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红楼梦》，以它百科全书式的容量和独特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典范。自《红楼梦》问世后，对它的研究形成了一门学问，大家对红学的各个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对于作品中描写的风俗习惯（民俗），这个表现一个民族人民生活文化现象和一定状态下的心理的东西，研究家们却只是流于一般的考证和了解，未曾对它在这部杰作中的作用作出全面而中肯的评价[1]。本文拟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

    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总和，它创作的成功与否，即环境创造的是否典型，直接关系到人物的典型与否。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说：“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2]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它们两者是不可分离和或缺的，又是互为条件，互相映照的；但是，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先决条件。而历史和时代所造成的民俗生活在创造这种典型环境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轻视的。

    所谓民俗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发地形成发展、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具有一定的形式和寓意以及独立性的生活方式[4]，它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内容。民俗生活一旦形成比较固定的形式，便在广大的民众和广阔的区域中流传，表现出一个民族对于生活、劳动，对于社会、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看法，形成一种潜在的较一致的心理定势。这种由民俗生活带来的普遍存在的对于世界、事物的看法，使我们能判定民俗生活本身的进步与落后，合理与反动，并通过它，看到人们受它制约的生活和行动。由于民俗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相沿成习成为人们生活内容的，所以，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民俗生活，既可以真实地展现出时代风貌，又可以挖掘出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鲜明地创造出人物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和背景。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红楼梦》中民俗生活的描写创造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显赫的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生活环境，带有浓郁的时代性和代表性。许多民俗通过单个家庭单位得以传承和施行，所以，从家庭方面的民俗生活的描写中不但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尤其还显示出那个时代家庭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性。《红楼梦》的民俗描写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第十八回中贾妃省亲并过元宵[5]，那“玻璃世界，珠宝乾坤”的细致描述，富与贵的喧赫大家庭气象跃然纸上。这不是一般家庭，是皇亲国戚，公侯大宅！第五十三回贾府除夕祀宗祧，把“钟鸣鼎食之家”的世族大家庭更加形象地展现出来；肃然的表情，森严的氛围，繁琐的仪式，鲜明的等级，无不打上封建时代清王朝贵族大家庭的烙印[6]，突出了时代性。描写贵族大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红楼梦》，它决不能离开贵族大家庭的特定的生活环境。但是，曹雪芹不是无目的的只是就民俗写民俗作民俗素材的真实记录，而是通过艺术的取舍，别具心裁地安排元宵和除夕祀宗祧等情节来渲染贾家的富贵荣华的家庭环境。《红楼梦》的大部分人物都生活在这个“富贵温柔之乡”中，这个特定的环境，为宝黛囿于心中而很难付诸行动的典型的封建时代的爱情的发生发展，为贾母、贾政，为王夫人、宝钗等等一系列人物的具体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对于这些人物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最有说服力的交代。

    既然贾府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典型代表，那么，大观园这个类似世外桃园式的生活环境也就决不是宝玉、黛玉、晴雯等人的伊甸园，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必然要荼毒那些纯洁的少女们的身心。众所周知，专制政权的封建统治秩序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上面的：“一家之中的家长的绝对权威，推到一族去，就是一族之长的绝对权威；再推上去，到这个社会的顶端，就是天子一人的绝对权威。”[7]贾母的绝对权威就是建立在这种沿袭成法的封建宗法制度上面的。而这种绝对权威则通过具体的民俗生活描写体现出来。第二十四回贾赦微恙，宝玉代贾母前去探询问好，“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的话”，然后叫他去看邢夫人，而邢夫人同样也是“先站起来请过贾母的安，宝玉方请安。”尊卑长幼，訇然分明。贾赦邢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在贾府，不但尊卑极其分明，贵贱亲庶观念也决不许模糊。即使宝玉的丫头也分几等，何人可递茶递水，何人只喂鸟扫地等规定分明。探春因自己是庶出而时时睁大眼睛，赵姨娘成了宗法制度嫡庶之争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说明亲庶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浓厚！而在封建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封建礼教，诸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等，无时无刻不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给大观园主人们的生活以深刻的影响，给他们的行动以巨大的约束。虽然大观园看上去与世隔绝，但家庭中的明争暗斗时刻冲击着少男少女们，表面上是“安富尊荣”，实际上处处“风刀霜剑”。在贾母翼卵下暂时平静的大观园孕育了宝黛幼嫩的爱情，但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所编织的这张无形而又巨大的潜网，不容许他们背叛本阶级利益和行为规范的道德范畴，所以，在强大的封建势力下，宝黛的爱情没有出路。

