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书画家、篆刻家齐白石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更名璜，字萍生，号白石。“白石”是借用湖南湘潭老家村庄的名字。齐白石的艺术经历很有传奇色彩，诗书画印皆有建树，自认为“诗词第一，篆刻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

齐白石4岁时祖父教识字，8岁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并开始用毛笔描红。年轻的齐白石有一段时间做雕花木匠以维持生计。出于对艺术的挚爱，他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诗画。《白石自状略》云：“年二十有七，慕胡沁园、陈少蕃二先生为一方风雅正人君子，事为师，学诗画。”齐白石晚年有《往事示儿辈诗》云：“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此后他与黎松安等成立“龙山诗社”，共有七人，人称“龙山七子”，齐白石因年龄最长而被推为社长。从1902年起，齐白石出游陕西、北京、江西、广东和广西五省，七年间“五出五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长了很多见识，也积累了很多画稿。由此可知，他所走的仍然是传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路子。

和所有成功的书家一样，齐白石书法发展也有一个出入古贤门庭的学书过程。他说：“窃意好学者无论诗文书画刻，始先必学于古人或近时贤。大入其室，然后必须自造门户，另具自家派别，是谓名家。”齐白石早年学书启蒙于“馆阁体”，27岁时专临乡贤何绍基，不惑之年写《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而后以金农手札为范，此外还涉猎李邕、郑板桥和吴昌硕等。他在《学书自述》中说：“书法得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发神谶碑》得苍劲。”齐白石对他所心仪的书家都用心体悟，临池不辍，浸淫很深，不浅尝辄止，故均颇得神髓。他把前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道理体会得很深刻，曾言：“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模仿人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像不像。不要学习人家的短处，更不要把人家的长处体会错而变成了狂怪，因而就误入了歧途。”齐白石书法发展以60岁为界，在这之前，书法风格基本徘徊在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李北海和吴昌硕诸家之间。60岁后，齐白石的书法和绘画一样，。有“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创造。他的书法，一生中最 成就的是行书与篆书，但行书终生未脱李北海形神，篆书至死未跳出《天发神谶碑》藩篱。

齐白石篆书除直接取法《天发神谶碑》外，还受到《祀三公山》刻石的影响，无论用笔、结字都可以明显找到痕迹，结字大开大合，结体上变长为长方，疏密对比强烈，他对篆书的疏密形式把握能力在近现代书坛无人能出其右。

齐白石也是近代史中书印风格最统一的印人，篆书含有篆刻的构成意味，和篆刻相得益彰。其用笔改方起为圆起，改尖收为平出，转折加重顿笔，纵横涂抹，不与点画细微处斤斤计较，既有秦篆的雄强朴厚，又有以古为今的生气。由于白石为木匠出身，并擅篆刻，故腕力指力俱强，所以篆书整体气息剽悍矫健、气势雄伟。李可染说：“齐白石的字写得很好，力能扛鼎。”齐篆是继吴派《石鼓》之后独一无二的阳刚美的典范，后学者很难化出。齐白石“衰年变法”奇尽鱼龙变化，开拓出全新的美学境界，使篆书这个千余年来一直不很景气的书体在他手中变得生机勃勃。

研究齐白石，最关键之处是要看到他在诗书画印这四个相关艺术门类之间的吞吐，由此才能揭示其篆书的内蕴与审美价值。他没有沿着邓石如、吴让之和吴昌硕的老路走下去，也不同于赵古泥、萧退庵以及陆维钊这些同时代的书家，他把视点定在鲜为人取法的奇古恣肆、凌厉险绝，被称为“牛鬼蛇神”一类的《天发神谶碑》，从中采挹属于自己的美感表现。

齐白石的行草书得力于李北海，但不取其流美处，专从生辣处着眼，率真劲健，晚年参以《曹子建碑》，完全一派自己面目，基本上摆脱了何子贞和金冬心的影子，但有李邕神髓，比吴昌硕的迅雷之势更加猛利。他的行书，横画向右上耸，且较李邕更为夸张。实际上依笔者愚见，齐白石从吴昌硕和郑孝胥得法更多，而吴昌硕和郑孝胥无一例外都取法于李邕。郑孝胥书法字间的连笔比吴昌硕少一些，笔法结体变化上吴昌硕略见逊色，在气势上吴昌硕则略胜一筹。齐白石书法则介于二者之间，只是他有时行笔太快，一划而过，缺少蕴藉，而大起大落的甩笔出锋，又时显得单薄野气。齐白石生于晚清，书法观念上自然受到清人尚碑风气的影响，所以用笔上多侧锋方笔追求碑意，但在他中年乃至晚年时期的一些手札中透露出的清雅气息和秀逸笔调，则完全是帖牍书法的余韵。

齐白石在艺术见解上最推崇“独造”，并且身体力行。他曾说：“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古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独到处，如今昔人见之，亦必钦仰。”像他这样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人必定不会选择平正端庄的书体，所以很少能见到齐白石写平正方整一路的楷书就不足为怪了。他曾自负地写道：“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他所取法效法的像徐文长、金冬心和郑板桥一类的人物，都是具有反叛性的。李邕有句名言，叫“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这句话为齐白石所沿用，成为终身不二的金科玉律。他的楷书很少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他篆书风貌特征所决定的。从创作上来说，他的作品多夹杂隶、行和草的笔意。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和郑板桥又有声息相通之处，只不过郑所表现的是以行意为主，而齐白石以篆书为主，齐氏篆书实际上也是“六分半书”。

齐白石书法最难能可贵 的是其中的朴野之气，“衰年变法”之后的作品更映照着他的本心。在他眼中，艺术是生命，愿意用一辈子的时光来实践，艺术也是生活，因为他是以鬻字卖画为生的。这可从他的诗书画印和方行举止中进一步了解。他的印文中有“鲁班门下”、“湘上老农”和“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等语，这是一种异于“诗书传家远”的农民意识。他篆刻强调“昆刀截玉露泥痕”，反对磨削等人为的造作；他的诗歌有古民歌意趣，反映的都是生活内容；而他的绘画题材，也是亘古未曾入画的小花、小草以及青菜等。73岁那年他请人算命，说加上3岁可避灾星，并让后人在终老后将坟土堆大一些，以保佑子孙兴旺，如此等等，反映出他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性。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他表示“画不卖与官家”。为避免日伪人员纠缠，他在大门上贴出“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的告白——传统知识分子气节在齐白石身上就是表现得这样质朴和简单。说到底，齐白石从来都没有入仕的愿望，更没有入仕不能、隐居山林的逸情。

回顾齐白石的一生，他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他的勤奋——“晨起临池当早朝，长夜镌印忘迟睡”。最关键的是他有三个良师益友，一是王湘绮，二是陈师曾，三是徐悲鸿。没有他们，可以说是不可能出现大师齐白石的。对于齐白石来说，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在37岁时拜著名经学家、古文学家、诗人、湘潭名士王湘绮为师，真正走进艺术创作之境。第二个转折点是他55岁时为避家乡兵匪之乱，只身赴京，以卖画、刻印为生。如果蜗居湘潭，齐白石至死也不过是个地方书画家。初到北京，他并不一帆风顺。齐氏曾自述：“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艺术上遭受的冷遇和离乡愁怀痛苦交织在一起，亟待成功的艺术变革来排遣。正如他诗中描述的：“登高时近倍思乡，饮酒簪花更断肠。寄语南飞天上雁，心随君侣到星塘。”在陈师曾和徐悲鸿的帮助下，他最终实现了从木匠到人民艺术家的转变。