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艺术,为我国铜器艺术中的精典。中国的铜器艺术,包括红铜、青铜、黄铜、铜鎏金等。上古至隋唐前以青铜为主,隋唐后以黄铜及铜鎏艺术为主。因青铜艺术起源早、时间长、影响大,故本专辑以青铜艺术为主,个别内容兼及其它品类,以较全面地展示我国铜器艺术的渊源和发展。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金铜佛像
中国佛教的金铜佛造像依照语言和流行地区划分为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系统,其中流传地域广泛、影响最大的是汉、藏两系佛教造像。
汉传佛教造像——魏晋南北朝时期
金铜佛在中国佛教初传期称作金人或金泥铜像。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施造可容纳3000人的佛寺,于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像,这是中国立寺造像首次见于史载。随着古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印度显教期出现的犍陀罗、马土腊和笈多艺术,以及密教期形成的东印度帕拉、尼泊尔、斯瓦特和克什米尔等造像模式先后传人中国。北魏初期佛像就有较多的犍陀罗佛像痕迹,同时又受到马土腊造像的影响。佛的造型多为坐姿施禅定印,发髻呈水波纹状,通肩大衣薄柔贴体,衣纹走向呈u形或变形s状,与中国人物画“曹衣出水”的技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金铜佛也呈现出新的风格,其中以释迦牟尼佛坐像最具有特色,其额宽颊丰、鼻挺嘴小、大耳垂肩。身穿袒右肩式大衣,内着纹线细密的僧祗支,结跏端坐于四方台座上。光背为大舟形,由头光背和身光背两层纹饰组成,内饰化佛。这类造像流行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北魏迁都洛阳前的主导样式。北魏晚期佛像以龙门风格为主导,出现了形象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饰上的“褒衣博带”,可谓是清谈玄学的南朝士大夫的写照。西魏造像面庞丰同,体躯壮实,褶襞稠密。东魏和北齐的金铜佛,继承了北魏造像的某些样式。东魏承北魏清瘦的遗风,像身衲衣贴体,褶襞较为简洁。北齐造像身体修长,衣着轻柔而线条简洁,同时显示了向隋唐造像过渡的新作风。
汉传佛教造像——隋至宋辽时期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齐、北周的遗韵。佛造像广额丰颐,躯体敦实,姿势显得凝重呆板。菩萨像多是头戴花冠和发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倾,身体比例略显失调。璎珞颗粒粗硕,深垂过膝。缯带和帔帛在体侧低垂,缺乏动感。流行的铜鎏金菩萨像,身材修长,莲瓣状背光呈前拱状,上端尖锐,火焰纹浅显细腻,佛床为双重式四足方型,有的錾刻铭文。
唐代金铜佛在形体上以丰腴为美,佛头饰螺发,面庞及像身圆润浑厚,胸部可见肌肉凸起,天王力士像的肌肉感尤为突出。菩萨像以女性成熟丰盈的体态作为表现形式,多束高髻,上躯袒露,或斜披络腋,下着羊肠大裙。从胸部至腰际形成突出的弧线,并配以像身的外轮廓和帔帛的曲线,构成造型上的三折枝式,这是唐代菩萨像最流行的样式。唐代佛造像的衣纹起伏流走自然,特别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千座前的衣绉布排有序,繁而不乱,富于时代感。
宋代造像以写实著称,基本是依据世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来塑造佛像,当时最流行的题材是观音及罗汉等。此时的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头戴花冠或发髻冠,中嵌宝珠,并饰有繁复的蔓草纹;身披网状璎珞珠饰,衣褶宽大流畅,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佛像的衣着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内着V领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样式,这实际是将宋代僧人的衣着借鉴到佛像上。
辽代佛像在沿袭中原文化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而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佛像面庞丰圆,肉髻呈缓丘状,身着袒胸衲衣,下着长裙;菩萨像多头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较特别,束发披肩,装饰较宋地简洁。坐像上身挺拔,双膝紧收,而立像则两腿显得板直。台座均为束腰式,多见上部仰莲宽肥舒展,下承圆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现出一种权衡之美,有别于宋像。
汉传佛教造像——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三代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汉式传统造像虽然在承袭前代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已呈衰落趋势。明代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地造像又独盛一时,造型多头大身长,体态丰臃,传世品较多。明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特别是中早期造像,比例比较适中,身躯饱满结实,线条简洁流畅,丰腴而不虚,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和平简的外衣形成对照,富有整体感。清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颊丰颐满,弯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佛像大都是着袒右式衲衣,质地显得比较厚实。菩萨像多为汉式装束,服饰贴体而轻柔,衣纹和衣饰的刻画运用写实手法,真实感觉较强;只是在表现手法上显得纤巧无力,缺乏艺术感染力。
