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剧》初版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二月，香港千代出版社出版，共收有7篇人物专论文章：《林黛玉的悲剧》、《贾宝玉与理想的人性》、《贾宝玉与贾政》、《薛宝钗论》、《贾宝玉与唐·吉诃德》、《小家碧玉的尤二姐》、《紫鹃与花袭人》，计约5万4千3百余字。

　　作为一部人物专论，该书和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一脉相承，有着极为相似的论述风格。首先，阿印采取的亦是谈心式的评析方式，将个人的诸般体悟和盘托出，从容细致，娓娓道来，有如与读者两面相对，促膝谈心，拉近了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距离，让读者置身于轻松平静的阅读心理状态中，于不经意间接受评论者的叙说。

　　其次，阿印也用了对比论述的方法，使身份相类而性格气质各异的人物在比照中显示其间差异。如论紫鹃与袭人是“一样的忠心，两样的动机”时道：“紫鹃的爱黛玉，有如一个爱美的艺术家爱一件卓绝的创造，已置身于忘我之境；袭人的爱宝玉，却有如一个贩卖宝珠的商人爱他的珍贵的宝物，处处不忘那宝物的高价。”对比论述，更易揭示形象的精神特质及表现形式的或微或巨的差异。

　　其三，阿印亦擅长用情感浓郁的文字来书写他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与赞叹，如论宝玉的爱人生、爱世界，则云“他爱到流泪，爱到悲哀，爱到无以自处，想化成一股轻烟”；论紫鹃生存的意义则云“夜莺虽然唱不去黑暗，夜莺的凄婉的鸣声却令人警醒”等等。批评家以他丰富的联想意象和优美的表现形式向读者倾诉心底的咏叹，形象地传达出丰厚的观点和动人的情愫。

　　《林黛玉的悲剧》出现在张天翼和王昆仑二人的人物论之后，在观点和表述方式上受到前人的启示和影响是无疑的；但阿印的论析又并非亦步亦趋的模仿、照搬。严格说来，阿印的观点有其独到之处而又自成一家。

　　一方面，他的一些重要观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新颖准确，合乎实际。他认为宝玉出家和黛玉之死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一个必然性的悲剧，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而导演这悲剧的，则是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样的阐述比起以往认为宝玉是看破红尘而出家，黛玉是因恋爱失败而死亡的看法，要更深刻。在论析贾宝玉的悲剧时，他认为“《红楼梦》所写的，乃是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中，人性与现实激烈冲突的故事”，这就将人物性格和作品主题联系起来，揭示了主人公对于作者阐发主旨的重要意义，也道破了艺术形象的悲剧成因与实质。另如以“风姿绝代，原应永保她的玉洁冰清，但因为现实主义的误用，庸俗的利害观念蒙蔽了纯真的天性，就竟至于不择手段”数语来评价薛宝钗在“戏彩蝶”一回情节中的表现，以“只有把袭人当作一个值得悲悯的，同样是旧社会下的牺牲者的可怜的生物，才会对旧社会引起更深更大的憎恶来”数语来申明评论者对形象应持的批评态度，都是较为客观而中肯的论述。

　　另一方面，阿印的阐述较注重文化背景、文化传统的比较与证明。他将贾宝玉与浮士德比较，认为贾宝玉追求的是智慧，浮士德追求的是知识，“这是东西文化精神不同的地方”，西方人寻求到了他们的出路，而曹雪芹时代的中国人还在徘徊歧路，“看不出前途的光明”，所以“把一个社会问题看成了人生问题”。在谈到贾政与贾宝玉父子的异同与冲突时，以为贾政执着现实，是庸俗的现实主义哲学，贾宝玉重视性灵，是浪漫主义的哲学；两人“思想同出于儒家一源”，而“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曾对中国思想史有不小的影响”，二者“与儒家的人生理想相结合，成为了一种追求智慧的东方文明的精神”，贾宝玉的人格由此产生，而贾政则“只算得一个腐儒”。阿印对中西文化特点与文化源流的辨析，为人物论提供了蕴为涵厚的背景材料，形成了批评文字的张力，增添了论述的厚度。上述观点无疑都是相当精辟的。

　　就表述方式而言，阿印较张天翼细致舒展，而较王昆仑明畅单纯，风格介于二者之间。又同偏爱用抒情性强的文字对形象作评析赞叹，阿印更多地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如为了说明小家碧玉阶层的女性的出身、教养特点，则云：“他们不是云中白鹤，却是平明的湖面上可爱的浮鸥”；为分辨紫鹃和袭人性格特质的异同，则喻：“如果说紫鹃是一首美丽的小诗，花袭人便是一篇句斟字酌的散文；紫鹃是一片蓝天中的白云，花袭人便是一江不能休止的春水。”诸多喻象与本体的结合，增加了行文的可读性。

　　《林黛玉的悲剧》在一些提法上也显示了它的不足。如认为“恋爱的失败乃是作成”林黛玉的“悲剧的主因”，因为在封建社会，“除了可人如意的情郎以外，女子别无精神上的寄托……林黛玉只要在爱情上成功，她便在人生道路上也成功了。如果她失败，那只是由于贾宝玉的失败也便是她的失败。”这一观点不仅淡化了林黛玉作为一个有独立尊严和个性追求的闺阁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漠视了其悲剧成因的多重性，而且也与阿印自己关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的结论不相匹配。

　　又如论封建社会中的女子“不必锻炼那一套勾心斗角的手段，不必参加惨烈的现实世界里的争斗……不必关心那些实际的利害……男子们非是功利主义者不可，他们却有余暇锤炼他们的感情”，以及“女子们的结婚，在旧社会里，便是自身堕落的起始”等论述，不仅渗透男权中心的色彩，观点有失片面和客观，而且其立论不是从历史社会现实出发来评析文学形象，而是从作品现象延伸为时代特征，又反过来印证作品人物，方法有欠妥当。

　　另如将钗黛分别划归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定性不够明确；将尤二姐的悲剧指归为她的生活理想与其出身阶层的冲突，也阻遏了对尤二姐悲剧成因的深层认识和揭示；且认为“对于大家闺秀，因为家庭的权势、的阀阅、的社会关系，那些浮浪子弟到底不敢随便糟蹋……对于这些小家碧玉便恣睢逞性，无所不为了”，这种看法明显与作品所写（如迎春故事）不相符合，也与社会现实关系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