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统治时期（1723--1735年），正处在请王朝康、雍、乾三朝盛世之时，他不仅是一位促进清前期社会发展的政治家，而且就当时的官窑陶务而言，也使制瓷业在景德镇御窑厂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的御窑厂继承了明代官窑的生产方式，皇帝派官督理陶务，实行御器生产专供宫廷使用的政策，将瓷器的生产数量和制瓷工艺提高到了又一个历史的巅峰。雍正官窑生产的瓷器不仅胎质细腻，釉色莹润，而且色彩绚丽、雕绘精工，无论是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粉彩等，还是五光十色的单色釉，都为宫中的生活与陈没提供了大量的陶瓷器皿。然而这些名贵的宫廷瓷器的出现，其原因，除了雍正帝采取了有利于瓷业发展的措施外，促进这时陶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因条件，是雍正皇帝在位时曾颁布过一项"禁铜令"。该项禁令尤其在皇宫内廷体现较为深刻，这就从客观上转移了宫内对黄铜器的依赖，提高了瓷器在宫内的地位，并扩大了它的需求量。可以说，"禁铜令"对此时的官窑陶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清雍正仿官釉弦纹盘口瓶　　清雍正仿哥釉三牺盘口瓶

 

清雍正仿哥釉饕餮纹方壶　　清雍正仿汝釉牺耳尊

 

清雍正仿汝釉双耳尊　　清雍正仿汝釉贯耳六方尊

 

清雍正仿定窑白釉双鱼瓶　　清雍正仿定窑白釉盖炉

 

清雍正白釉石榴尊　　清雍正茶叶末厂官釉花浇

　　　　"禁铜令"产生的历史背景

　　雍正皇帝颁布的诸多政令中，有一项为保护钱法而颁布的"禁铜令"。雍正一朝虽挟圣祖康熙经济发展的余威，但由于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流通货币 --铜钱，而这时作为制币的主要原料黄铜生产却显不足，因而出现了"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雍正朝起居注》）的状况。众所周知，铜钱的铸造要有合适比例的铜和铅，才能保证质量，利于流通。清初康熙时制钱的比例是铜六铅四，质量较高；而到雍正时，由于铜材匮乏，只有用多加铅的含最去弥补，采用铜铅各半的铸造比例，使钱的铸字模糊，质量极差，给货币的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私铸之风由此日渐昌盛，以次充好，渔利其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当时出现的"沙板钱"中，铅多铜少并有多处小沙眼；另一种"锤扁钱"小而轻，两个才当一个，这些劣质钱中，每一千中掺上三、四十文便可以合法通行。黄铜原料的匮乏、私铸、伪造增多，便出现钱价高于银价的状况，从而给雍正一朝的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阻碍。

　　面对这种情况，雍正皇帝不得不通过政令禁止使用铜器，以此搜集铸钱的原料。雍正三年（1725年）御使觉罗勒洪特疏奏：欲杜私毁制钱之弊，必先加强铜禁。雍正帝命户邮等衙门议行。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户部建议：除乐部等必须用黄铜铸造的器皿外，一律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倘有再造者，照违例造禁物治罪；失察官员，买用之人，亦照例议处。雍正批准实行（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同年九月再下令，惟准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现有铜器一律要在三年内交清。十二月，雍正帝特谕京城文武百官满汉军民人等交售铜器。皇帝本人也亲自带头，宫中不用黄铜造物。从雍正皇帝的这些政令中我们不难看出，雍正四年时的"禁铜令"在京城及宫中影响很大：而且是自上而下地，从皇帝、群臣百官到平民百姓，部停止使用黄铜器。在如此大规模地收缴、禁止生产铜器之后，宫廷内大量的陈设器，祭祀器以及生活器皿又从何而来呢？这就必然要另外寻找其替代品大量应市以备其用。陶瓷器的生产，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相比之下铜器制造要比瓷器的生产成本高，又有与制钱争铜之弊，况且其艺术性和实用效果亦不如瓷器，瓷器因此就当作首选器皿在清廷及京畿各地大量出现便势在必然。为此，我们可以从请宫内大量的官窑藏瓷以及历史文献中窥视一般。

　　　　应运发展的官窑陶务

　　雍正时期，由于颁布了"禁铜令"，清宫内廷各类黄铜器皿的数量相对减少了，其替代品瓷器的需求也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综观雍正年间的瓷器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当然这与督陶官的尽职尽责，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当时的生产情况是，雍正四年（1726年）即雍正帝颁布禁铜令的同一年，八月十七日年希尧被派任淮安关。转年正月，年希尧到景德镇御窑厂视察，督导御窑厂的生产。《景德镇陶录》载：雍正六年复奉烧造，遗内务府驻厂协理以榷淮关使，遥管厂事，政善工勤，陶器备盛。"一岁之成，恒数十万器"（《重修浮梁县志》）。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是简单的巧合，而是雍正四年颁布"禁铜令"后的必然结果。囚为这时宫内无论是帝后还是文武百官，他们的陈设、祭祀、生活用具都转向使用瓷器，这就要求御窑厂提供大批制作精良的上品瓷器以供御朝廷。正如唐英在《陶成示谕稿》中所说：余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帘金数万，而进圆、琢等项不下三、四十万件，率免麼帘误公之咎。乾隆五年，唐英为《浮梁县志》作序时，总结十多年来御窑厂生产的情况时又说：岁虽縻帑项几及万金，而所得之大小瓷器，则岁亦不下数十万件，间有巨作，亦从未扰民间，而器足以成。雍正十三年唐英在《陶成纪事碑》中更有详细的记载：一岁用淮安板闸关钱粮八千两（按照《现行总管内务府则例》规定：御窑厂烧造瓷器每年可以动支一万两），每岁秋，冬两季，顾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岁例盘、碗、钟、碟等上色圆器，由二三寸口面以至二三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十件，其落选之次色有六七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至于每月初二、二十六两期解送淮关总管年（年希尧）处呈样或十数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由此可见，自雍正帝颁布"禁铜令"后，每年景德镇御窑厂耗资之多，生产瓷器的数量之大，是前朝各代的瓷器生产无法比拟的。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御窑人：奉命造十五万九千件，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末毕工。经过十九年漫长岁月，被派造的二十三万九千件瓷尚未造完。这说明此时的御窑生产能力比以前增加了数倍。而且质量、品种皆优于前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雍正以后诸朝的耗资和生产情况。在乾隆初期经过一个暂短的生产高潮之后，在其后期生产费用较雍正时期削减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年约用银七千余两"这不是简单的经费削减，而是到乾隆时，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国内铜的供给比较充足了，因而解除了禁铜令。乾隆元年，户部尚书海望疏陈禁铜四弊，于是收铜、禁铜之令皆停，惟南洋私贩铜者有禁。在这之后烧造瓷器的银两逐代削减，嘉庆四年规定：统以五千为率；十二年春旨：著减半烧造；十五年重申：酌核工价不得过二千五百两之数。道光二十七年内务府奏准，嗣后每年烧造御器：所需工价银两，不得过两千两。当然这与朝政的每况愈下有关，但与铜的解禁也不无直接的关系。从以上清朝逐代削减瓷器烧造费用的情况看，雍正时烧造费用使用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当时宫廷中大量需求所造成的结果，与"禁铜之政"分不开的。从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一朝的瓷器质量、数量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正可谓十三个春秋，尽藏仿古采今之精华，实属一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