章是天下奇闻，叫人怎么相信！其实情是：1964年春节前，郝心佛出卖中堂对联是请商丘市的肖捷三及朱聘之二人写的，肖以鬻字为业有印章，出狱后朱穷得叮当响无印章，郝为了使个人的售品统一都有印记，便在朱的署名下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第二件是《三希堂法帖》，这是我在商丘县南郊公社小学教师王尊博处借来的，除我一人外，王更可证明上面的红色释文是他请朱一人所写。而某学者却一再说明显地不相似，认为作为题记是否朱所后添的原始对照材料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说我一人作证是孤证，请函询王尊博同志吧。第三件是商丘市政府档案馆所存的朱于1954年为商丘市工商联会第一区分会所写的总结报告。某学者认为这总结结尾并无朱聘之署名，真象如何也待查证。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文件结尾有机关长官的签署，底稿上才有拟稿人、签发人等的署名，活了六十多岁，第一次听这学者说正式文件结尾还应有缮写人的署名。其意盖为今既无朱的署名，这总结便不一定是朱的手迹了。这位学者在1982年11月29日给我的信中说：“有人怀疑朱聘之总结系他人临摹《小照》题记而得。”（笔者注：着重号为原文所固有）真是奇谈妙论，1954年小照还珍藏俞家，朱聘之怎能据以临摹而写出总结呢？退而言之，即使要临摹，不去临习颜、柳、欧、赵等名家之字，反而去临摹一个不知其名的陆厚信的字吗？后来将此总结存入地方政府档案中的人恐怕也无未卜先知之明，预知此总结在八十年代将作为朱书写画像题记的物证使用才将它收存起来的吧。因此，某学者此话未免太荒唐了！

    4、 以刁难法否认印泥为陆之物。某学者说，题记上钤印的印泥有相当古意，致不少鉴赏家认为题记够得上是乾隆时代的制作。对此，我曾经作过解释，说明印泥是陆润吾之物，并介绍了陆擅长仿古作伪。某学者不相信陆有那么高的作伪技能，并在1982年12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如能觅得钤有‘艮生’、‘陆厚信印’二章之润吾伪画，则足下之言可获证实矣。”陆润吾的伪画，仿某名家的作品就仿刻谁的印章钤上，这是常理，绝不会铃上“陆厚信印”再说是某古人的作品而授人以柄。老天爷，我上哪能觅得钤有陆印的润吾伪画！找不到，便说明陆不是作伪高手，也必无古印泥，那么，题记所用印泥定非陆润吾之物，一定是乾隆时代的了。这便是某学者刁难我要我觅得钤有陆印的润吾伪画的实质。

    5、 随心所欲的否定。否定朱聘之的手迹及陆的印泥，仍不够数，必须否定了朱本人才算彻底，于是某学者便以朱聘之不能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来否认题记为朱所撰。伯乐相马，须见马后才能道出或骏或驽，这学者相人，在听说人名后便知道其文字水平高低，真乃神人也！

    6、 原件本无题记的人证。1982年12月15日，某学者在给我的信中说，以他在商丘的调查而言，只能证明郝氏、井氏之言不足信。为了弄清井氏母子是否“言不足信”，今年八月间我访问了她（他）们。

    井氏说：“他（指某学者，下同）问我那个本子啥样，我说上下有木板夹着，木板上有行字，他问我是啥字，我说曲曲连连的许是篆字。”

    井氏子俞振国插道：“我母亲不识字，那不是篆字。”

    井氏：“说书唱戏的好说梅花篆字，我觉得那东西很好，就说成是篆字了。又对他说画像在大前边，像前有一张空白纸，后面有一大串空白纸。”

    俞振国：“您记错啦，像在后边，前后也不都是空白纸，有字。”

    井氏：“一来是我记不清，二来是他光拣我知不清的问，越是我没文化，他偏偏好问啥字，啥内容，我说是空白纸就省得他再问啦。他还问我像上有字没有，我说后面的大字（指尹诗）有，前面的小字（指题记）没有。”

    我问她：“这你能记清吗？”

    她说：“我没文化，字上的事记不清，每见一回都是看看像，所以到现在还记得白纸上画个坐着的小老头，没有字。”接着俞振国也谈了画像旁边原来无字（详况不再赘述）。

    某学者抓住井氏对题签字体及原装帧情况说得与郝心佛有异这一点，不但认为井、郝之言不足信，还以今无俞氏家谱可查，对俞佾庭是否俞瀚后裔还存疑呢，对她们所说原件本无题记的证词，又怎能不予以否定！

