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彩色11本

根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

编剧：刘恒

导演：张艺谋

摄影：池小宁、于小群、卢宏义

美术：曹久平

作曲：赵季平

录音：李岚华

剪辑：杜媛

主演：巩俐（秋菊）、雷恪生（村长）、刘佩奇（庆来）

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山村。

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为了在自家承包地里盖辣子楼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庆来一气之下骂村长“断子绝孙”；村长恰恰只有四个女儿而没有儿子，他恼羞成怒，一脚踢中了庆来的要命处，致使庆来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秋菊是个善良而有主见的女人，此时已有六个月的身孕，见丈夫被踢成这样，便去找村长说理。但村长觉得自己有理，坚决不肯认错。倔强的秋菊则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说她一定要给这件事找个“说法”。

于是，秋菊挺着大肚子到乡政府告状，李公安员听完秋菊的诉说，答应去找村长了解情况。

调解的结果是村长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但当秋菊去索要赔款时，村长仍不认错，并把该赔的钱扔在地上，让秋菊捡一下向他低一次头。好强的秋菊没有去捡钱，而是又踏上了告状的路途。

秋菊和妹妹带上家里的辣子做路费，一起来到几十里外的县公安局。县里的裁决同样也只明确了对村长的经济处罚。李公安得知此事，不愿事件进一步扩大，便以村长的名义给秋菊关去点心，说明这是村长向她赔礼道歉。但秋菊看出这一切都是李公安所为，她退回了点心，又拖着沉重的身子来到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的复议书基本维持了乡、县调解和裁决的内容，只是罚村长再多赔五十元钱。村长以胜利者的姿态把赔款交给了庆来，庆来不愿秋菊再为告状四处奔波，也不想得罪村长，便息事宁人地收下了钱。但秋菊忍不下这口气，又把钱退给了村长。

秋菊再次带上妹妹和辣椒来到市里。在市公安局长的指点下，她找到了律师，决定向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由于市公安局的复议书没有错误，秋菊败诉。但她坚持认为，村长踢伤了人不肯赔礼道歉就是错的，执意要找回这个公道。于是，秋菊又上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非常重视这一案件，派人来到村里了解情况，给庆来验伤，秋菊对官司满怀希望。

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情况十分危急。庆来万般无奈，只好去找村长帮助。村长二话没说，立即组织村民连夜踏雪冒寒，赶十几里山路抬秋菊去医院。

清晨，秋菊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全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秋菊也认为和村长的官司就此了结了。

正当秋菊为孩子过满月而举行酒宴时，传来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伤害罪对村长实行拘留的判决。秋菊冲出家门，试图拦住警车，让他们不要把村长带走，但未能如愿。一直追到村口的秋菊，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感到深深的茫然……

《秋菊打官司》上映后，被国内影评界评为1992年佳作的首位，并获得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故事片特别荣誉奖和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它与张艺谋以住的作品有显著不同：题材上，由传奇转向现实；形式上则由浪漫变为写实。这一变化来源于张艺谋的一种反省与自觉。他认为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意识的觉醒，大气且极具震撼力。但却忽略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叙述能力的修炼。于是，张艺谋希望在新作《秋菊打官司》中弥补这两点不足，看来他没有辜负对自我的期待。

影片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包含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的相互交织的大文化的主题：秋菊坚定地告状既有农民的执著，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知，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

在艺术形式和手法上，这部影片也显示了张艺谋寻求突破的诉求。第五代导演和张艺谋都的电影问世以来，大都以突出的形式感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把观众带入导演所设定的影像环境之中。这部纪实风格极为浓烈的影片看似没有强调形式感和视觉形象的冲击力，其实它的形式也同样是很极端的：全部采用实景、只用四个职业演员和一半的偷拍镜头，这是一种纯粹的纪实手法。但是，与张艺谋过去强调构图、用光和突出历史民俗的影片相比，《秋菊打官司》的手法和风格更具有一种内在性，因为它真正融入了叙事。而张艺谋显然不再完全依赖影像的冲击力，而是把从容的叙事和鲜明的人物展示在观众面前。

巩俐在本片中也展示了高水准的表演。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山村农妇，举手投足彻底融进了生活本身，在表演分寸的把握上完全切合了影片纪录式的总体风格，因而被舆论推为中国大陆最具实力的演技派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