    民俗生活还创造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环境。由于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某个地区）所独具的，它在表现某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环境时也就是独具的了。如《红楼梦》中抓周预示小孩一生前途的卜筮型民俗生活，如六十三回中“掣签”的既娱乐又占卜的多重意义的娱乐民俗，都表现了我们民族生活的独特性。这些众多的民俗生活形成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习惯的方式和方法，不时制约着人物的生活和行动。象黛玉在“掣签”时的内心独白[8]，便是在那种时刻所独具的，也是符合黛玉性格的。独特的民俗生活创造了一个有民族特色的环境，又为形成独特的人物性格服务，这是《红楼梦》民俗描写独到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环境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的。对于成功的文学作品来说，都充分注意到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统一。《红楼梦》大观园环境中的人物，他们的个性和局限性都从具体的环境中体现出来；同样，叛逆者的林黛玉、贾宝玉，与卫道者的王夫人、薛宝钗又映照了这种环境的真实性。象探春那决不容许贬低自己“主子姑娘”的身份，以及对于涉及自身地位特别敏感的性格，就是可怕的宗法制度造成的。《红楼梦》通过民俗生活的真实描写，使环境与人物性格高度统一起来，并达到了两者的溶合。而表现在他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为环境，就使小说在塑造人物个性、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方面达到了同时代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达到的高度。没有大观园和贾府统治者对于大观园的各种影响下的独特的环境也就没有宝黛的爱情，也就没有薛宝钗；同样，没有一夫多妻制，也就没有宝玉和晴雯的爱情，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民俗所创造的典型环境的作用和意义也就在这里！

    当然，环境并不局限于民俗生活的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但无可置疑，民俗在创造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别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典型环境，就如上面所分析的，是不可缺少的。

二

    民俗在《红楼梦》中通过自身内容不仅创造了深刻历史意义的典型环境，而且在此基础上通过贾家的败落，揭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衰亡的思想主题。

    民俗的社会性是通过广大民众的普遍实行造成的对于社会、世界的认识而体现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内容无不带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作品的民族特征。鲁迅先生说过：文学作品“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10]这里的地方色彩，“实质上就是特定的民俗事象的艺术展现”，[11]《红楼梦》里浓郁的风俗习惯在特定环境下描写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以及表现出来的对于作品主题的深化、人物性格的塑造的巨大作用，就是如此。

    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民俗内容，作为普遍深刻地反映人们对于生活和事物的认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作品中的位置和作用，代表了作者对于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所以，《红楼梦》中民俗生活描写成了揭示小说主题思想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具体的可以从几方面去分析。

    （1） 豪华奢侈的民俗生活是贾家走向衰微的征兆之一。在《红楼梦》中岁时、丧葬、衣食住行、娱乐、迷信禁忌等的民俗生活描写莫不以“豪奢”二字贯穿始终。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秦可卿的葬礼。秦氏是贾珍之儿媳，贾母之重孙媳妇，她病死后，贾珍马上请“钦天监”择日停灵四十九日，“请一百零八僧人”做“大悲忏”，请“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灵前还有“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也“只这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脂砚斋评曰：“是有服亲朋并家下人丁之盛。”“是来往祭吊之盛。”[12]那些数字和两个“盛”字，点明家祭官吊极盛一时。特别是出殡之日，“路上彩栅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祭”而“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真可谓极尽所有，想不到的排场，说不尽的风光，其喧赫威严之气势令人叹绝！民俗生活的极度排场奢华的结果，使贾府的经济日益枯竭，入不敷出。凤姐曾感叹，“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过是个旧日的架子”，“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秦可卿所说的“盛宴必散”，正是贾家命运的暗示。

