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先生画名满天下，书名为画名所掩，时人论述不多。

　　潘先生平日常谈“书画同源”问题。书与画确实是同源的。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西部亚洲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实际上是简单的绘画。我国甘肃辛店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上的绘画装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刀刻符号，这些形象，或用线条，或用平涂，线条居多数，有些已含有文字的意味。现在我国考古学者正在从事探索早于殷商甲骨文的夏代文字，说它是文字也好，符号也好，一般都用线条来表现，也便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也有指事文字。唐兰先生则认为指事也是象形之一种)。后世书画分途，各自发展，但在技法上始终有共同之处，就是离不开线条。南齐谢赫所提倡学画六法，第一气韵生动，第二骨法用笔，第五经营位置，第六传移模写。六法之中，有四法是书画共同的。特别是对骨法用笔，潘先生很重视。他有一次自题所作松石：“偶然落笔，辄思古人屋漏痕，折钗股”。屋漏痕、折钗股是唐代书家比喻书法用笔的名言，潘先生就应用到画法上来，也便是对骨法用笔下一注脚。古往今来，用书法作画，用画法作书，书画合一，成就卓越的大家，如徐文长、八大山人、吴昌硕，寥寥可数。世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徐、朱，吴各家，包括潘先生的作品，除上述两句外，还可加一句：“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以上说明书画两者不但同源，而且一向是姊妹兄弟，十分亲切，直到如今。

　　潘先生对书法功夫很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包括文字组织结构不同的“字体”与后世艺术风格不同的某一家某一派的“书体”。甲骨文、石鼓文、秦篆、汉隶、章草、真书、行书，二三千年来各个不同的体制、流派，经过他的分析、赏会、提炼、吸收，应用到笔底来，无不沉雄飞动，自具风格。我最喜爱他的隶书、行书，境界很高。他自己平日题写，也用这两体居多。他的隶书，渊源于《秦诏版》、《莱子侯》、《褒斜道》、《大三公山》，《杨孟文》诸刻，融会变化。始则以奇取胜，终则以平取胜，也便是孙过庭“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说法。他论画每称引药地和尚“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这句话。我们欣赏他的隶书，要从平中求奇，奇中求平，才能得其真际。他的行草，对唐晋法帖有相当厚的基础。中年以后特别心爱黄石斋，但也不以黄石斋的成法自囿。运笔方圆并用，变化多姿。同时应用绘画上经营位置的技法来经营字幅。大小、疏密、斜正、错落，一任自然。犹如画面布局，烟云舒卷，扫尽旧时代“寻行数墨”的陋习。清代包慎伯批评苏东坡书法，“有烂漫之弊”，说他“任意出之”，“菁华内竭”(答熙载九问)，那是门外之谈。东坡书法最超越处就在于“烂漫”，就在于“任意’。传世苏字，如《黄州寒食帖》，烂漫之极，大家认为是苏书第一。陆放翁诗：“整整复斜斜，好如风际鸦。”放翁自己书法，已经有此意境。而潘先生从结体，行款的整幅布局，惨淡经营，成竹在胸，挥洒纵横，气势磅礴，富有节奏感，可说独步一时。潘先生写给一位学生论书法的信说：“孜孜于理法之所在，未必即书功之所在。”又说：“谚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此语推之，则尽信法则不如无法矣。”了解这个道理，才能赏会潘先生的书法。

　　潘先生在绘画方面留下理论著作较多，但对书法谈得较少。上面所引几句话，可以窥见一斑。他毕生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培养出绘画界人才之多，大家都知道。他在1963年曾担任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同年他在他所负责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创造性地开设书法篆刻班，办过两期，因林彪、“四人帮”横行，没有办下去。去年学院招收研究生，内有书法篆刻五名，这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曾有过。近年各省市先先后后成立书法组织相当多，听说全国文联现在正筹备全国性的书法组织。有关书法的活动，一天天多起来，可惜潘先生看不到了。书法是中国民族的精粹，数千年来在国内外，尤其对邻国日本影响极大。现在日本有千万人在研究中国书法，日本文科大学也有设置书法专业的。大家知道，日本书法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现在彼国学者还有很多人向慕我国历代书法遗迹。当年潘先生在书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有预见性的，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鄙见，未必审当，幸请海内外学者专家加以指教！

　　沙孟海(原载《新美术》198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