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称呼

    《梦梁录》中所述那些卖百货的，其中一个行当就是“纸马铺”，这与上文所述大理某些地方的纸马铺应是一脉相承的了。
　　由此可见，所谓“甲马”仅是“纸马”群中的一类，有它专门的作用意义。
　　局部地区的称呼不能代替全国性的称呼，北京、山东、江苏、河北等地大都称“纸马”。
　　所以，笔者以为云南有关学术界对此也应统一称呼，以避免名称上的混乱，何况云南各地民间也确以称“纸马”为主。

民间宗教迷信的工艺活动

　　云南纸马分布很广，至今仍或明或暗地印刷出售，以供农村群众及一些市镇居民的宗教信仰所需。
　　一般农村青年女子（很少有青年男子）对手中待售的纸马用途略知一二，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她们从事这项买卖仅当作其副业的一项。
　　年纪大者或老者知识略为丰富，她（他）们能够讲解其中的一些内容及用途。有能念咒语者便是深通其道的巫师了，昆明地区称作“端公”、“师娘”。
　　这类人大多家中藏有木刻原版，亦是主要的印制纸钱、纸马者，并且又都兼擅其它的用于民间宗教迷信的工艺活动，例如剪纸、纸扎、面塑等。
　　以上所述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农村劳动者，以此为谋生的辅助手段，也有在某些地方的个别孤寡老人则以此为谋生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购买者都是有针对性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某一种，显然是宗教迷信的信仰者。
　　这些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使用并且懂得纸马含义的主要是那些沉浸于宗教迷信之中的人们，他们视这类物品与自身或家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

与落后有关

    云南纸马存在的情况与内地其它省份的纸马的情况不尽相同，据有关纸马的一些文章所显示，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纸马，都已成为历史的旧话了。
　　那么云南为什么今天还在如此兴盛地流传呢？大概这与云南地理环境闭塞，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某些民族地区的历史进程远远落后于国内多数地区的缘故有关。
　　即使在“破四旧“之后，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并未有根本的不同，而近来的许多乡村地区又都恢复了传统的风俗信仰。
　　云南曾有“天高皇帝远”旧说，偏僻的乡村中更对“现代化”知之甚少；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还没有某种新的意识形态“神”的权威去取代旧的诸神众鬼。
　　当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正在起着变化，现代农村的青年中已极少了解“纸马”为何物者；一旦今天的这些老人们走进历史，云南纸马也将大多成为遗迹了。

以汉族为主

　　云南纸马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除大理白族、楚雄彝族之外，都不用纸马作信仰的媒介。
　　云南汉族自汉代始从内地迁入，同时也带来传统的汉族经济文化。汉族文化的持久和固守力，在云南汉族中表现极为突出。
　　自明代以来，由于汉族大量移居云南，与各族人民杂居，汉族的经济文化广为传播，云南旧厅志、府志和县志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雍政，《呈贡县志》卷五：“呈贡自前明以来，汉人始多，民间风俗几同中土”。
　　康熙，《澄江府志》卷五：“除夕饮分岁酒，先少后老，二更迎灶，围炉守岁，烧爆竹马以逐祟”。
　　康熙，《永昌府志》卷五：“汉以前，其俗不可问矣。其后渐通中国，习杂华风，俗亦渐改。迨明初徙南京人实永昌，则纯乎汉矣。”
　　汉族何时有纸马似不可考，但在宋代时纸马已兴盛，云南汉族则从明代初掀起移民高潮。他们从母地来时也必将旧时的风俗带入云南，其中包括纸马祭祀仪式。
　　在云南汉族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总的趋势。
　　白族、彝族民间流传的纸马，即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在接受汉族“纸马”的基础上，结合原有本地原始宗教观念上的民族神、地方鬼神，诸如彝族的“土主”，白族的“本主”“大黑天神”“邓赕昭、柏节夫人”“小黄龙”等等，逐步形成有其民族特色的纸马。
　　而云南各地汉族纸马，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的信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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