    至于某学者对郝心佛、陆润吾、程德卿等关于题记系后添的证明，以及题记外的其他屑事，均予以全盘否定，为精简篇幅，不再置辨，请读者参照1983年第二期《中原文物》的《调查报告》等三文，自行辨析孰是孰非。

二、画像本身确实改过

    头部确有改动迹象，而某学者却只承认被双氧水洗过，对画面实况从不置词。请问：为何左脖颈与领口不挨边，从此间隙向上的淡赭肉残痕也是乾隆时就画的？为何右唇画须三根，左唇却画了六根，二者的间距又大小不匀？为何眉目口鼻的墨色较新且明显地浮于底色之上？

    某学者在给我的信中说：“井氏、郝心佛等，均谓画像原件除题记外，无任何修改。今足下又云画像头部已改……如郝、井果为端人，又未被人愚弄，则自当以彼等所言为准。”我谓：郝、井确系端人，又确未被人愚弄，但画像头部的改与未改，却不能以彼等语言为准。

    先说郝心佛。像上本有须，周汝昌先生介绍此像也说“有须”、“须眉可数”，而我读周文给他听时，他驳道：“没胡”。有胡没胡他都不知端的，改与未改，他又怎能知之确切！

再说井氏。今年八月间我访问她母子时，也问了像改过没有。井氏说“他也问过我，像改了没有，我说没改，还是老样。”我向他们叙述了头部画面的现状，请她们回忆一下是否和过去的一样。井氏说：“那时候这像被俺老公公值金贵银的放着，谁也不能随便看，我每回见了，也从未细看过眉眼胡子是咋着画的。去年他们拿来这像，我一看还是老模样，便说是俺家的，虽然看了又看，可没有往眉眼胡子上细瞅。你说的那些地方，我根本没看出来；就是看出来，也不知道是改啦，因为那些地方以前画的是啥样，当年没留心看过，咋能知道改没改。”俞振国接着说：“我还是小时候在东屋内玩，翻着那个本子，见过一回，我父亲还吵我一顿，不叫看。上回见了，只觉得和记忆中的一样，你说的那些地方，一点也没注意到。”当年一个没文化的妇女和一个稚子，对当时不曾留意而三十年后仍未觉察到的细节，能说得准确无误吗？我认为：不能以任何人（包括“名流学士”）的话为准，应以画像头部的实况为准。

三、张鹏诗作、实非伪托

    现在裱于图画纸上的张鹏四首七绝诗，其纸质、纵横尺寸都与画像相同，今年二月底在北京“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上经专家们鉴定，与画像“实为一册中之物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辅证件”（徐邦达《悼红影议》）。曹雪芹论者对这件实物，却从原件的再现经过、内容、题款的改写等方面，来否定其真实性。

    1、 原件并非来路不明。张鹏诗作原件从1963年起留于郝心佛手中，直至1979年他才送给了商丘市刻字社的胡大建。东西既已出手，为了免却麻烦，故不愿提及。1981年8月底，郝叫我为他誊清《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初稿时，他谈及此诗，我劝他写进稿内，好让世人多了解些与画像有关的材料，于是他背诵着，我纪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这是张诗内容的初现。省博物馆再次来人调查时，郝未告以原件尚在，某学者1982年11月来访时，他也未告及。因这学者怀疑诗是郝的伪托，当某学者走后郝与郭久理谈及此事时，有些生气。为了证实是否伪托，郝当场对郭久理说原件尚在，并于次日自胡大建处将原件取回交郭久理作证，这是原件的再现。因郝未向某学者说过尚有原件的话，惹得这学者说这个张鹏诗页的来路不明。又因郝在信中有“……将经过详情写了一篇回忆录，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首绝句”一语，其本意是指其初稿原无张诗，是经我的手加写上去的，又惹得这学者曲解为诗是我伪作的。

    2、 绝非郝心佛伪托。我之所以敢说此大胆的保证话，因为张诗原件我于1964年就接触过一次，还在上面写过四个字。虽然那时的装裱形式与今不同，但由“随园”、“吴门”四字的改写情况，使我敢肯定地说那时我接触过的就是这页张鹏诗作。某学者因张鹏诗及郝诗皆有犯孤平处，便先怀疑后肯定地认为是郝的伪托。诗句忌孤平不是近今的师法制度，前人的诗作也并非无一犯孤平者，近人犯孤平的也不止郝心佛一人，把前人犯孤平的作品肯定为郝的伪作，难免不有武断及误判之嫌。