藏传佛教造像——西藏地区
西藏地接中亚和印巴次人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藏佛教艺术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虽然吐蕃时期的法王重视以本土审美标准塑造佛像,但从七八世纪至十二三世纪,西藏的金铜佛还是以模仿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外国作品为主,其中以克什米尔、尼泊尔风格的造像居多,人致在13世纪左右才逐渐形成了本土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高肉髻、颧骨略显高突、腭部呈尖状、阔胸高乳、细腰大臀等体貌特征,而对于猛相神则突出其凶忿的形貌和律动感。此外,造像的衣冠形式、莲座背光式样也趋于统一。
在选材与造型风格上,13至15世纪的藏西(阿里地区)佛像深受克什米尔和东印度造像的影响,多采用黄铜制作。面颊略瘦,额部较宽,五官深刻,细眉突起,眉弓处加刻阴线。发髻高耸,宝缯曲卷外扬,与身后飘逸的帛带纠结而成镂空的光背状,有的还辅以梁架起到加固的作用;还有的在璎珞钏镯、衣缘、台座覆布及眼白、眉毛等处嵌红铜、白银或镶松石等,一般不鎏金。17世纪后,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藏西造像所见稀少。以拉萨为核心的藏中地区,12至13世纪的佛造像主要汲取藏西、尼泊尔、克什米尔及印度的工艺技巧,明清以来义融入了汉地造像的艺术风格。传世的明代藏传金铜佛多产于藏中地区,特别是14至17世纪的写实技法空前提高,高僧的肖像作品比较流行。这一时期的造像普遍比例协调,五官端正优美,细部刻画生动,有的像身开设槽眼,镶嵌松石、珊瑚等,又喜在裙上饰以凸起的双籀纹,如绳链般缠于腿部,膝间露出的裙角,宛若倒置的折扇,给人以突出的印象。有些作品追摹明代宫廷造像。拉萨多觉边肯、扎什伦布寺及康区德格等地的金铜佛,都与永乐青铜塑像和东印度佛像的风格相近。
藏传佛教造像——藏东、内蒙及喀尔喀蒙古
除西藏外,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北京、承德以及蒙古的藏传佛像制作也颇为兴盛。以昌都为中心的川、青、甘等地制作的佛像最具特点,造型质朴,在风格和表现技法上颇受内蒙古和内地造像的影响,通称为藏东佛像。
内蒙古与蒙古的金铜佛多为清顺治至乾隆时期的作品,二者的风格既有区别亦有联系。内蒙古的造像面庞宽阔,双目平直,鼻若悬锤,颧骨突显,表情憨厚。冠饰及肩花大而繁复,又喜嵌松石、玛瑙和青金石。菩萨佛造像多戴五佛冠,梳葫芦形发髻,项挂长珠链多从两乳外侧绕过,缯带和帔帛呈祥云状飘于体侧。有些作品采用铜皮锤揲、分段接合而成,质地轻盈,鎏金略显稀薄,也有以金或银板锤揲而成。台座多为仰覆莲瓣,但莲瓣宽肥,轮廓迂缓,缺乏隽秀之气。内蒙古系统造像的产地包括呼和浩特、乌兰巴托以及北京、承德等地,国外学者又称其为内蒙古察哈尔式,即流布于呼和浩特、包头、集宁、张家口以至甘、青一带的造像式样。
蒙古是指清代漠北蒙古喀尔喀各部所在地区,其造像风格始创于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圣赞,世称“丹巴体系”。其祖型源自藏中风格,特征是面容端丽,上躯挺直,肩胸宽阔,腰部收敛,花饰精巧。佛像多穿袒右式大衣,菩萨下着裙,仍是不重刻画衣褶而使肢体突显的萨尔那特样式。有的裙部阴刻U形纹,并敲刻梅花点,结跏的双腿间露出扇形的裙角。菩萨像的装饰略多,胸前的长珠链大多从两乳外侧环绕,融入了东印度帕拉和尼泊尔造像的某些因素,端正中不失纤巧与柔软感。台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束腰不深的高台座,仰覆莲瓣交互排列,紧贴座壁,底边呈卷唇状.另一种是鼓形莲座,上敞下敛,莲瓣层层包裹,但多扁薄,这种台座是喀尔喀蒙古造像的特色。
藏传佛教造像——元明清宫廷
元代宫廷专门设立梵像提举司负责塑造藏式怫像,与制作铜佛有关的部门还有出蜡局提举司。尼泊尔、西藏的造型技艺传播到内地,流风所及影响了元代整个艺坛。元代藏系怫像虽然承袭了尼泊尔风格,但其面目已趋藏化,同时融入了汉地的审美因素和表现技法。菩萨像均袒上身,下着裙,璎珞颗粒较大。佛像面庞网满,肩胸宽厚,肢体突显,衣纹简洁。
明代宫廷造像,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直接以两减作品为模范,多用红铜以失蜡法浇铸而成。风格传承脉络清晰,同时又融人了汉地的审美观念和传统表现手法,只是更加铺张细节,浮雕珠宝密实镶边。原来在西藏所特别强调的凶忿形象,在内地也已经淡化了。在形象塑造方面,注重神情刻画,面部男方女圆,略带汉族人物造型特征。菩萨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态,身上装具制作精巧。莲座通常是圆形或方形两种造型,仰覆莲瓣上短下长,束腰内收成锐角状,主瓣问露出底层莲瓣一角,微微卜翘。莲座上下层各镶一圈精致的连珠,富而堂皇。这些造像多为中央政府赐赠减传佛教各派高僧的礼品,一般都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楷书阴识,对西藏金铜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时期,至乾隆时期达到了高峰,不仅摹造克什米尔、东印度帕拉、尼泊尔等多种风格的佛像,而且还雕铸了大量宫廷匠师设计的作品。这些造像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观呼图克图的直接参与下完成,台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以及佛名、部属等楷书阴识。造型端庄,面相宽平,铜质精炼,衣褶线条若行云流水,富于汉族审美品味,但已趋于程式化。据清宫档案记载,有的佛像并非宫廷所造,只是将进贡的佛像重新修整或刮去款识再加刻官款。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