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派总政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偕黄宗江、蓝茜两位到上海吸收一个一流越剧团去参加总政文化部即将建立的由十大戏曲剧种组成的大剧院。黄、蓝两位征得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负责人刘厚生的允诺，在上海7个一流越剧团中选定了成员年轻、阵容整齐的玉兰剧团。当时该剧团业务兴旺发达，徐玉兰参军遭到家庭反对。但徐玉兰出于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个人又维系着全团的前途和命运，就毅然决定冲出家庭包围圈投身革命。全团40余人于1952年7月25日离沪赴京。徐玉兰到北京后，首先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继而排演《西厢记》参加全国戏曲会演，会演未结束，总政文化部决定剧团下部队演出，去熟悉部队进行锻炼。于是剧团从北京出发经南京、上海，于11月14日到达杭州。1953年2月6日演到舟山，一路上边演出、边听英雄模范及志愿军的事迹报告，届时正值春节，原已决定回上海过年，2月8日突接总政急电“有重大任务，速回北京”。剧团马上停止演出，全团拉回北京，外出巡回演出4个月，回京无一缺席，受到总政领导表扬。
1953年3月，剧团由周恩来总理、萧华主任率领去大连、旅顺，为苏联红军撤出旅顺慰问演出。3月5日到达大连、旅顺，3月8日在大连对外演出结束，10日离开旅顺去沈阳慰问演出。4月5日去鞍山钢铁厂，听了当年日寇入侵的历史报告，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忱，并参观了曾称“阎王殿”的炼钢车间，使大家对组织纪律性的认识有极大的提高。
4月13日志愿军空军基地派人来鞍山钢铁厂接剧团去安东演出，徐玉兰、王文娟等面对鸭绿江萌生了入朝的意愿。她们向队长胡野檎提出要求，正巧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梁司令来空军基地邀请剧团入朝演出，剧团领导碍于未经请示不敢擅自行动，黄宗江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全团又人人打报告要求入朝。五人领导小组商讨后决定入朝，并向总政补发请示报告。于是1953年4月24日下午4时，“西海指”来4辆大卡车接全团过江。当晚到达目的地，就在“西海岸”指挥部的坑道里演出。志愿军指战员观剧时群情激昂，甚至有观众大叫“梁山伯不要怕，不要哭!你带着祝英台跑!”在坑道里6天共演出8场，观众达5600人次。
4月30日接到总政回电，电称：“同意总政越剧队到‘西海指’慰问演出，要保证质量，加强内部团结，认真向志愿军学习!”
志愿军司令部杨得志司令、杜平政委听到演出得到指战员上下一致欢迎，要求剧团去志愿军司令部演出，但剧团领导因未向总政请示，不敢认可，杨得志司令立即表示：“请示你们不要管了，电报由我发!”
5月3日上午出发，晚上到达志愿军政治部，杨得志司令、杜平政委、邓华主任亲来迎接，剧团被款待住苏联顾问的屋子。5月7日正式演出，5月9日接到萧华主任、陈沂部长来电：“同意在朝鲜慰问演出，受志愿军政治部领导，好好锻炼，为人民立功!”
5月19日，各兵团在志愿军政治部开会，三八线上一些军的干部在志愿军政治部看了剧团演出，十分欣赏，要求剧团上火线演出。去前线，要过元山封锁线，领导犯难，怕有人牺牲。但在队员们尤其是演员的坚决要求下，队领导决定去前线，于是在5月21日下午3时出发，过封锁线来了两辆大卡车，司机都是有经验的，大炮封锁了元山公路，炮轰之间只有几秒钟的间隙，司机就靠这几秒钟时机冲了过去，炮弹没击中，人未伤亡，司机高兴得大声歌唱，车上的人也兴奋地和唱，人们就在歌声中到达前线。
剧团5月28日进开城，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越剧队”。当时代表团团长为李克农、指导员为乔冠华、政治部主任为王永年。6月天气，朝鲜的白天相当炎热，剧团去36军演出时还穿着棉衣，36军首长见大家尚未换装，就每人发一顶单军帽、一套单军装、一双跑鞋，还发给每人一块印有抗美援朝字样的绸手绢。前线没有剧场，都在露天演出，上面张着草绳编起来的网进行防空，用长条红布围起来作为墙，飞机不断俯冲，炮弹不断爆炸，演员都提着一颗心演戏，直至飞机来多了首长命令撤退时才提着服装下台。