    如果说直接的极度侈靡和恣意豪华的民俗描写是贾府必然败落的曲笔，那么，钗玉之婚礼与贾母之丧礼的简易了结则是奢华所导致的结果。后者与前者民俗生活的鲜明对照，正是贾府彻底衰落的丧歌。钗玉结婚，名曰学宫中礼数，实际上不过应个景儿了事。而贾母丧礼，论理、论礼，论地位、论辈份都该比秦氏更为排场风光，然而适逢宁府被抄，“虽说僧经道忏，吊祭供饭，络绎不绝，终是银钱吝啬，谁肯踊跃，不过草草了事”。家世不继的“下世光景”不已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吗？曹雪芹就是在这样走针穿缝的密密针脚里通过贾府绣出了一幅封建社会衰亡的形象的历史画卷。

    （2） 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性混乱，是贾家走向败落的另一端倪。曹雪芹写出了这种婚姻制度和必然引起的性混乱，继而家庭不睦和明争暗斗，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封建社会末世贵族大家庭必然腐败的历史。贾赦、贾政、贾珍、贾琏等都是妻妾成群的伪君子和淫棍。贾赦逼使鸳鸯做妾，结果使家庭上下，使鸳鸯一家都不得安宁，鸳鸯自缢无疑是贾赦一手造成的，然而邢夫人居然辩护说：“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贾琏和鲍二家的通奸，闹得夫妻不睦，吵到贾母处，但贾母却说：“什么要紧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贾母的话不正说明封建婚制所带来的不堪后果吗？至于说由这种腐朽堕落的婚姻形式造成的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从凤姐、平儿、尤二姐、秋桐和金桂、宝蟾妻妾之间的矛盾争斗中却可见一斑。这种“显然是奴隶制产物”[13]的一夫多妻制及由此带来的性混乱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必然使家庭频于解体，最后败落。在那个从皇帝到奴仆都认可存在妻妾制的社会，曹雪芹看到了这一点，并在艺术作品中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伟大的。

    （3） 信仰和迷信无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轮回报应、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和浪费钱财、无所作为的行动，并使家族渐渐地露出下世光景来。在《大观园符水驱妖孽》一回，大写“道士到园作法，驱邪逐妖”。但被逐除了吗？正如一个小厮说穿了的，那天和老爷（贾赦）一道进园，看见的“明明是个大公野鸡”哪有什么妖怪？因以诈传诈而大动干戈，岂非糜烂财力，劳而无获，贻笑大方？赵姨娘死于铁槛寺，众人却说：“赵姨娘使用了毒心害人，被阴司里拷打死了。”掩盖了赵姨娘受凌辱的悲惨一生。而林黛玉痴情思念，一日魂入阴府，却说：“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无魂无魄，何处寻访？”不但抹杀了封建礼教害死黛玉的罪责，冲谈了黛玉贤贞不渝的爱情，同时也削弱了她的叛逆精神。这种轮回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在明清小说中表现最强烈，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红楼梦》多少也受此影响，但是书中借此预示的整个家族的衰亡不但是天道彰著，不容变更的，同时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以，又有其客观实在性。就象贾敬炼丹求仙反倒死于非命一样，信仰与迷信无知带给人的是束手无策，无所作为，最终必以悲剧结局。贾府中上下大小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不正是如此吗？贾太君回天乏术，祈天祷祖终是枉然，封建社会的衰亡和贾府的败落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看到贾府的衰败和没落的必然性，而“《红楼梦》的百科全书式的规模，更在于它全面的揭露了封建社会及其制度一系列不可解救的矛盾和正在解体的历史命运。”[14]这种不可挽回的败落和衰亡的历史命运不是抽象地，而是形象地通过贾府并旁及其他几个家族的衰亡历史展现出来的。诚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红楼梦》“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但却是代表了千万的同样的家庭。”[15]在这里，民俗生活的描写所起的作用，正是通过贾府各个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活动内容，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有力的而不是苍白的批判了封建贵族的腐朽堕落、荒淫无耻，从贾府推而广之，揭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命运的。我们上面三点分析就是从三个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深刻思想主题的有机组合。在明清小说中还没有一部曾是这样紧密地把民俗生活的描写与整个作品的思想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没有一部小说的民俗生活的描写带来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的。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6]从民俗生活的描写来看，这评价是极其恰当的。

