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359～401)，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一带)人。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为东晋王氏家族中人物，与王献之平辈，曾官尚书令，与官中书令的王献之有大令、小令之称。虽然如此，他的书法却比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更具古朴之风。

　　王珣留给后人的书法作品不多。据宋《宣和书谱》的记载，当时内府里收藏他的墨迹有二：草书《三月帖》和行书《伯远帖》。而流传至今的只有《伯远帖》。传世的《伯远帖》书法潇洒古澹，类似于王羲之的《姨母帖》，仍存魏晋古风，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一起，被乾隆皇帝喻为“三希”。其中，只有《伯远帖》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因此该帖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因晋人法书多为唐人钩摹，故清初吴其贞《书画记》亦以为“盖唐人廓填也”。与吴其贞同时的鉴藏家顾复则以为“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且非唐代钩摹，可宝也”。

　　帖书为麻纸，笔画显示出用的是有心硬笔，放笔直书处极劲健，转折处则多锋棱，且有开叉的枯锋飞白。用笔至墨淡时，时有“贼毫”的细丝出现。其书法，虽为行书，却有隶书遗意，结体在扁长之间。个别字如“胜”、“实”“获”、“群”诸字，与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书字颇为类似，两帖风格亦极相近。书势微向左倾斜，为的是取得险峻端庄的艺术效果，这是王肉书法独具的特色。凡此种种，皆是该帖为晋人书法真迹的直接证明，可见吴其贞的看法有误，而顾复的非唐摹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以西晋陆机《平复帖》来比较《伯远帖》，则《平复帖》以隶草而变古朴，而《伯远贴》只是当时行书中未脱隶法遗意者，尽管有了长是的进步，但是不如二王父子的创新书法。重要的是，它是东晋名家墨迹中惟一的传世真迹。

　　乾隆“三希”之《伯远帖》、《中秋帖》的遭遇乾隆“三希”之则《伯远帖》和《中秋帖》是康乾盛世时入藏于清内府的。清朝覆亡，逊帝溥仪以赠赐之名把《中秋帖》和《伯远帖》交由溥杰，由他携带出逃，藏在天津张园，后来溥仪把它们带到了满洲，后散佚民间。1937年，二帖被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购得。张伯驹先生闻讯后，愿以高价收购“二希”，但因卢沟桥事变，银行金融冻结，未果。郭葆昌去世后，张伯驹又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双方往返磋商。后来郭昭俊用“二希”向宋子文行贿，以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闻媒体是众说纷纭，引起文艺界的强烈不满。宋子文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昭俊。于是，原件存于中南银行，郭氏仍待价而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从上海逃至香港，后辗转台湾。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于是人民政府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购回。《伯远帖》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乾隆“三希”之则《伯远帖》和《中秋帖》是康乾盛世时入藏于清内府的。清朝覆亡，逊帝溥仪以赠赐之名把《中秋帖》和《伯远帖》交由溥杰，由他携带出逃，藏在天津张园，后来溥仪把它们带到了满洲，后散佚民间。1937年，二帖被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购得。张伯驹先生闻讯后，愿以高价收购“二希”，但因卢沟桥事变，银行金融冻结，未果。郭葆昌去世后，张伯驹又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双方往返磋商。后来郭昭俊用“二希”向宋子文行贿，以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闻媒体是众说纷纭，引起文艺界的强烈不满。宋子文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昭俊。于是，原件存于中南银行，郭氏仍待价而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从上海逃至香港，后辗转台湾。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于是人民政府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购回。《伯远帖》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代乾隆年间，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两帖皆摹本)一起被收入清内府。乾隆帝非常珍爱这三幅帖，他曾多次题跋赞美，并在《伯远帖》后空白处绘枯枝乱石以配。他还特地为它们定名为“三希帖”，并把存放三件稀世珍宝的房子取名“三希堂”，这便是“三希堂”的来历。随后乾隆帝又命沈德潜作《三希堂歌》，还在乾隆十二年(1747)编成一部大型丛帖，即《御制三希堂石渠 宝笈法帖》。

伯远帖

东晋

　　《伯远帖》反映了东晋一代的书风。据考证，二王父子现已无真迹传世，而王珣《伯远帖》真迹，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惟一真迹，因此它为人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正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评价王珣《伯远帖》所说的那样：“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伯远帖》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相近，不过，也有自己的面貌。拿们白远帖》和柜近的王羲之法书作一比较，不同处在于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疏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姚鼐语)的晋人法书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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