祖国来了慰问团，但适应不了朝鲜-40℃的气温，又无战地演出的经验，就委托越剧团，代表赴朝慰问团为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演出。剧团接受任务来到咸兴南道的仁义州。仁义州靠近海边没有舞台，就用6张桌子或6辆车子拼起来当舞台，大家担心徐玉兰的靴子特别高会摔跤，徐玉兰说“我有草台班的经验，不碍事”。在仁义州演出3个月，既冷又饿，吃的都是生的，十分艰苦。-40℃的气温，演员手都冻得像馒头，水袖甩出去没感觉。嘴冷得张不开，“梁兄、贤妹”唱得像“刁嘴”（即结巴），海边大风刮得挂不住景片，除了上台演员，全团人马都全部出动压幕布，人叠人简直像杂技团。生活越艰苦全团越团结，演员们敲开冰块为舞美队同志洗衣服，演员们不畏艰苦在冰地上练功，一个个膝盖大腿都跌得紫痕累累。
在开城，越剧队为当地老百姓演出《梁祝》，阿伯基(老大爷)、阿妈妮(老大娘)等反应强烈，说朝鲜也有“祝英台”名叫“春香”，爱情故事与此相仿。正巧朝鲜话剧团来开城演出《春香》，徐玉兰、王文娟看后说：“这戏我们也可以演。”朝鲜南日将军得知后，立即派翻译安孝相来团帮助搞戏。安孝相特地从平壤国立图书馆找来十几个《春香》的版本，剧团派导演石景山带着这些版本到平壤与安孝相合作翻译剧本。朝鲜国立艺术剧院为此专来开城演出唱剧《春香》，并派来作曲、指挥、化装、乐队以及美术设计，还带来设计图纸，并教唱、教舞、教生活习惯等。剧目改编后改名为《春香传》，在国内演出时朝鲜还特派人员前来交流经验。
朝鲜停战以后，首件大事是交换俘虏，剧团全体人员担任了引导、登记、检查等工作。当时决定双方俘虏乘坐若干辆卡车每天在板门店交换，剧团同志看到我方回来的俘虏赤身露体、伤痕累累，情景惨不忍睹，敌方俘虏则衣着整齐，从两者强烈的对比中深刻感受到敌方的惨无人道，我方对之无微不至地照顾，才是真正体现了人道主义。
剧团完成了遣俘工作后，于12月要撤回祖国。从1953年4月24日入朝，经过了春秋冬，冒过了枪林弹雨，在朝鲜战场足足度过了100多个日日夜夜。当剧团回国消息一传出，房东们都依依不舍，有些房东还偷偷去厨房哭泣，第二天都忙着备酒烧菜准备欢送剧团回国。剧团自入朝后，与朝鲜老百姓朝夕相处亲如鱼水，房东犯愁时剧团同志不顾自己关节炎的疼痛为房东唱曲解愁。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剧团同志还省下自己的日用品让房东变卖筹款供他们子女上学。朝鲜老大娘更是暖热炕、守半夜地等她们演出归来。相互亲如骨肉的感情，已深深扎入两国人民的心坎。因此在出发时，村民几乎倾村而出，人人手擎点燃的蜡烛，直送到村外好远好远。总政文工团越剧队于12月24日全体成员一个不缺地回到了祖国。
剧团回到北京，得知周总理已决定送剧团回上海，全体同志都不愿离开部队，总政也想把剧团留住。于是萧华主任、陈其通团长偕同徐玉兰、王文娟两人去贺龙处，要求贺龙向总理说情，总理亲自找徐、王谈话，说：南方的花还是开到南方去，并说中央得到南方观众来信，责备总政把玉兰剧团关在部队里不放，出于无奈只好把剧团归还地方，并表扬剧团在朝鲜表现很好，并立了很多功(徐玉兰、王文娟荣立二等功、荣获朝鲜三级国旗勋章，徐慧琴、陈兰芳、顾妙珍、周宝奎、竺纪扬、李子川、徐杏桃、陈宝庭等立三等功，并荣获军功章)。徐玉兰、王文娟知已无法挽回，就提出三点要求：1、总政办的演出器材希望带回上海；2、剧团回上海后仍单独建制；3、胡野檎队长作为转业随团去上海。总理全部同意。剧团就于1954年初回到上海，划归华东戏曲研究院建制，成为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二团，所有服装灯光等器材一起带回上海，胡野檎随团任团长，玉兰剧团从军至此告一段落。
玉兰剧团在解放初期参军的史实，对越剧界(甚至全国文艺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她(他)们作为艺人出身的戏曲工作者，有幸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引导教育下，以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作指导，追求进步，不畏艰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正义事业服务，立功受奖；并在艺术上追求改革创新，颇见成效，为广大越剧界称羡和向往，促进了“三改”运动的开展，其影响是深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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