三

    《红楼梦》中民俗生活细节的描写，不但对塑造环境、揭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衰亡具有深刻的作用，而且，也在作品的其它方面开掘出很深的思想内容。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内容不是一般的引证资料，而是有它在整部小说有机整体中匠心独具的作用，特别是由民俗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寓意。我们研究《红楼梦》中民俗生活另一目的在于把这种民俗生活描写在整部小说中作者的和书中主人公的思想挖掘出来。而民俗生活描写的无以置辩的作用，也决不是局限于单个细节上的，它闪烁出特定时代的生活光芒。所以，我们从民俗生活着手的探讨，能够发现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内容，这是其他描写所很难达到的。

    《红楼梦》民俗生活描写所揭示的深刻的思想意义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举一二民俗内容进行一些分析。

    在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肃穆森严的礼法和秩序后面，虚伪的封建礼教，无时不弥漫着腐朽糜烂的臭气，而曹雪芹正是通过繁琐的封建礼教的描写，揭示出它的僵化，反动，宣判它必将同封建大家庭一道消亡。第十八回写到贾妃要在十五日省亲，然而“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其目的就是为了不错了皇家“规矩”。但是，论“礼”贾妃是王夫人之女，贾母之孙女，在“孝”字为头的封建社会，一时骨肉团聚（何况元妃久在难于见天日的深宫），应该元春有礼于贾母、王夫人。然而，小说中多处写贾母、王夫人等跪接元春，而当贾妃“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之。”[17]这里一方面写出了“礼”的繁琐，另一方面又写出“孝”礼在“忠”字面前的虚伪性。如果说它至少还找得到一点借口的话，那么，贾琏在国孝、家孝之时，背着父母私娶尤二姐；居丧在家的贾珍，日以习射为由，竞然放开大赌，玩弄男童；宁府的老爷们一方面说：“咱们是孝家，十五过不得节”，另一方面却开宴设席，“作乐赏月”，可又曾讲什么礼？“在这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封建的纲常名教被他们用自己的手撕得粉碎”。[18]就象三十三回中贾政听说有丫头跳井时说：“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这是多么虚伪！可见“三纲五常”、“尊卑孝悌”在统治者手中不过是借以主宰他人的工具，对于自己则不过是“演戏”。[19]诚如尤氏所直言不讳的，“我们家上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的虚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这不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吗？难怪林黛玉“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的。曹雪芹就是这样通过礼的僵化、虚伪、揭露了整个儒家思想及至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思想的腐朽反动，同样，也揭示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物的悲剧的历史根源，这种思想该是何等深邃！