    3、 诗的内容能与俞瀚对得上号。 某学者以诗中“吴门仙吏汉时梅”和“白公堤上白公来”句，与俞瀚身世不符为理由，否认张诗是题俞的小照。我认为：俞瀚在北京被“钜公贵人，倒屣迎致”，在南京被两江总督待“为上客，出入幕府”，他虽无署衙衔爵，却也曾混迹官场，与达官相往从；而张诗既不是为俞作传写记，也不是填写清代官吏调查统计表，无正式爵禄级者不得载入，张诗是以对比法赞誉俞的文采风骚，将一个曾附身官场和作过地方官吏二者的文才相比照，又有什么对不上号呢？

    4、 “随园”、“吴门”确实是改写的。从张诗原件照片上便可看出“吴门”二字粗大僵板，至于“随园”，徐邦达《悼红影议》鉴评道：“二字亦系洗去原有字后重书者，用笔弱劣，结构佝偻，比原作相差很远”改写人是我，改写时间在1964年夏，改写情况详见1983年第二期《中原文物》第110页。改写时郝已将原字擦去，他叫我写啥我写啥，别无所知；1982年11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这桩改写案使某学者肯定我与郝通同作伪，故判我为画像作伪集团主角。绝不是局外人的程德卿，对画像真伪的一些言词也就不足信了，是此一判决的话外之意。这且下表，请看下文：

    1983年7月26日某学者致郝心佛函谓：“款题“随园”……程德卿去年尚以局外人自居，侈谈陆润吾作伪伎俩，今则不打自招，为二十年前作伪集团主角，则所言不足取信于世人明矣。”----“随园”“吴门”是程作的伪。

    8月3日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仅凭您空口说一句是1964年您与郝心佛伙同伪改的，能说服世人叫人相信吗？”；在致郝函中又说：“程公之书法及作伪能事，恐不能拟“随园”“吴门”而欺世人也。”----程不能写“随园”“吴门”；

    8月15日，这学者在河南省博物馆说：“所谓张鹏诗原件，诗是郝心佛作的，字是程德卿写的，纸是河南省博物馆提供的旧纸，时间是在他访问郝心佛走后。”----全文都是程写的；

    8月19日这学者致郝信中又说：“而上款明谓“随园”，且据目击者函称，了无擦改痕迹……而凭一程德卿、郝心佛自承擦改，即可改变事实乎？……程德卿虽擅长作伪，仆亦不信能改至如此天衣无缝。”----“随园”“吴门”不曾擦改。

    按理说，未见过张诗原件及我的毛笔字迹的人，在“随园”“吴门”是否为我所改写这一问题上，是没资格说长道短的。而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7月26日至8月19日短短二十四天内，对“随园”“吴门”四字竟作出了：程德卿改写→程无能改写→全诗皆程所写→“随园”不曾改写四个精辟论断。其治学态度与学术讨论中的创新精神及成果，我叹为观止！

四、画像的装帧及题签

    这本是不值得辨析的两个小题目，因为不管原装帧形式如何，题签为谁所书，都改变不了像主是俞或曹。1980年11月，省博物馆来人访我时，我们的谈话是以郝心佛为中心内容，当他们叫我看题签字迹时，一因这字迹很眼熟，二因当时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所以便说是郝心佛的字。郝本人开始也说是他写的，不过后来他又改称是朱聘之写的。由于郝的改嘴，致某学者责我凭主观臆测，说话不慎重。我承认在这个战役中因郝的倒戈一击，使我成为败阵之军，但我又认为某学者的胜利却破了他自己的另一阵脚：他在画像的原装帧问题上，对收购存根明明写的是“清代曹雪芹小照一张价五元正”硬是不认帐，坚谓画像在省博是一册，请问，不会有人在画册的背里处贴题签吧，这画像出售给省馆时既有题签，又怎能会是未拆前一册中的一页呢？

    关于对《小照》的再辨析暂且就此搁笔，在结束此文时，我还想谈几句题外话。

    某学者十分懂得郝心佛提供的关于《小照》题记是他本人与朱聘之合谋编造的证词，对于持曹象说者确实是重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一击。因此，为继续坚持曹象说，就必须设法使郝尽食前言再撰一文说明原证词是假才行。欲达此目的，某学者自1981年11月以来曾对郝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但是都未能如愿以偿。这些也许是学术争鸣中某些人所惯用的手法吧，而我这个穷乡僻壤的井底之蛙却视之为奇闻，少见多怪之罪，敬祈海涵是幸。其中种种详情不拟在此文中披露，但我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世的权力，勿谓言之不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