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宋元的绘画，虽然也注意汲取其他姊妹艺术之长为我所用，但却始终坚持以“画之本法”为基础，而反对用“非画之本法”来取代“画之本法”。

　　唐代时，曾出现过一种不用毛笔，而用嘴吹云，用弓弹雪的“创新”画法，张彦远明确表示，这种画法“不谓之画”、“不堪仿效”。又有王墨、李灵省等，或用头，或用手抹脚蹙，在绢素上狂泼墨汁，然后依墨汁的痕迹略作修正点缀，为山为水，为树为云，朱景玄也明确表示，这种画法虽然“前古未之有”，但“非画之本法”，不能归之于正常的画格。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载，孟蜀时有一术士称善画，蜀主命其于壁间画一野鹊，一会儿便有群鹊聚集而噪之，又命黄筌于对壁画一鹊，则无集禽之噪。蜀主问黄筌何故？黄说：“臣所画者艺画也，彼所画者术画也。”又记宋初有道士名陆希真，每画花张于壁间，则蜂蝶立至，而最有名的花鸟画高手，如边鸾、黄筌、徐熙、赵昌作画，也决无聚禽来蝶之验。大概，这两位道术之士的画，在其中施加了某种妖术，如香水之类，借以“眩目取功，沽名乱艺”。郭氏对此十分反感，发表感想说：“夫士必以忠醇径言，尽瘁于公，然后可称于任，可爵于朝；恶夫邪佞以苟进者，则不免君子之诛。艺必以妙悟精能，取重于世，然后可著于文，可宝于笥，恶夫眩惑以沽名者，则不免鉴士之弃。”至于“方术怪诞，推之画法阙如”，应该坚决地把它们从画坛上清除出去！

　　由此可见，标新立异、不择手段、故弄玄虚的“创新”画法，近于邪教，很容易迷惑人，如果任其发展，必然扰乱艺术，妨碍绘画的发展，有害精神文明的建设。晋唐宋元的画家和评论家，能坚持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要求，不为邪术所惑，而是挺身而出，同邪术作斗争，这就有力而且有效地维护了绘画的纯正性。

　　此外，邓椿《画继》中也提到：“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鄙，实斯人之徒欤。”“逸格”虽然较多地引进了“非画之本法”，但这种引进始终是有限度、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便会导致“画之本法”的败坏，使创作沦于“狂肆”、“粗鄙”。书法对画法的帮助，诗境对画境的涵养，主观情感对客观形象的变易，无不如此，既不能不要，也不能过头。“过犹不及”，都是不利于绘画的发展的，证之晋唐宋元的画史，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