    妻妾制和衣饰民俗在《红楼梦》中的描写，展现了贾府森严的等级尊卑观念。妻妾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表现在男子方面就是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曹雪芹写鸳鸯不做妾，突出了她对不平现实的抗争。但是，曹雪芹也写了尤二姐、秋桐、平儿、周姨娘等甘于做妾、写了袭人希望做妾，承受这一切，认为是天经地义。她们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身被奴役而不知，相反地习惯和遵从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比男子更甚。我们说妇女的解放不但在社会方面，也在于妇女自身的觉醒和抗争。《红楼梦》中甘于做妾的人，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这一点，曹雪芹真实地表现了它，可谓慧眼独具，见地全新，入木三分。而《红楼梦》衣饰民俗描写所带来的是客观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等级尊卑思想。凤姐的贵妇人派头[20]和“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坎肩儿，下面露着玉绸袜，大红绣鞋”的鸳鸯，及“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子坎肩，白绫细折儿裙子”的袭人相比，显然有很大的差别，但与“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的小红相比，却又见出她们高级丫头的不同身份。而这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不同穿着，清朝官府是有明文规定的，僭越便是犯法。[21]曹雪芹通过这些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封建大家庭中森严的等级尊卑制度，并从贾宝玉微弱的男女平等思想，说明作者对于这种等级尊卑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小说是用形象来反映历史的，情节和场面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是作者思想、修养、感情的具体化。恩格斯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22]所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23]《红楼梦》中民俗生活描写所揭示出来的作者思想感情，正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作者“隐蔽”的见解。虽然看上去很客观，但我们从作者在整部小说中所揭示的思想主题里可以看到这些民俗生活不但本身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就是在具体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方式、规模，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结 语

    民俗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是多功能的，它在作为史料价值，以及塑造人物个性方面都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表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泰纳曾说过：“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24]而民俗生活正是体现了“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所以，才“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别林斯基在谈到那种深刻而真实地反映民族生活的文学时同样说过：“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既是真正的民族文学，同时又是全人类的文学”[25]。因此，在文学创作上，“作品愈是富于民族性，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也就愈高”。[26]《红楼梦》二百多年来一直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学瑰宝，这是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7]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在那个时代，曹雪芹还不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朦胧地感到了这一点。虽说《红楼梦》“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地敷演而成，但它仍然掩不住作家对于生活的提炼、加工、开掘，尤其是民俗描写的高度真实性和艺术性给我们的启迪。由此，我们确实可以说，民俗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而且是形成作品的民族特色的重要因素。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能够毫无疑义地肯定民俗在《红楼梦》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但作为背景、作为史实、作为不朽杰作的“青枝绿叶”；它也作为艺术的源泉，作为文艺民族性的突出代表。这就是结论。

参考文献：

[1]对于《红楼梦》中民俗的描写，目前的文章都还只局限于考证其真实与否的基础上作笼统的评定，曰：不了解它，读不懂《红楼梦》的许多细节，没有进一步探讨为什么此处安排这个民俗生活而不是另外别的。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参见拙作《民俗生活论》，《民族文化》84年第5期。

[5]本人手头只有程乙本百二十回《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凡所引内容未注明版本和出处的，悉出自该书。

[6]参见《〈红楼梦〉中的北俗》（上、下）见《学习与探索》1980年4～5期。又参见《清史稿·礼》六，吉礼六，卷八十七。

[7]张毕来《漫说红楼》。

[8]第六十三回，“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

[9]《马恩选集》第一卷43页。

[10]1934年4月19日鲁迅致陈烟桥的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67年版，页528。

[11]陈勤建《民俗在鲁迅小说中》《华师大学报》社哲版，84年第二期。

[1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248页。

[13]《马恩选集》第四卷，56页。

[14]《曹雪芹的历史地位》《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

[15]俞平伯《我们怎样读〈红楼梦〉》《文汇报》1954年1月25日。

[1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1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8]刘梦溪《红楼梦新论》71页。

[19]参见张毕来《漫说红楼》333～341页。

[20]见《红楼梦》中三、六回凤姐穿着衣饰的描写。

[21]参见《清史稿·舆服》。

[22]《马恩全集》第36卷，385页。

[23]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西方文论选》（下）24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5][26]《别林斯基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317页，转引自程代熙《文艺问题论稿》32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8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