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雕刻则是以圆雕和透雕技法为主。这种以圆雕技法刻制的器皿，大多是取竹根为材，根据竹的自然形状进行构思和设计，略施雕镂，使其成为或妙巧、或古朴、或精致，供人观赏的艺术品。这种因材施艺的创举，看似简单，实极难为。不仅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独创性，还要有极为高超的雕刻技术，两者之间必须紧密配合。嘉定朱氏三代也曾刻制过一些圆雕作品，如朱缨的“张国老骑驴”，朱稚征的“合和二仙”等，但这一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封氏家族。封氏是竹刻世家，世代相传多至五六代以上。在封氏家族中有名的竹刻家就有12人之多，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三兄弟，号称鼎足。他们继承了朱氏刻竹中的圆雕技艺，以竹根为原料，摹仿现实写生，所制作的器物多以新奇见胜，如模拟的梵僧佛像，奇形异状，诡怪离奇，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但他们刻的散花天女、采药仙翁、刘海戏蟾、布袋和尚等人物，却面部慈祥，神采奕奕，使人又有轩轩霞举、超然出涯之想。封锡禄和封锡璋兄弟由于技艺精绝，名声远播，被地方官推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被召入宫，在清官养心殿服务。

　　自乾隆、嘉庆之后，较为流行的是潘西风、方洁和邓渭等人的风格和作品。邓渭以薄地阳文之法镌刻名家诗词，潘西风以阴文浅刻在臂搁上刻绘山水、仕女图画，方洁用铁笔在扇骨、臂搁、笔筒上以阴阳凹凸、皴擦等手法，刻绘山水及人物小照。他们均能运刀如笔，心手相应，不露刀锋，在竹刻一门中有其过人之处。他们的这种雕刻风格趋势导致了时代风格的演变。因此，这时期，尤其是在文人的雕刻中，浅浮雕已很少见，那些精雕细镂，表现刀法的高浮雕、透雕、圆雕、陷地深刻诸技法，基本无人问津。那些动物形象的立体雕刻和置于几案上的高雅凹凸的浮雕笔筒，几乎没有人再制。虽然工匠的制品，以圆雕技法刻制的竹根人物和仿造前人所制的作品也不断出现，有些风格还较近似，但功力却表现不佳，雕刻粗糙，过于雕凿，显得十分匠气。

　　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凸出底面的刻法，多见于笔筒、香筒。高浮雕也可理解为一种下刀较深的平面阴刻，广义上说也是深刻浮雕或深刻透雕。

　　乾隆帝嗜好古器，于是各种质地的仿古器皿相继制作出来。在此期间，以竹根为材的仿古青铜器器皿和以金石碑体为主的书法、铭文，也在竹器皿上呈现。除了有艺术创作的雕刻家和文士雕刻家之外，还有众多熟练的工匠从事生产。那些仿古竹壶、竹卣、竹瓶、竹鼎，高浮雕山水人物笔筒、立体人物雕刻等，均也一反前人浑厚朴实的风格，而专以新奇为主，越刻越奇，越奇越精，奇妙之处胜过了前代。有一件出自清宫造办处工匠之手的竹根雕刻的“提粱卣”。作者借鉴青铜器纹样加以演化，改变为适合竹刻的纹饰，将造型美与装饰美融为一体。工细之处主要在于“平地深刻”的技法，而且所制的提梁是用直竹拗曲而成的，但却丝毫没有与器身黏合的痕迹，做工细致，巧夺天工，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竹刻自乾隆、嘉庆之后，风格从繁绮多姿变为平浅单一，镂空雕法与圆雕技法不再被普遍使用。虽然当时仍有蔡时敏做立体圆雕，庄绶纶做透雕，高浮雕也时有出现或被仿制，但都已渐渐被盛行的浅浮雕和阳文平刻所代替，不再强调造型和立体感。因为这种方法简单，更能直接在笔筒的平面上作画。竹刻的图案及题材大部分是直接取自名家的画稿，有的雕刻家直接与画家配合，出现了不是名画家的画稿不刻，或者不是名刻家雕刻不画的现象。在竹刻上为了以刀痕表现出书画的笔情墨意，他们一般多采用阳文雕刻技法，摹刻的书画达到了使人一望便知为某家笔法的境界。

竹雕十八罗汉山子
清
高35厘米
估　价：RMB 150000～250000

　　十八罗汉凶子分布在桥畔山隅，形姿多样，神态各异，巧妙的设计，娴熟的雕工，为作品增添光彩。

竹雕松山高逸山子
清
高10厘米
估　价：RMB 10000

　　竹根雕刻，松石林立如山，人物现于其中，工艺精美。下有底座。

竹根雕采芝老人
清
6.5×6.5厘米
估　价：RMB 3500000

　　作者巧妙利用一段偏欹的竹根，雕刻一采芝老人倚坐在山岩之上，身边的竹篮则装满灵芝。刀法圆熟流畅，所刻衣纹起伏皱叠流走自然，包浆亮丽。

竹雕踏雪寻梅笔山
清
长12.5厘米
估　价：RMB 40000～50000

　　竹雕笔山比较少见，此作采用高浮雕与透雕相结合的技法，依竹根自然形态，雕琢成器，更显设计的奇巧、制作的精妙。且踏雪寻梅的意境，表现了文人的情趣，是摆放桌案的难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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