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古玉器艺术的长廊里，上自红山、良渚，下迄汉唐的玉器，异彩纷呈，各领风骚。而时下常为人们所钟情的，多为战国及两汉玉器。这当然无可非议，战国两汉玉器俊逸潇洒，堪称一绝。但我还是要说，爱玉何必唯重战国两汉？商周玉器，未尝不是古玉中另一奇葩。且不说其精巧剪裁、奇妙构思、简洁明快之工艺令人慨叹，就说题材，缤纷多彩——凡飞禽走兽，鱼虫百怪，神人物象，无所不有。从礼仪佩饰，到王室重器，不胜枚举!从艺术上讲，商周玉器空灵写意：从题材上讲，商周玉器诡秘奇幻，极具特色。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商周玉器的认识，主要的还是借鉴于殷墟妇好墓及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出土的玉器，从器形、沁色、纹饰和工艺上进行鉴赏和辨识。妇好墓玉器及一些典型的商周出土玉器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个时代的古玉特征，提供了很好的标本库。但由于古玉文化的深邃博大，仅以有限的考古发掘品作为辨识依据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改变这种观念，那么古玉鉴识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这里，笔者想以古方先生主编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卷)》为基点，以山东滕州前掌大一带(包括庄里西)出土的商周玉器为例，谈谈商周玉器鉴辨，意在动摇一种定势思维，尝试颠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以探讨古玉鉴识的蹊径和方法。

　　前掌大与庄里西出土的商周玉器，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这种视觉感受包括：

　　一、关于沁色与玉变。说起古玉，尤其是历经三四千年风雨侵蚀的商周古玉，人们首先想到的因土蚀斑斑而变得满目疮痍。因此，沁色便成了辨伪的主要手段。但事实上，地理位置、埋藏环境等客观条件造成的地质、地温和地气的复杂多样，使得古玉受冒沁的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相对来说，滕州一带的商周玉器，虽然望有的表面沁蚀也非常严重，但更多的则是玉器本身的质变替代了严重的表面受名沁现象。这种情况与高占玉器通常所表现出来的斑驳陆离的沁色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它不是一种由表及里的变化，而是一种由里及表的玉变(也叫质变)现象，这个现象，在滕州出土的商周玉器中比比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对于我们研究商周玉器的地域特色及断代参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待于更科学的检验和认定。

    但笔者推测，主要应该与玉器人士后的周围环境有关——如果随葬玉器的地理条件较好，或者少受酸碱的直接侵蚀，而只是长期经受较多的地温地气影响或浸润，就会造成玉器本身结构上的蜕变，在色泽上也便呈现出一种质的变化来。大凡既有轻微的酸碱类化学物质的直接侵蚀，又历经水、气、温等地理斟因素的长久影响，那么，这些古玉给人的表象感觉，是色泽深浅浓淡替代了土蚀、灰皮和蛀空等等受沁迹象。也就是说，质变越严重，其由内而外整体色泽的变化越明显，色彩也愈益丰富。

    反之，也可能只呈现出一种比较轻微的与玉石原色迥异的色泽，或者只是使原色发生轻微的失真，如白玉变奶黄色，青玉变成了深绿色，等等。由此看来，“由表及里”的侵蚀和“由里及表”的质变，应是两种不同的沁变形态。这种形态，对于我们鉴辨商周乃至其他时代高古玉器，同样是很好的借鉴。若只以所谓“满沁”及各式传统视角中的沁状来鉴识一件商玉器，也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二。关子皮壳与包浆。古玉的旧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玉器本身的皮壳与包浆。所谓皮壳，是指长期的外在环境因素给玉器留下的陈旧痕迹或气息，而包浆，则是这一气息鲜明而突出的外部体现。当然，古玉的皮壳应为自然生成，它没有人为的因素。而包浆则可以有人为的因素。比如经常盘玩一件玉器，同样会使其表面产生包浆。只是出土玉器的天然包浆与人工盘玩的包浆不同，前者凝重而后者浮泛，辨识当然也不是一件非常困的事情，困难在于：由于地域条件的差异，有些出土古玉，其皮壳与包浆的表现形式会与我们常见的古玉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这样的古玉，如果用一种经验中既有的关于皮壳和包浆的定势思维去观察，那么，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看真看好。因为粗略打量，其皮壳的陈旧感不太明显，或者通俗地说显得太“嫩”，而包浆也不是十分厚重滋润。但它确实蕴涵着一种内敛而温和的光影。这光影叠加在同时代的打磨痕迹上，流畅而不张扬，虽然看去并不十分“开门”，但确实形成了古玉包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玉器本身在入土环境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外在(地质地貌条件)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娇贵外表。根据笔者观察，此类情况在同类出土玉器中并不鲜见。这就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皮壳和包浆，并不能囊括所有出土古玉的状况。也就是说，不能以僵化的观念来看待古玉的“旧气”。有些商周玉器，虽然在视觉上不能给人一种熠熠生光、“宝光”饱满的感受，但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油亮滑腻、晶莹剔透的光泽性状，还是非常显然地烙下了远古时代的印记。因此，用皮壳和包浆的传统观念来衡量一件玉器的时代特征和真伪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脱离了玉材、器形及纹饰、工艺等特点的综合鉴察，而是仅仅偏执于一种概念化的表面特征，一叶障目，那么，造成对真古玉的误辨误断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关于纹饰与刀工。标准的器形加上标准的工艺手法，是我们对古玉断代的最好的依据之一。说到商周玉器的纹饰工艺，“勾撒法”‘浅浮雕”“一面坡“臣字目”“减地”“压地”手法突出耳、目、头、足的形体轮廓，以阴、阳线表达细部，以剪影式风格体现动物形状，等等，似乎已为人们所熟识，并且渐渐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鉴识标准。但我们同样不能偏狭于既有的经验，而对商周玉器的雕琢方法进行想当然的定性。科学地区分“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的雕琢手法，是我们认识商周玉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举例而言，同是繁复的纹饰，在线条上殷商时期的显得比较简洁、粗犷、硬朗，而西周时期的则显得婉转、柔和、流畅。

    即使是同一时期的，有的刀工利索，线条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样的玉器，比较容易为世人所认可，也有的看似刀工稚拙，砣痕浅显如轻描细雕，刀工与前者大相径庭，实则同样体现了其时典型的雕琢手法和工艺特色。如未亲见，便会让人顿生疑窦。即便同为片状式动物型玉饰，有的以满工雕饰，显现其头、目、腿、爪、器身等重要部位，特征明显，开门见山：也有的则以寥寥几刀斜坡，看似不经意勾勒，却画龙点睛般地表现了飞禽走兽的动态，神韵毕现。

    因此，繁复与简洁，粗犷与洗练，流畅与稚拙，精雕细琢的立体感与大刀阔斧的动态感，构成了商周玉器雕琢的基本技法，可谓巧夺天工、千姿百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所以将商周玉器混为一谈，是因为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造型、纹饰、雕琢技法方面基本沿袭商代后期作风，但从总体来看有简化和某些独创的趋向)，因此无须分述。总之，进入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出现为玉器雕琢技法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该时代所独有的纹饰工艺特点，才能全方位地领略商周玉器剔透玲珑的风貌和广阔的艺术审美空间。

　　 四、关子材质。自商周时期始，大量使用新疆一带产的昆仑玉(透闪石)已为科学检测所证实。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新疆昆仑山玉料所占的比例很高。除此之外，在商周的出土玉器中，新石器时期的一些主要玉料(如蛇纹石，河南南阳地区的“独山玉”，以及其他玉石类如绿松石、玛瑙等等)，都是通常被选用的玉材。滕州一带出土的商周玉器，在材质方面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征。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至今仍在沿用的玉材，如新疆和田玉，也可以看到一些目前几近绝迹却较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青黄色的优质玉材，既可以看到常见的美石如玛瑙、水晶或绿松石，也可以看到现今并不多见的那些呈深灰色或赭褐色的地方性玉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商周玉器用玉的宽泛并不等于杂乱。玉匠对于材质的选择，应该是严格遵循了“美石即玉”的原则，进行了认真的判别和筛选的。

　　总之，商周玉器的丰富内涵，有如深厚的矿藏一般具有无限的挖掘潜力。本文只是浮光掠影谈些粗浅体会。期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